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叶镛、袁裕、徐向前.
红四师是广州起义失败后撤退的主力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余部改编的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7年12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省委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起义武装浴血奋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被迫撤离市区。从广州撤退出来的革命武装，兵分几路：一路向西到广西农村战斗。这一路人马后来在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下，参加百色起义和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路向北到韶关附近，同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会师，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撤退的主力部队在叶镛（起义前任教导团一营一连连长、起义时被任命为一营营长，部队到达龙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袁裕（国平）（起义前在教导团政工室工作）的带领下，艰苦转战到达海丰、陆丰地区，为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保存起义部队、开辟革命新道路做出了贡献。
起义军中的共产党员以坚强的党性和历史主动性，将互不隶属的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叶镛、袁裕、徐向前（在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秘密指导工人进行军事训练工作）、唐维（教导团国民党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并主持日常工作，中共第四军教导团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人）等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余部及工人赤卫队、农军部分人员于15日撤退至花县，击退花县反动民团1000余人的围攻，汇合花县农军，乘胜拔掉民团盘踞的石岩塘、水渭、仙阁三个据点。花县各地的农民武装及农会骨干纷纷会聚花城，"农民群众不期而来者数千人，大杀豪绅地主，自己动手没收土地，要求革命的士兵和他们一齐去打反动乡村。"并带来物品热情慰问起义军。教导团和警卫团全部撤到花县后，与先期撤退到这里的由王侃予（中共第四军教导团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人，起义时任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秘书）、宋湘涛（黄埔军校学生第一大队长）、吴展（军校特务营营长）率领的黄埔军校特务营余部汇合。特务营驻地距广州市区较远，与广东省委的联络不够密切，省委决定起义日期提前他们也没有得到通知。12月11日下午，王侃予、吴展才获悉起义已经举行，急率特务营从黄埔军校乘船过江参加起义。第二天清晨赶至广州沙河瘦狗岭附近时，遭到敌军的阻击，伤亡很大，被迫往花县方向撤退。
广州起义总指挥部要求起义部队撤出广州的命令是匆忙下达的，起义军各部独自行动分别抵达花县，花县县委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与起义部队失去联系的广东省委，省委提出部队"目前活动的范围就是在花县、清远、韶关一带"，"非万不得已时不必超过从化、龙门、紫金而与海陆丰汇合。因为我党目前主要策略，就是要发动各地工农群众暴动，而不是集中所有的武装到某一个地方去保存或者与敌人军队作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且超过东江路途遥远也是易疲军队精力的".但由于联系困难，省委的指示没有及时到达部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唐维鉴于起义军余部以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分头指挥，给部队的统一领导带来不便等情况，与王侃予等人商量，提出将部队加以改编，得到大家一致支持。12月16日，起义部队在花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一间教室里举行党的会议，讨论部队的改编及今后的行动问题。会议依据广州起义前夕省委决定在起义军中"组织红军"的指示，因此在花县召开的这次党的会议在讨论部队改编时，决定将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家开会研究，如何给这支部队命名。红一师有了，是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的部队；红二师有了，是海陆丰一带的另一支南昌起义部队；红三师也有了，是琼崖游击队改编的。