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烈士画像

汕尾海丰红军团红场内的彭湃铜像

　　彭湃是“农民运动先驱”之一，也是南昌起义的组织者之一，为人民军队诞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1927年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领导南昌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成立，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彭湃与恽代英、李立三任前委委员。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花厅，召开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彭湃作为广东代表出席，被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时还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委员（农工委员会委员还有李立三、李小青、董方城、陈荫林、郭亮；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宁汉反革命势力立即联合起来，调兵遣将围攻南昌。为避强敌，前委会决定：起义军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准备占领汕头，以便取得国际援助，以东江为基地，统一广东，再图北伐。8月5日，彭湃随起义军一道踏上了南下征程。

　　赣南宁都智擒敌探

　　1927年8月18日，起义部队到达广昌。此后，部队分成两路：第20军为左纵队走石城，第11军为右纵队走宁都，平行向瑞金挺进。彭湃随右纵队行动。在行进至赣南宁都的一个村落时，彭湃等部分农工委员会成员被安排在一个独立的大地主庄院中（农工委员会共约40人[1]）。院子很宽敞，可供几十人入住。彭湃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大家刚安顿下来，他便溜到院子外围巡查去了。凑巧的是，他一出院门，便发现一个陌生年轻人，行为鬼鬼祟祟的。彭湃不露声色，便走上前去和那个人攀谈起来。彭湃假装是混入起义队伍的人，那年轻人信以为真，居然道出了实情：原来国民党反动派除了调兵遣将围堵起义军外，还派出了暗探潜入起义军驻地，伺机进行袭击和破坏。当时敌探曾拟定了袭击农工委员会的计划，这位年轻人正是被派来刺探情报的。彭湃假称他能“里应外合”，将农工委员会成员一网打尽。年轻人自然喜出望外，把彭湃带入丛林里，同另外四个同伙碰面。其中有个领头的，左瞧右瞧觉得有些可疑，他便质问彭湃起来：“你果真愿意投靠我们？”

　　彭湃煞有介事，应道：“是啊，不然我到你们这里来干什么？”

　　领头的仍半信半疑：“既然如此，你快把你们大官的住处说出来！”

　　“看吧，我早就写好在纸上了。”说着，彭湃就向怀里掏去，可掏出来的是一把手枪，一下顶住那位领头的脑壳。彭湃大声呵斥道：“都不许动！快把你们的枪放下！”五个人都被这举动吓蒙了，老老实实交出了枪。彭湃将他们带到驻地，让人看管起来。

　　武平城郊巧应土匪

　　9月初，彭湃与其他农工委员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这一次走得很仓促，没有问明河流和沿途情况，也没有雇到当地船夫，只是租了两条船便顺流而下。水流湍急，河中到处横亘着巨石，大家难免有些紧张。驾船的人忙着用篙去撑，结果船没有撑开，人反而落水，连船上最好的一名撑篙能手也被甩入水中，幸亏水浅而不致殒命。这样折腾了约几个小时，大家便弃舟上了岸，来到了一片人迹罕至的地方。

　　大家又饿又累，无奈只得循着山涧小路，攀着树枝藤一步步艰难行进。天快要黑了，还见不着人烟。大家都觉得有点蹊跷，又不敢乱闯，索性就坐在路旁休憩。大约晚上十点多，大家极度困乏，却意外地遇上了几个过路人。忙上去打探，可是说的话又难懂。幸好队伍中有人会闽南话，才得知到了临近武平县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城和这个市镇都给土匪占领了，他们都是逃难出来的。

　　“那我们不是自投土匪窝里么？”彭湃自言自语，“真的吗？”

　　“还会骗你们不成？”过路人神色紧张地描绘起来，“这股土匪可凶神恶煞啊，你们这伙人要是进去就别指望出来啦！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试试看，我们逃出来时他们还在街上演戏取乐。市里的商人，都与土匪窜通一气呢。”

　　“有多少号人？”彭湃又问。

　　“大概三四百吧。”

　　彭湃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情：“土匪么，没有大不了，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马上就到了。”

　　等这几个人一离开，彭湃好像开玩笑似的说：“看来别无他法，我们只有单刀赴会啰，先进了市镇再说吧。”

　　大家决定扮成一支打前站的队伍：张国焘白胖胖的，颇有架势，他装扮成司令官；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进了市镇，就在街头一个鸡毛小店住了下来。彭湃操一口广东东江口腔，个儿不高，面儿黧黑，精神气十足。郭亮个子小，他在那里喊口令，嗓门虽小，声势却特别大。大家装扮得都很逼真。最后，郭亮催促着对店老板说：“你快去向土匪捎个话，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先头部队今晚就住在街头上，不进市里了，以免引起误会。”

