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专家亲临授课为阳江市美丽乡村建设问诊把脉——
美丽乡村建设工作如何推进？11月27-28日，阳江市委组织部、珠海对口帮扶阳江指挥部联合举办了珠海阳江“美丽乡村建设”专题培训班，邀请了国内4位“三农”专家来阳江市作专题授课，给该市各级相关部门500余名领导干部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的讲座，为阳江市美丽乡村建设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罗必良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农业
“建设新农村，化解‘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从农村内部能够解决的，关键在于外部城乡矛盾与‘三根’问题。”27日上午，罗必良在以《新农村建设：历史、现实与方向选择》为题的讲座中，阐述了新农村面临着哪些难题，应如何建设等内容。
为什么要进行新农村建设？罗必良从其形成的历史及现实背景深层次剖析了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通过“三套马车”的制度安排，获得农业剩余：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人民公社制度。这种积累模式从多方面支撑着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推进工业化的计划，支撑了传统模式下的经济增长，但也遗留下了许多结构性矛盾。
城乡分割的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出去而滞留农村，加剧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过密化”和收益递减，使农村失去了许多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机会。
从宏观背景来看，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逐渐扩大的城乡差距。“城市通过‘地根’占地扩张、廉价土地出让，招商引资、追求GDP以扩大税基；再通过‘地根’与‘银根’进行圈地造城及土地融资，获取土地财政与政府投资能力；最后再通过‘劳根’，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同时约束外来劳动力的进城迁徙，‘三根’作用下，农村流失土地、青壮劳动力，又缺乏融资机会，农业变得边缘化。”罗必良分析，新农村建设的出路首先在于外部调整，要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城支乡；其次要进行内部调整，开展新农村建设。在政策方面，他建议实施有利于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城镇化，发展以中心城镇（特别是县城）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
罗必良指出，进行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农业，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罗必良详细解读了“崇州模式”。2010年起，崇州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鼓励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其重点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组织的发育，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由此形成的“职业经理人”及其试验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新的实践。 2014年初，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罗必良认为，这种模式值得推广和借鉴。
李昌平 (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中国乡村建设院院长，中国体改研究会研究员)：
以“内置金融”促进“三生共赢”
“农村建设始终要坚持以‘内置金融’为突破口的‘三生共赢’准则。”27日下午，李昌平在《以内置金融为突破口的新农村建设实践》的专题讲座中用独到的见解，结合自身丰富的基层经验和郝堂村成功实践，形象、生动地剖析了如何以内置金融为突破口开展新农村建设。
什么是“内置金融”？什么是“三生共赢”？李昌平解释道，“内置金融”，简而言之，就是农民主导的金融，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配套建立村社内部的合作互助金融。“内置金融”可以实现农民承包地等产权的金融资产化，既促进农民家庭经济、合作经济和新集体经济的发展，又有利于帮助进城农民有偿退出村集体，还有利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村民自治制度。与“内置金融”相对的是“外置金融”，即土地私有化和农村金融外部化，鼓励城市金融资本下乡，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金融主体“去农民化”，金融收益从农村流出。“三生共赢”则是指在一个区域的一切发展行为都必须能同时使自然生态得到改善，人民生活得到提高，经济生产得到发展，三者在时间和空间上实现共赢。
农村建设为什么要坚持“内置金融”而不是外置金融？李昌平表示，农民的主要财产就是土地，城市人群可以利用房产贷款，但分散的小农利用土地贷款的几率几乎很难实现。一是土地价值低，抵押贷款规模小，银行运营成本高。二是信息不对称，风险难管理。三是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农地、山林等，过于零碎，价值偏低，而且短周期内升值预期几乎为零。因此，在我国不发达的广大农村，“外置金融”有着致命的弱点，只有依靠“内置金融”推动农村发展，开展金融创新，用钱生钱，进而推进土地创新，增加土地价值，同时进行组织创新，增强组织化水平，才能真正地增强农村内生性发展动力。
讲座中，李昌平引用了郝堂村实验充分展示了“内置金融”对于农村建设的实用性。他介绍，郝堂村建立自己的村社金融组织——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社员出资入股，再把钱贷给想要发展养殖、种植、农家乐旅游等的群体，收取利息分红，实现钱生钱，帮助村庄养老、帮助村庄建设、帮助村庄发展。