最后，大家确定我们叫红四师。"推选叶镛为师长，宋湘涛为副师长，袁裕为师参谋长。会议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选举产生了师的委员会，委员有：唐维、王侃予、陆更夫（第四军教导团政工室工作，起义时为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连长）、彭蓬、袁裕、钟友千、徐向谦（徐向前），唐维为师党委书记，王侃予为红四师党代表。下辖第十团，十一团、十二团等三个团。白鑫任十团团长，徐向前任党代表；赵希杰任十一团团长，缪云人任党代表；饶寿柏任十二团团长，陆更夫任党代表。从广州撤出的三支部队汇集一起，"共有一千四百四十几人。共产党员占百分之一二十，主要是国民党左派，即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人。"12月17日，部队集合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的操场举行了热烈而隆重的红四师（1928年1月，部队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4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将割据区域建立之军队，统一定名为红军）成立大会。这三支队伍是在与广东省委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自行改编为红四师的。花县改编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了王侃予、唐维、袁裕、陆更夫、徐向前等广州起义军中撤退的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历史主动性。花县改编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革命军队的基础，使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和同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的"三湾改编"、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的"赣南三整"在时间上相近，建军宗旨基本一致，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
红四师成立后，一方面进行休整，等待与朱德部队联络的消息，"部队下一步到哪里去？花县离广州太近，又靠铁路线，肯定不能蹲。有的主张去北面的韶关，有的主张去海陆丰。听说朱德同志的队伍在韶关一带活动，多数人主张去同他们会合。"部队当即派人前往韶关与朱德的部队联络；一方面协助花县县委开展各项工作，在部队的支持下，县委成立了花县苏维埃政府。部队三次派人去韶关，这时朱德已率部队向湘南行动，因而联系不上。部队在花县，虽说是休整，但每天都有地主民团来攻。12月18日，师部鉴于寻找朱德部队未果，给养又困难，地主民团的频繁骚扰和敌人的追兵很快赶到等情况，决定前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东江特委、农军以及南昌起义余部改编的红二师会合。这一决定是继秋收起义、南昌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寻找革命立足点之后，又一积极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在广州起义之前，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进攻长沙失利后毅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带领部队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进军，保存了起义部队，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南昌起义部队在南下广东受挫后，起义军的部分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在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城市，革命军队实难长期立足，而应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农村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朱德率领参加三河坝战役的南昌起义部队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农村，1928年上了井冈山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董朗率领潮汕地区失利的南昌起义部队突围到革命活动较早，群众基础较好的海陆丰地区和东江地方党组织、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武装会师，开始了共同创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其实广州起义部队撤退到农村，早在起义初期11日晚上召开的起义军领导人会议上就提出过，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估计到广州坚守不易，主张把革命队伍撤出广州，到农村去坚持斗争，保存实力。