　　店老板连连称是。土匪得到消息后，戏算是停住了，但明显加强了警戒。

　　大家买了点饭菜，便“狼吞虎咽”起来。当夜一点事也没发生。第二天一大早，当农工委员会整装待发时，土匪方面竟派来个向导。彭湃心想：“这些土匪，极有可能是霸占一方的自发农民武装。”大家也都放下心来，雇了两条船，便向上杭进发了。艰难的行军摧不垮革命者的意志，彭湃顾不上劳累，在他身上，始终充满着一股旺盛的革命斗志。他一下唱唱国际歌，一下又唱唱广东戏，连高语罕都称他是个“顽皮的孩子”，[1]大家要是跟他在一起，总能听到他的笑声和歌声，故他在军中享有“快乐之神”的雅号。群众都被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感染，大批青年人还踊跃报名参军。

　　9月10日，起义军先头部队进入上杭城。上杭县农民协会、商民协会纷纷组织群众沿街欢迎。彭湃在群众大会上作了演讲，他积极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深刻揭露蒋汪集团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军民团结起来。

　　三河坝唱起“空城计”

　　大部队在上杭休息了两三天，9月18至19日，起义军进入广东大埔县三河坝。三河坝因汀江、梅江、梅潭河在此汇合流向韩江而得名，又位居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四面崇山峻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2日，起义军大部抵达三河坝。前委召开军事会议，按照汀州军事会议的决定，实行第一次分兵：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领向潮汕进军。朱德率领后续到达的第25师和第九军教导团共约4 000人驻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掩护主力南下。

　　由于队伍拉得过长，当张国焘、彭湃等率领的革命委员会各机构到达三河坝时，起义军主力已到达距离三河坝300里开外的潮汕，而李立三、周士第所带的第25师约2 500人尚在上杭一带。此时，孤悬于此的张国焘、彭湃等正面临着四面受敌的处境：驻在梅县的敌军黄绍竑部有一个团已抵达距离三河坝仅30华里的淞口，可在短时间内发起攻击；三河坝镇上还有些民团正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接应黄绍竑部。情况万分紧急！彭湃正与朱德、张国焘筹划着对策。朱德则镇定的说：“不用紧张，我准备打着第九军军长的名义，向淞口方面派出警戒，并封锁了消息，让敌军不明白我们到底有多少人马。”

　　“时穷节乃现，危难见英雄”，彭湃的胆略又一次显现出来。

　　“那镇上的民团就由我来解决吧！”关键时刻，彭湃发挥着特殊作用。他拔出手枪验了一遍，迅速集合了十几个人的短枪队，准备痛痛快快干一场。张国焘则继续扮演“司令”角色：在一所大房子里款待着镇上的绅商，故作悠闲之态。

　　城里摆出了“空城计”。

　　彭湃深知潮汕、东江一带情况。早在大革命时期，他曾多次在这一地区组织领导农民开展斗争，为农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声望极高，当地人民都称他为“农民王”。彭湃不失英雄本色，十几个人在他的果断指挥下，快速出击，很顺利地将镇上民团缴了械，还抓获隐藏在镇里的十几个携带短枪的家伙，其中有黄绍竑的密探。两三个小时就控制住了三河坝。

　　朱德所带的那一排人，在离三河坝8华里的地方，即与黄绍竑的先头部队接触。敌军不知我们的虚实，向淞口方向退却。朱德乘势派出一部分兵力，对敌作虚装声势的追击。

　　潮汕积极支援前线

　　1927年9月23日，起义军主力攻占潮安。当时潮汕铁路未能通车，彭湃便立即动员农协会会员连夜配合工人修路。24日，控制汕头后，起义军成立了市革命委员会，赖先声为委员长，彭湃为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统一指挥潮汕工农武装，积极配合周恩来开展工作，千方百计安定社会秩序，从各个方面支援起义部队。他常鼓励大家说：“东江是革命根据地，群众革命觉悟高，一到东江，就像鱼儿到了大海一样，不必再担心买不着粮食，找不到挑夫……”

　　9月26日，贺龙、叶挺率领起义军主力向揭阳进发，彭湃与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28人随行，负责建立地方政权以及后勤等工作。此时，广东军阀陈济棠正集结三个师约一万五千余人扑向潮汕地区，起义军赴汤坑与敌接战，彭湃组织工农群众运送弹药等物资。我军初战获胜后，行进至揭阳县汾水村时，与陈济棠部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彼此冲突达十多次。当时，我方兵力约六千人，敌军兵力近两万，三倍于我。我军虽勇猛作战，但终未能击溃顽敌。遂改为夜袭，但因敌军有所防备又未获成功。起义军损失甚大，减员过半，且弹药匮乏，无力再战，被迫后撤。在与敌军浴血奋战中，彭湃亲临前线，全力动员。起义军撤离后，他又马不停蹄地组织农民自卫队员设法收容伤病员、转移武器，处理善后事宜。

　　10月3日，起义军退守普宁。在流沙镇的天后庙里，身染疟疾、发着高烧的周恩来召集紧急会议。会上讨论了中央关于领导人员分散转移、武装部队向海陆丰撤退的指示。因敌军进攻，会议中断，当部队行至离流沙才几里路的池尾莲花山时，突然遭到敌军伏击，领导机关被冲散，彭湃与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等辗转到陆丰。7日，彭湃根据党的指示乘船转赴香港。10月15日，在香港，彭湃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南方局委员身份出席了中共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不久，他从香港返回海陆丰，兼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缔造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作者单位：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