曾生，广东深圳市（原惠阳县）坪山镇人。1910年12月生于华侨家庭。1923年到澳大利亚读书。在海外的几年里他接触了不少海员，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国后， 1933年7月曾生升入中山大学就读教育系， 1934年由"中国青年同盟"骨干钱兴同学介绍，曾生参加了"中国青年同盟"组织。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示威大游行，震惊全国。中山大学也立即行动起来，爱国师生3000多人举行抗日大游行，打破了广州抗日运动沉寂的局面。广州的抗日运动，都是党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等团体组织发动的。12月30日，他们组织召开抗日大会，推举曾生为主席团主席。并立即举行中山大学的第二次抗日大游行，汇合了执信中学、广雅中学、中山大学附中等多所学校参加，总数达4000多人，沿途受到市民热烈欢迎。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运动，曾生连夜召开执委会议，决定1月9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曾生代表主席团，拿着话筒向群众作动员，3000多人的示威游行涌向市区，很快使参加大会的人数达到3万多人。广东军阀陈济棠大为震怒，对运动开始镇压，通缉曾生和钱兴等主要领导。广州市学生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不久，曾生到了香港，去寻找党的组织及进行新的战斗。

　　因曾生与海员熟悉，关系多，就到日本皇后轮船上当小工，船员知道他是受通缉的中山大学的学生，又能与船员打成一片，很受船员的尊重。

　　1936年上半年，中共北方局派薛尚实到广东，进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曾生回中山大学读书后，在王均予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丘金和叶盘生也由薛尚实的帮助接上党的关系。经薛尚实的同意，丘金为书记，曾生为组织部长，叶盘生为宣传部长。三人建立起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曾生一边在中山大学读书，一边还要兼顾香港"海委"的工作。

　　香港"海委"建立后，首先把中断了党组织关系的同志恢复关系，并把一批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群众和有工作能力的人吸收到党内来，大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丘金调去延安学习后，曾生接任香港"海委"书记。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惠州，向西推进，10月21日广州沦陷。鉴于国民党军队缺乏抗战的意志，估计东江地区将会很快沦陷，党中央要求迅速在东江敌后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抗日根据地。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责成在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立即组建队伍。周并请吴有恒、曾生俩人前来共商此事。曾生讲他是东江地区客家人，语言通，地形熟，人际关系多，有群众基础，同时，惠阳地区的革命斗争，一直是由香港"海委"直接指导的，家乡沦陷，自己回去开展斗争最为有利。廖承志认为曾生说的有理，便决定由曾生带领周伯明、谢鹤筹同志回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1938年7月，曾生和周伯明、谢鹤筹带领60多人，分批从香港回惠阳、坪山，与刘宣同志率领的60多人回到坪山汇合。成立了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曾生为书记，此时的主要工作是抓组织建设和扩大武装斗争，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动员了一批青年参加武装队伍，解决了部分枪支和经费，还得到华侨和港澳同胞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曾生回香港向廖承志和东南特委汇报工作时，廖承志指示，要向当地驻军提出给予公开合法名义，这对发动群众、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支持有利。经与驻军温淑海旅长的交涉，同意给予合法名义，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于1938年12月2日正式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为政委，郑晋为参谋长。有100多人，从此开展惠宝沿海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游击总队虽然成立了，因国民党驻军温淑海不负责供应军饷和枪支弹药，游击总队要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缝中，展开敌后抗日斗争，是很困难的。为了解决游击队经费不足问题，曾生动员母亲把家中赖以为生的10多亩地，先后卖掉。母亲有点儿舍不得，担心日后生活无着落，曾生便对她讲；"没有国就没有家，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没有老百姓的好日子过。等革命胜利了，人人就会有饭吃、有衣穿".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经曾生这么一讲，她就想通了。

　　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国民党设在惠州战区游击指挥香翰屏，处处限制游击队的发展活动， 1940年3月，广东国民党当局纠集3个师的兵力向我两部队大举围攻，部队连夜突围，向海陆丰转移，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经过一个月的行军打仗，部队减员很大，处境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大多数同志主张返回惠宝地区敌后战斗。6月初，梁鸿钧从香港带来由廖承志转来的党中央5月8日的电报，内容大意是："应大胆坚持敌后游击战，不要怕摩擦，从斗争中求生存。曾、王两部仍应回到东、宝、惠地区，在日军与顽军之间展开战斗".梁鸿钧、曾生、王作尧经研究，坚决执行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即速返回惠、东、宝东江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由于领导层的决策失误，造成东移海陆丰的挫折，曾生深感内疚和悲痛，虽然是集体决策，但自己应负领导责任。