只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坚决反对而未为会议所采纳。教导团余部等在刚撤出广州后不久，也是"原来准备退到东莞、宝安，图与海陆丰联络".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大革命失败后广东境内发动以进攻城镇为目标的起义都失败了，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去战胜强大的敌人，全党都在苦苦的思索和探索。红四师领导人决定前往海陆丰农村去，反映了红四师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特点的初步认识。当晚，红四师撤离花县，经从化向海陆丰进发。
攻下海丰、普宁、惠来白色据点，扩大海陆惠普红色区域
红四师经从化，入龙门县城，接着绕道河源，南下入紫金，至1928年1月5日抵达海丰。转移途中部队的生活十分艰苦。在从化良口，部队向商人筹款，由于"秋毫无犯"，"结果人逃款无".过龙门县城时，部队召集绅士、官吏开会，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的宗旨，提出筹集军饷，一些人竟然溜走。东进路上部队还常常遇到反动民团的阻挠，频繁战斗，难于休整，在紫金县龙窝附近还与敌张发奎部李汉魂师打了一个遭遇战，"毙敌四十余人，缴枪三十余枝".部队在龙窝与前来接应的由南昌起义军改编的红二师一部会合。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险阻，红四师终于到达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
红四师抵达海丰县城，受到中共东江特委、当地农军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慰问。海丰是我党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彭湃的故乡。从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这一带发动过三次农民起义，影响甚大。海丰、陆丰两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海丰县境内各村的墙壁上写着许多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处处红旗招展，颇有革命气势。县城的墙壁，都用红土刷过，全城一片红。群众听说红四师是广州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像亲人久别重逢一样。为欢迎红四师，东江特委在县城广场上召开了一万多人的群众大会。特委书记彭湃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一是广州起义失败了不算什么，革命难免有挫折，有失败，失败了再干，革命一定会胜利。二是共产党领导穷人闹革命，要坚决消灭地主军阀，保护穷人利益。"彭湃富于鼓动性的讲话，以及广州起义部队目睹海陆丰土地革命所取得的成就，使这支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起义失败部队受到极大的鼓舞。
红四师到达海丰后，东江特委主持召开了全师第一次党员大会，总结了红四师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选举产生了新的师委员会，委员会由袁裕、白歆（鑫）、龙子仁、唐维、唐嵩、刘校阁和王若冰等七人组成，以唐维、唐嵩、袁裕为常务委员。同时东江特委对师的领导进行了调整，叶镛仍为师长，副师长宋湘涛因病离开海陆丰往香港，袁裕为师委书记，并代理师党代表。原师党代表王侃予调任东江特委军委书记，徐向前改任师参谋长。东江特委向新的师委提出，四师虽然已有三百名党团员，但仍需积极发展新党员，以增强党组织的力量。红四师、红二师和海陆丰革命武装的会合，大大加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力量。1928年5月，红二师参谋长王备在给有关领导机关的报告中说，红四师"共有千一百人，枪枝千零数十枝".红二师有官兵一千二百余人。从此，这两支年轻的红军队伍在东江特委的领导下，并肩战斗。
红二、四师会师后，东江特委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拔掉海陆丰四周白色据点，以扩大海陆惠普红色区域。会议决定红二师向紫金、五华发展，红四师向惠来、普宁方面发展。为此，红四师十一团等部队旋即开进陆丰县城，挺进上埔，清剿"白旗会"匪徒。1月16日，红四师一部和农军进抵大安石寨。叶镛率领红四师另一部配合农军击败博美的"白旗会"匪帮。残匪逃惠来百零。不久，该师在南塘、湖东等地农民赤卫队援助下，先后占领上沙、石碣、甲子、昂塘等地，击溃了陆丰的"白旗会"匪徒，巩固了陆丰革命政权。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1月20日，盘踞在惠阳、海丰边境的军阀陈炯明余部六百多人，由"海陆丰守备司令"蔡腾辉率领袭击海丰赤石，焚劫村庄，并进犯梅陇。26日，红四师十团奉海丰县委之命，和海丰县团队及梅陇、赤石农民赤卫队共两千余人先后发动五次凌厉攻势。这次战斗，"杀二百余人，俘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缴水机关枪二挺，迫击炮一挺，步枪五百余枝，子弹十五担。蔡部逃亡狼狈，在鲘门附近过港，又沉船四只。"海丰赤石之战是海陆丰苏维埃成立后最激烈的一次战斗，也是战果最为显赫的一次胜利。
