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赤带领小朋友们参观大营救文化纪念馆，讲述当年惊心动魄的往事。深圳晚报记者 崔晓丹 摄

　　「原文编者按」

　　74年过去了，当年惊心动魄的“文化名人大营救”，已经很少有深圳人知道了，只能从史书上找寻一段记忆。福田区水围村和龙华新区白石龙村，是当时大营救陆路线的重要驿站，约三分之二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从陆路线路转移。最著名的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夫妇、邹韬奋、丁玲等，这次大营救也被誉为“东纵抗战史上最伟大的抢救行动”。8月7日，深圳晚报亲子志愿者团“走进博物馆”活动，来到“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开启红色旅程，家住龙华新区的45位小朋友和父母走进院落时，不约而同感叹“原来历史就在我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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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围码头：大营救登陆第一站

　　在抗日战争时期，皇岗村和水围村本是一个村，隔着一条深圳河毗邻香港，当地村民经常往返深圳河两岸。

　　水围村因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通深港两地交通线的重要节点。本村小青年庄彭和庄福泽等人加入东纵游击队，在水围和皇岗一带秘密发展地下交通员，他们以下海打鱼作掩护，来往于新界、元朗、屯门一带，成为日后闻名全国的“大营救”行动的重要参与者。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由于香港一直以来的自由氛围，中国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从内地辗转香港，带来了抗战文化的繁荣。邹韬奋、茅盾、夏衍编辑了《大众生活》，范长江办了《华商报》，乔冠华、郑一声主持了“香港中国通讯社”等。

　　香港沦陷后，在香港的文化名人们，依然继续抗日舆论战。日军调转枪口对准爱国民主人士和抗日进步分子，开始在全香港进行地毯式大搜查，形势非常危急。

　　1942年1月，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要求他想尽一切办法，营救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使之安全转移到惠东宝抗日根据地。担当此重任的是东江抗日游击队，包括于1942年2月成立的由香港子弟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深圳市东江纵队研究会秘书长李建国查证史料得知，大营救主要路线有四条：东线，坐船撤到海丰；东二线，坐船撤到沙鱼涌；西线，经澳门撤往台山等地；中线，是最重要的一条线，就是走陆路，先从香港岛坐船偷渡到九龙，由武工队护送，从九龙走青山道，翻过900多米高的大帽山，到达落马洲，渡过深圳河，经水围一带，最后翻越梅林坳进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驻地龙华白石龙村。

部分文化名人在东江游击区合影。（前排右三为茅盾，三排右七为戈宝权）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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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营救：持续半年无人伤亡无人被捕

　　1942年1月9日晚，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在内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数十人，化装成难民，从香港铜锣湾登上一艘小艇，在数艘驳船的护送下撤离。拂晓时分，小艇趁着日军哨兵换岗之机，冲出湾口。天亮之时，他们在九龙悄然上岸。

　　1月11日清晨，数十位文化名人离开九龙，经荃湾、元朗，通过日军封锁线到达落马洲。夜，漆黑一片，水围村小青年庄彭和庄福泽等人，划着平日出海的虾艇，躲藏在水围村码头附近的草丛中，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直到河对岸出现长长短短的电筒暗号，他们才飞一般地抵达深圳河南岸。大营救活动在黑暗中悄悄拉开序幕。

　　在水围村，这些人休整几个小时就继续赶路，因为水围村毕竟还是日占区，离日军的炮楼非常近，只有不到一公里的距离。每日，这里有很多难民经过，日军起初以为这些人是一般的难民，却不知道是一帮文化名人从此撤离。1月13日，第一批文化名人顺利到达宝安羊台山抗日根据地，也就是白石龙村。

　　当时水围村还有人专门负责将香港运送回来的物资挑到梅林坳，再转移到白石龙。有时物资较多，便悄悄动员水围村可靠的妇女协助挑送。尽管一路上有武工队护送，但是风险仍然很大，一旦被敌人发现，追查起来，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大营救活动一直持续到1942年6月份，在这180天时间里，没有响过一枪，没有一人伤亡，也没有一人被捕，被誉为抗战史上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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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石龙村：800多位名人暂时栖身地

　　羊台山脚下的白石龙老村村头，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院落，门牌上写着“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旧址是一座天主教堂。在上世纪40年代，白石龙村是一个不足200人的小村子，800多名滞港的抗日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躲过日军搜捕，从香港逃离到白石龙村暂居，有的在白石龙村只待了十几天，有的待了一个多月。

　　大营救文化纪念馆占地2000多平方米，内部有近百年历史的白石龙天主堂以及修女房遗址、“胜利大营救”陈列室、3个并排的仿制草寮屋等遗址，展出文物140件（套）、文化名人相关书籍70余册，再现了被营救文化名人及爱国人士艰苦生活的情景。亲子志愿者团的部分家长说，家就在白石龙，自己经常经过这里，从来没注意到这座纪念馆。

　　馆长朱赤是江西南昌人，是龙华街道办事处党办退休老干部，经返聘来此当馆长。他带小朋友们在纪念馆走了一圈，讲述了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大营救往事，其中一草一木都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草寮屋是复原遗址，包括公木坑兵工厂遗址、草寮招待所遗址以及丫髻山后方医务所。白石龙天主教堂是一座白色建筑，高约3米，在四周楼房的映衬下显得非常矮小，里面保留了不少当年文化名人使用过的桌子和凳子。朱赤说：“白石龙村三面环山，当时村民都住着低矮破败的茅草房，天主教堂在当时是最好的建筑。”

　　朱赤指着展馆内一张黄忠元老人的照片说：“1941年，她担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交通员，现在已经90多岁高龄，仍生活在白石龙村。最近听说，她身体不好，就没敢叫你们采访她。”黄忠元老人的娘家住在香港元朗，受组织安排运送大批枪支从香港到白石龙。每支枪重7斤半，她一次挑上8支步枪，长途跋涉运回游击区。文化名人大营救中，她常常夜里在家煮饭，早上送到山坳草寮给他们吃。

　　这次大营救，使大批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免遭日军残害，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惊心动魄的营救也给左翼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茅盾、戈宝权、柳亚子、乔冠华等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撰写文章和诗歌，回忆并纪念这次营救以及在白石龙村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