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借春霖同浣洗——杨应彬与郑黎亚
（2005年12月）

　　此文作于2005年12月，以兹祝贺革命老前辈杨应彬和郑黎亚钻石婚。该文发表于2006年1月的《广东政协》杂志。今年（2018年）是杨应彬和郑黎亚相识八十周年纪念，特将此文配上图片、解说文字（以蓝色字显示）及视频，以此来展示杨应彬和郑黎亚以革命为媒的传奇婚姻，揭秘中共特支那段精彩的历史画面。
        当年发表此文时，因受杂志篇幅所限，文章缺少鲜活的具体内容。此次通过增加的图像、解说文字和视频，填补了这些遗憾。

        杨应彬和郑黎亚夫妻恩爱终生，2005年12月，他们迎来了六十周年的钻石婚。

　　2005年12月3日，杨应彬、郑黎亚夫妇喜逢钻石婚，他们一家四世同堂，举家欢庆。杨应彬离休前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郑黎亚长期从事党务工作，离休前曾任广州市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广州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国民党部队高级指挥机关中的中共党组织内相识、恋爱和结婚，留下了一部婚恋的传奇故事。

             《战地服务队队歌》在召唤

        杨应彬1921年10月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5岁启蒙，读过3年私塾。他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高足，不到13岁便撰写了《小先生的游记》一书，由陶行知题写书名，1935年在上海出版，连续再版12次。

杨应彬（1921.10.20 ~ 2015.7.13）

郑黎亚（1919.6 ~ 2013.12.16）

　    下图，百侯中学师生合影。二排左一（着黑衣者）为杨应彬，前排右一为朱泽甫老师。1933年至1935年，受陶行知先生派遣，朱泽甫、程今吾等青年教师到粤东山区大埔县百侯中学任教，贯彻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生活教育思想，为国家、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北有晓庄，南有侯中”，百侯中学也成为与南京晓庄师范齐名的知名学校。

　　1934年暑假，不满13岁的杨应彬随百侯中学潘一尘老师到了上海。在这个大都市，他除了看到梦中那个有雄伟高大的楼房，有风驰电掣的车辆，有五光十色灯光的繁华街景，还看到了上海的贫富悬殊，看到外国人在上海的为所欲为，看到一二八松沪抗战遗留下的惨烈场景，这深深刺痛了杨应彬那颗少年的心。他把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一一记以日记，陶行知看到这些日记，亲自题写书名《小先生的游记》，送到儿童书局出版。由于该书里面提到了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一度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但解放前仍再版了十二次，在民间广为流传。2012年8月17日，杨应彬著作《小先生的游记》第十三次再版发行。

　　1935年秋，杨应彬在上海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左翼教联（即“新兴教育工作者联盟”），后被分配到陶行知创办的山海工学团工作。该团团长是地下党员张劲夫，工作对象是农友及农村失学儿童，用半工半读形式上课，经费靠陶行知募捐得来。许多知名人士都来演讲，如钱亦石、邹韬奋、钱俊瑞、薛暮桥等，冼星海也常来教唱歌曲。1936年6月19日，不满15岁的杨应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杨应彬加入了“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同年10月，他受党组织派遣，在浙江省嘉兴加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杨应彬等人一入队，就学唱由钱亦石作词、孙慎作曲的《战地服务队队歌》。歌词唱道：“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我们愿在枪林弹雨中，把身体炼成铁，把意志炼成钢，把大家炼成分不开的集体。以热诚励士气，以鲜血染征衣。努力！努力！动员全国同胞，争取抗战到底！”这首歌唱出了这批年轻人的心声，唱出了他们的坚强意志和牺牲精神，杨应彬等一批青年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上海市浦东抗日前线。
　   下图，1938年1月4日，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参加淞沪会战后在江山休整期间合影。后排左三为杨应彬。前排左五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的张发奎将军。照片中的中共党员还有（包括后来入党的）：杜国庠（前左七）、左洪涛（中左六）、刘田夫（后左五）、朱河康（后左四）、吉联抗（后左六）、沈振黄（后左七）、麦新（后右二）、吕碧如（中左三）、何家槐（中右三）、林默涵（中右四）、王河天（中右六）、孙慎（中右八）、石凌鹤（前左一）、方兮（前右一）。

　　1938年1月下旬，战地服务队在浙江省金华举行茶话会，招待从上海撤出的一个自费救亡团体，其中有两位女队员，杨应彬就是在这次茶话会上认识了后来成为终身伴侣的郑黎亚。同年夏，在武汉外围的阳新县，郑黎亚等人也加入战地服务队。1939年初，郑黎亚在韶关加入中国共产党。
　    郑黎亚是江苏海门人。1937年7月初，她以优异成绩考取北京大学。正当她办理入学手续之时，爆发了七七事变，紧接着又爆发了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面对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她毅然抛弃学业，急匆匆奔赴上海，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大潮中。
        郑黎亚先在难民收容所从事义务工作，在那里结识了金菊如、洪流、黄凛等几个热血青年。
        此时，郑黎亚的好友钱伟长刚好拿到去美国留学的签证。他急匆匆千辛万苦赶到上海，却没能够把订婚戒指交到郑黎亚手中。
        这时的郑黎亚一心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抗日救国，她与那几位抗日青年自费组织了一个青年抗日救亡团体，离开上海到内地开展救亡工作。
        钱伟长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期间，曾组织二十多人的“清华自行车南下宣传队”到南京请愿，后被武装押解回北平，他也因此赢得郑黎亚小妹妹的仰慕。
        钱伟长此番没能够让女友郑黎亚陪同自己出国留学，感到十分痛苦。1939年初，他经香港、河内到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讲授热力学。是年钱伟长与孔祥瑛结婚。1940年8月，钱伟长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留学。1946年，他学成毕业回国。
        以后钱伟长与钱学森、钱三强并称为中国科技界著名“三钱”。