红四师领导人叶镛、袁裕、徐向前等认为：必须向四面发展，消灭附近敌人，才能保卫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否则，固守一地，易遭四周敌人纠合围攻，则海陆丰革命政权难以维持。为此，彭湃、叶镛等于1月31日率领红四师十一团和惠来革命武装一起，分两路出击：一路攻昌寮，另一路攻果陇庄大泉地主民团。稍后，他们又根据形势，改变战术，决定把攻昌寮的部队调回，与普宁革命武装联合攻占了果陇，全歼了庄大泉恶霸武装。但是，在进攻果陇中，红四师十一团也损失很大，仅余一百余人。不久，红四师又根据中共普宁县委的要求，在当地群众几千人的援助下，占领了和尚寮。红四师的军事行动推动了普宁土地革命的发展，2月中旬，普宁县成立苏维埃政权，且每占领一个乡镇，迅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2月14日，红四师十二团、十团一部和惠来、陆丰的农军向葵潭守敌发起进攻，缴枪数十支，迫使钱大钧补充营及陆丰、惠来地主民团大部分逃走。但时隔数日，地主民团卷土重来。2月20日，红四师十团和农军再一次攻占了葵潭。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逐渐扩大，海陆惠普四县红色边区连成一片。
经过红军官兵的英勇作战，红四师占海丰赤石，普宁果陇、和尚寮，攻下惠来葵潭。与此同时，红二师也在北线打下了一些据点。红二、四师扩大红区的一系列战斗，使紫金、惠阳、海丰、陆丰、惠来、普宁六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了一片，对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命政权，发挥了重大作用。
开展反"围剿"，与敌浴血奋战，保卫海陆丰苏维埃
东江红色区域的逐步扩大，威胁着东江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调军舰封锁海陆丰沿海，开炮轰击海丰汕尾。敌第四、五、七军部分武装围攻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中央于2月22日指示中共广东省委，要求红二、四师应采取进攻的迎头痛击的办法扩大东江武装起义，在敌军逼近时亦不许发生过早的弃城入乡的行动。广东省委也致信东江特委，强调"海陆丰割据之政权，是中国土地革命唯一的最伟大的成功，关系全省乃至全国的视听者甚大。海陆丰如果被敌人占据，是革命运动的一个大的挫折".为此，东江特委制定了反"围剿"的措施，决定红二师五团回海丰防守，四团视情况流动于紫金炮子及海丰公平。红四师十一团仍留在普宁三坑，在陆丰甲子和惠来的十团、十二团于必要时再回海丰。这时，红二、四师全部兵力已不足千人，经过征战，部队已疲惫不堪，战士缺衣少食，但为了保卫海陆丰苏维埃，在强大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两支红军部队分头行动，连续苦战。
在强敌进攻面前，红四师五个连坚持在陆丰县甲子及其附近的惠来县葵潭，三个连在海陆丰附近的普宁，进行英勇抗击。稍后，当地劣绅杨作梅的地主武装强占陆丰县大安。红四师六个连同敌人激战于距大安七里的焦坑竹杆壁岭，有四十余人壮烈牺牲。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红四师则转移到可塘、亦坑，伺机歼敌。反动武装于2月29日占陆丰县城，3月1日占海丰城。至此，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失败。为了夺回海丰县城，东江特委决定由红四师一部联合当地农军抢占汕尾。3日，红四师和海丰东南部的农军数千人围攻汕尾之敌，敌人派4艘军舰输送军队，弹药增援，组织反扑。红四师和赤卫队被迫退却。汕尾之战后，红四师除留下一连在汕尾、青坑活动外，其余的连夜撤往陆丰金厢，后到大南山三坑，与徐向前率领的红四师十一团会师；在惠来，红四师一部于3月中旬向惠来县城守敌发起进攻。参加围城的还有惠来农军和群众近四万人。红四师和广大农军把敌军包围在城内，并对敌军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敌军。敌七十七团团长卓然被我军击毙后，敌军大乱。22日，红四师和农军攻下惠来城。3月下旬，建立了惠来县苏维埃政府。不久，根据中共东江特委命令，红四师在叶镛、徐向前率领下向潮阳县发展，红四师党代表袁裕则到揭阳县指导武装起义。