　　根据党中央的"五·八"指示，广东省委为加强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力量，派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即尹林平），兼任曾生、王作尧两部的政治委员，把东移回到"惠、东、宝"地区的部队先隐蔽下来。1940年9月，由林平主持召开总结东移的教训和今后如何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会议。会后，以曾生开辟东莞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和以王作尧创建的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像两把利剑放在东宝地区。日伪军曾多次围攻和扫荡，均被两根据地军民击退，打过几场漂亮的胜仗，如"百花洞"战斗等战役，大大鼓舞了军民士气和抗日的信心。

　　1941年12月8日，日军兵分两路越过深圳河，突破英军防线，先后于12日和25日攻下九龙和香港。林平与曾生、王作尧等领导研究后向廖承志汇报情况，指示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41年12月7日，在重庆的周恩来发来电报，指示廖承志，迅速将聚居在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廖承志等研究后作了紧急部署，刘少文负责香港方面联络营救工作，林平负责布置九龙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连贯布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掩护地点和交通线；曾生、王作尧负责接应及转移内地的工作。

　　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并全市大搜查，逮捕抗日爱国人士。情况紧急，营救工作在紧张进行。首先把廖承志、连贯、何香凝和乔冠华等同志，通过水路，送达沙鱼涌，再护送坪山，曾生见到他们后才得以放心。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一批文化界精英20多人，由交通员带领，混在回内地的难民中进入深圳，再到龙华游击队总部白石龙村。营救工作历时6个月，救出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几百人。这一场成功的秘密大营救，得到党中央的好评。曾生曾在白石龙村教堂，接待了邹韬奋、茅盾、夏衍等10多位名人，庆贺胜利归来。在会上，他们对游击队大加赞扬和感谢。

　　1942年初，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召开白石龙会议，总结三年对敌斗争经验和教训以及部队军政建设的问题；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委、曾生和王作尧为副队长，杨康华为政治部主任。会后曾生带领游击队返回东莞大岭山战斗，控制了整个大岭山区，也减轻了阳台山地区的压力。

　　1943年，党中央指示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番号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并发布《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在成立大会上曾生和林平都讲了话。

　　东江纵队成立后，在东江地区四处出击打击敌人。曾生还把独立中队扩建成护航大队，由刘培任大队长，在大亚湾、大鹏湾海域及香港沿海地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线及消灭海匪等，开展海上游击战。

　　1944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东江纵队坚决执行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的义务，在开展营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也在展开营救盟军人员和国际友人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营救出国际友人100多人，营救出10多名被日军击落的美国飞行员。

　　由于对英官兵和美国飞行员的营救，提高了盟国对"东纵"作用的认识。美军派欧乐义博士到东江纵队司令部来见曾生，表示与我们合作建立情报站。林平向中共中央汇报此情况，得到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指示可以合作，由曾生直接与他们联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东江地区军民和全国人民一样欢喜若狂，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了。

　　为了揭露蒋介石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派毛泽东等同志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使国民党广东当局承认广东省有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存在，并在重庆与我们签订了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撤退有2400多人，撤退船只由美国负责。启程地点大鹏湾沙鱼涌，前往山东烟台。

　　1946年7月5日凌晨，各舰相继抵达烟台港，胜利完成北撤任务。党中央明确表示对北撤的部队采取保存华南骨干、提高干部质量的方针。曾生与其他纵队领导分别率领1000多人开到华东军政大学和华东党校学习。张云逸副军长向曾生交代派干部去接收莱芜战役解放过来的2000多名广西籍战士，准备组建两广纵队。1947年8月1日，两广纵队正式成立，曾生为两广纵队司令员，雷经天为政治委员。

　　两广纵队成立后，配合华东野战军参加豫东战役、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通过这三大战役，使曾生的军事指挥能力得到很大锻炼，为日后南下作战奠定了基础。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为了解放华南，两广纵队隶属第四野战军指挥。曾生和雷经天政委到达河北省西柏坡村，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让曾生和雷经天和中央首长一同进北平并会见四野领导，然后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两广的作战。

　　在进北平的火车上，周恩来还介绍曾生见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见了即问："你就是在广州冲省教育厅的那个曾生吗？冲得好！"1936年的往事如今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他甚为欣慰。

　　进入北平后，曾生被安排跟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到北平西郊机场参加阅兵式，场面雄伟壮观，心情十分激动。