李昌平还说，农村农业文明在逆城市化背景下有极高的消费价值，农村建设要适应逆城市化，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将农村农业服务业化；要内置金融是基础，建设有主体性的新农村；要建设环境、物产、产业、价值、制度、方法、文化、生活方式等可经营的新农村。
刘洪盛 (广东省委农办新农村建设指导处处长)：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丢了乡村特色
“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大拆大建，也不能照搬照抄城镇建设的那一套，要保持乡村自身秀美的田园风光、优秀的乡土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28日上午，刘洪盛在《以十八大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讲座中为我市美丽乡村建设提出具体建议。
刘洪盛首先从美丽乡村的内涵说起。他认为，美丽乡村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本质和目标是一致的，是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及注重社会和谐进步。根据农业部《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美丽乡村建设要达到：天蓝、地绿、水净，安居、乐业、增收。
尽管不少农村相对富裕，却仍然称不上美丽乡村。“农村建设 ”乱像“一片，没有指引，各自为政，有新屋没新村、有新房没特色问题突出。建筑风格风貌缺失，没有乡村特色和乡土气息。”刘洪盛根据具体调研得出数据：全省有71.24%的自然村没有规划。他认为，美丽乡村建设要重视农村规划，加强乡村古村落保护，保留其原汁原味的乡村风味。刘洪盛以增城市新塘镇西南村为例，讲述其蜕变过程。西南村整治过程中，注重保留村庄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传承农村的生态特点和传统风貌，营造宜居环境。按照修旧如旧原则，修复保护古建筑。整个村庄古色古香，整洁美丽，颇具特色。
在保留乡村原有特色基础上，刘洪盛表示，还可以挖掘乡村文化，如特色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生态文化、产业文化、祠堂文化等，高度重视对乡村文化的保护、利用，建立乡村文化展示平台：如村史馆、博物馆、举办文化节活动、主题公园、文化广场等，提高对乡村文化价值的认识。如新会，建立了陈皮博物馆；南沙区东涌镇大稳村，建立了村史展览馆。
美丽乡村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刘洪盛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阐述了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的重要性。据了解，“中国美丽乡村”计划，是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最早提出。安吉县委县政府提出用10年左右时间，把安吉县打造成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经过四年（2012年）的实践证明，安吉县“美丽乡村”建设，不但改善了农村的生态与景观，还打造出一批知名的农产品品牌，带动农村生态旅游发展，带动农民收入增加，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探索出一条创新的发展道路。
龚慧斌 (珠海市海洋农业和水务局副局长)：
统筹城乡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建设如何推进？28日下午，龚慧斌在《珠海幸福村居创建实践体会》讲座中表示，城市和乡村不能各自孤立发展，要在各级政府机构的统一管理下，全面统筹城乡建设，有效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龚慧斌从珠海幸福村居建设的历程入手，阐述并分析了不同时段农村建设的特点和不足。2009-2010年，珠海按照《关于打造名镇名村示范村带动农村宜居建设的意见》文件精神，开展了小批居村庄规划和名村建设规划，村居类型及数量有限，在此期间特别注重环境整治。2012年至今，珠海市以《中共珠海市委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创建幸福村居的决定》为指导开展农村工作，注重规划的可实施性，统筹城乡发展，农村产业、环境、民生等得到全面提升。珠海幸福村居创建为何能成功？龚慧斌介绍，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美丽中国”的精神及要求，2012年11月，珠海市委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于创建幸福村居的决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嘉亲自挂帅市创建幸福村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高度重视幸福村居建设。珠海计划用5年时间，通过实施特色产业发展、环境宜居提升、民生改善保障、特色文化带动、社会治理建设、固本强基这“六大工程”，对农村进行政经分离、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制度 ，全面推进幸福村居建设，在原来农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将珠海全市209个村居打造得更加富裕、更加美丽、更加和谐、更加幸福的珠海特色村居。
龚慧斌指出，农村建设首先顶层设计，即政府颁发相关政策性文件，在各级政府的统一管理下做好村居规划全覆盖工作，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分类进行指导。“政策设置时，尽可能将所可能遇到的问题，在顶层设计阶段解决。”龚慧斌说。其次，再依照相关文件、规划有序地开展建设工作，使村居呈现各自的特色。待建设完成后，开展公众参与、监督的村居管理，开展相关考核。龚慧斌建议，多参观、学习先进的农村建设实践案例，转变思想观念，才能顺利开展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