红二、四师频繁的与敌作战，部队越打越少，战斗力大为削弱。在潮阳、普宁的军事行动均不能取胜。面对危境，4月5日，东江特委和红二、四师师委召开了紧急联席会议，讨论部队的出路问题。会上部队的同志认为海陆丰南面靠海，东临平原，山也不大，机动余地小，回旋余地不大，主张部队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那里是两省交界的地方，山多山大，有较充分的活动余地，有利于坚持长期斗争。然而，东江特委的领导不同意，要部队回到海丰去。部队同志尊重特委的意见，会议通过了打回海陆丰的决议。5月3日，红二、四师发起了反击海丰县城的战斗。这次反攻海城，由于群众未能发动起来，红二、四师的行动又未能统一，致使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红四师与农军同敌激战1小时后退出县城，转移到山区。之后，驻防海陆丰的敌第五军第十六师很快就集中了三个团的兵力向红二、四师活动的山区频繁"围剿".敌军为了切断群众和红军的联系，施展"扫平千里赤地"的手段，把靠近山区的村庄，一个个化为灰烬。仅海（丰）陆（丰）惠（来）紫（金）4县，被屠杀的百姓就达1．8万多人。饿死、困死在深山的群众，无法统计。大批乡民流落外乡，远走南洋。"千里赤地"几乎变成了无人区。6月18日，董朗带领的红二师余部在陂沟被敌"围剿"，董朗负伤，牺牲的红军战士近百人。与此同时，红四师在白木洋遭敌袭击。当时，叶镛正患疟疾，藏于草寮内被敌人逮捕后牺牲。徐向前继任红四师师长，刘校阁任党代表，带领红军继续在海丰山区活动。
保存革命力量，撤出海陆丰，踏上新的征途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斗争环境异常复杂和险恶的局面，在海陆丰苏维埃失败时，红二、四师的部分同志提出了"出东江"的问题。广东省委从立即恢复海陆丰苏维埃，实现东江割据的格局出发，没有同意部队调往他处。不久红二、四师在惠普潮相继失败，军队的领导同志也主张部队离开东江，向湘粤边界转移，但东江特委从省委的上述思想出发，反对军队这样做。红军提出离开东江进行转移，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红军大多都是外省人，不懂东江一带的方言，不熟悉地形，地方党组织也由于遭敌破坏，经常转移，很难给部队以更多的帮助。"敌军整天搜山、放火、杀害群众，我们的处境日趋艰难，只好分散游击。人越搞越少，有的是战斗中牺牲的，有的是被敌人抓住杀掉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负伤没药治疗死去的，有的是活活饿死的，有的是被山洪暴发卷走的……。没有粮食吃，靠挖野菜度日"，"没有房子住，临时搭个草棚避避风雨，后来因怕暴露目标，连草棚子也不搭，净住树林、草堆；蚊虫极多，害病的同志不少，又没有药治，整天和敌人周旋。"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下，红军损失惨重，部队基本被打散。到7月份时，剩下"二师只有战斗兵二百几，四师还有三百几".党中央和广东省委对红二、四师官兵的处境十分关心。7月，广东省委两次给东江特委写信，提出部队要进行休整，指示分散在惠来、普宁方面的红军向在海陆丰的大部队靠拢。8月中央派陆更夫以中央巡视员的名义到东江了解红军情况。12月4日，陆更夫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尽报告了保留下来的红军的艰难处境，"第四师士兵（学生现在不到30人了）病伤的很多，是应把他们送出来的。"在彭湃调上海党中央工作后，广东省委也派陈郁为东江海陆丰巡视员来看望红军。他感慨地说："省委的同志只知道你们处境艰难，想不到难到这个地步！"他传达了省委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分批转移，保存力量乃是唯一出路。12月，省委鉴于幸存下来仍留在东江的红军处境过于艰辛，决定送红军离开海陆丰，经香港去其它地方工作。"红军的同志们经过长期的时间而现在多有病者，且现在经济上大为困难，省委经已同意送他们离开海陆丰。"并指示海陆紫特委要设法多给予帮助。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徐向前带领红四师部分人员离开海陆丰，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刘校阁转移到惠州时被敌人逮捕，壮烈牺牲。红二师董朗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工作。至1929年5月，红四师才全部从海丰等地区撤退遣散完毕。撤离东江的红军官兵"遣散的一百六十余人，送出的亦仅三十余人。"红四师艰苦转战最后失败于海陆丰地区，是一部威武悲壮的史诗，它虽败犹荣，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时任红四师师长的徐向前后来总结失败的教训为：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那个时候我们党还缺乏武装斗争经验，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红四师艰苦转战的历程，是广州起义的继续和发展，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对此中共广东省委给予了高度评价："红军第四师兵士，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继续为东江暴动血战，他们英勇的牺牲，是全国革命士兵之好模范。"正是包括红四师、红二师、东江特委和海陆丰地方革命武装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海陆丰地区的集体艰苦摸索、奋斗，为中国共产党人最终形成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贡献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来源：《广东党史》2008年第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