　　1949年10月9日，曾生和雷经天率领纵队部分人马首达广东龙川，与粤赣湘边纵队汇合，指挥南路军参加解放广东的战役。

　　1950年初，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两广纵队部分指战员两次接受抗美援朝的任务。曾生于1952年春也到朝鲜战场考察学习。回国后，在叶剑英的提议下，调离广州军区转入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全系四个优等生之一。毕业后周恩来总理任命他为南海舰队第一副司令员。

　　1960年10月，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找曾生谈话说："你是广东人，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经省委研究，决定推荐你当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长。"当时，曾生毫无思想准备，内心很不想离开军队。但组织决定，只好答应先干两年再说，当借调，工资关系仍在南海舰队。

　　初上任的时候，正是中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曾生按照国务院"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精神，调整广州的经济工作。几年功夫，广州的经济状况好转。曾生因兼职工作多，用脑过度，曾一度头发都掉光了，人们曾戏称他为"光头市长".几年间，他为民办了几件事：白云机场扩建工程、水上居民迁陆和改造木屋区、爱群大厦的扩建和广州宾馆的兴建、珠江两岸的整顿改造、市内道路交通设施改造和建设、园林绿化建设、新建广州火车站、广州电视塔与人防九号工程等。为解决香港居民用水紧张问题，又抓了深圳供水工程建设。

　　广州毗邻港澳，处在对敌斗争的前线。曾生是负责抓市公安政法战线。1962年6月，坏人煽动说什么"英女王生日，边境开放三天"，致使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拥入广州老火车站准备到香港，秩序大乱，情况严重。曾生亲临现场，既报省委领导，提出军事管制，又劝解群众离散，使事态得以平息。除此之外，他还抓了市容卫生、发展体育、外事活动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接待过柬埔寨王国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越南胡志明主席、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浩劫给党和国家人民带来了一场灾难。曾生是一位惨重的受害者。1967年春，他被秘密逮捕押上北京，关押到北京郊区某团住地软禁起来。吕正操、张学思等同志也被关在这里。一年多后，他被转到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曾生被关在一间10平方米的牢房里，房内有抽水马桶和洗脸池。睡觉脸要朝着小门，不得随便翻身，晚上不许关灯。天长日久，脊椎变形，已成骨质增生，疼痛异常。这里吃的是咸菜、窝窝头，远不如当年国民党战犯的伙食标准。办案人员重复提审，追问最多的是东江纵队的发展与骆凤翔的关系，以及与盟军合作建立情报站的事情。他们反复逼供、训斥长达5年之久，提审三四百次。林彪、江青集团在外面又抛出东江纵队是"叛徒"、"特务"、"土匪部队"，造谣"曾生是大叛徒，是日本大特务".不管他们审问上百次，曾生的"口供"不变。

　　自1967年2月被关押以后，曾生和家人完全断绝了联系。时隔七年，他才与妻儿女相见。

　　1974年夏，曾生因长期关在监狱，身体受到摧残，十分虚弱，被送进了康复医院治疗。7月16日，是他重见天日的日子。专案人员到医院对曾生说："你的问题已查清，没有问题，可以由家人接回去了。"同年9月30日，曾生出席了周总理举行的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他高兴地见到了许多老同志，相互祝好，鼓励养好身体，争取早日参加工作。

　　1975年春，曾生调至交通部工作，任交通部常务副部长，协助叶飞部长工作。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交通运输事业和其他企业均遭到很大破坏。他协助叶飞抓企业整顿工作，对部直属企业分期分批进行整顿，建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初步解决软、懒、散的状态。克服派性、增强团结，逐步把生产搞上去。

　　远洋船队是对外贸易运输的主要力量。中央政治局批准叶飞提议买船的报告。曾生担任买船组长，想办法多买船是提高运输的主要办法。通过买船组同志们的努力，四处奔跑，多方联系及艰苦的谈判，共买了32艘船，从而壮大了中国的远洋船队。

　　曾生还兼香港招商局董事长工作，坚决支持袁庚筹建蛇口工业区的工作。不到三年时间，有300多家"三资"企业在此开业办厂，使"蛇口模式"成为全国最先改革开放的窗口，对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推动示范作用。

　　根据国务院指示，加强与台湾省两岸同胞往来和经贸交流，促进和平统一。曾生组织有关部门与台湾省方面多次进行协商，共同促进通航和发展经贸及海运事业。曾准备了一批客、货轮驶往台湾省各港口，但因种种原因，通航未能实现。

　　1988年夏，曾生从北京回到广州定居养老。他仍然关心着国家改革开放的发展。看到广东和深圳家乡的变化甚为高兴。平时，常有老同志和华侨及港澳同胞来看望他，有时也到革命老区考察。

　　1995年11月20日曾生在广州病逝，享年85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来唁电，悼念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原载《父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