        下图，1937年初夏，钱伟长陪同郑黎亚参观清华大学，并为他心仪的女友郑黎亚留影。

敌营十年建奇功

        战地服务队是抗战时期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上层机关内建立的一个特别组织，是应国民党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邀请而建立的。时任上海救亡总会会长的郭沫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会同上海党组织负责人刘晓、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动员一批进步的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和青年，于1937年9月25日在第八集团军组建了战地服务队。
        该队对内做国民党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外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服务队下设三个科六个股，共有四十余人，队长是钱亦石，他病重后由杜国庠任代队长。战地服务队有许多知名人士：如作家何家槐、林默涵，音乐家孙慎、麦新，戏剧家石凌鹤，漫画家沈振黄，马列主义哲学家杜国庠（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诗人王亚平、柳倩等。受周恩来指示，在服务队内设立中共特别支部，初期有党员十人，后发展到二十余人。左洪涛、孙慎、刘田夫、郑黎亚先后任特支书记。钱亦石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要做许多上层统战工作及公开工作，并负责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等，故不编入特支。特支直接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战地服务队是特支的外围组织。
　　1985年12月，四任中共特支书记合影于广州。左起：左洪涛、孙慎、刘田夫、郑黎亚。

　　1985年12月中旬，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在广州召集原中共特支成员举行座谈会。前排左起：左洪涛、刘田夫、吕璧如、黄凛、郑黎亚、吉联抗、陈遐瓒（党史工作者）、杨冶明；后排左起：方兮、沈丹凤、杨应彬、孙慎、刘树新（党史工作者）、胡提春（党史工作者）。

　   “文革”期间，杨应彬和郑黎亚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审讯、“谈话”、游街、做“喷气式”，以及吃不饱饭还要干重体力劳动等种种非人待遇。他们心里十分清楚，造反派整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整周恩来。他们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顶住压力，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并为此付出了失去五六年人身自由的代价。“文革”过后，他们才知道，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也一直惦记着他的这些老部下，当造反派到北京调查“特支”情况时，周恩来让邓颖超亲自写了证明材料。
        下图，八十年代，杨应彬和郑黎亚与老首长邓颖超合影。

　　战地服务队及特支的名称随着张发奎部队的调动及其番号的变化而改变。第八集团军于1938年4月调往湖北后改称第二兵团，1939年元旦调往韶关改称第四战区，抗战胜利后改称广州行营。服务队在韶关被解散，但人员仍留在司令部，有的担任长官部秘书，有的任长官部的教导员、指导员、副官，有的分到抗敌演剧四队和长官部同乐会工作。
       1938年6月，中央代表周恩来，长江局领导人董必武和博古等人，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召集特支成员开支部大会。针对许多同志不愿在国民党军队内工作，而纷纷要求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亲自为特支成员做思想工作。他介绍了张发奎的历史和作用，指出在国民党高级军事司令部工作的重要性和险峻局面，指出这是个重要战略据点，撤出来以后再想进去就困难了。他规定特支和战地服务队的工作就是要做好上层和基层的工作，团结广大官兵共同抗日。邓颖超专门接见了战地服务队中的三位女队员。
        特支成员在复杂的环境里和特殊的岗位上注意斗争策略，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在广大军民中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如开展抗日歌咏、演剧，成立救亡团体，出版抗日刊物，向青年学生灌输爱国思想等。
        同时，他们积极做好团结争取中上层人物的工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对张发奎采取支持、团结、促进等方针，通过工作关系影响其言行。皖南事变后，张发奎是国民党各大战区主官中惟一没有发表反共声明的人。
        特支还帮助左翼文化团体解决困难，掩护撤退；联络大批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为我党提供重要情报等。特支争取了第四战区长官部的一大批高级将领，同他们搞好关系，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有益的事。这些人有：吴石、陈宝仓（中将正、副参谋长，长期为我党工作，解放后在台湾被杀害），高若愚（中将高级参谋，办公厅主任），张文（中将顾问，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吴仲禧（中将军法执行总监，中共秘密党员，解放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励（军务处中将处长），黄和春（中将兵站总监），黄中廑（少将参事），麦朝枢（中将秘书长）等。
　　1946年奉上海地下党决定，吴仲禧继续留在国统区，从事军事情报工作。他先后任国民党国防部监察局首席监察官和国防部中将部员。临行前，吴仲禧与夫人王静澜在广州合影。

　　下图，1951年3月，周恩来总理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办公室人员合影。周恩来（前排左三）、张唯一（二排右一，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原上海地下党情报负责人，联系吴仲禧）、吴群敢（后排右二，吴仲禧长子，总理办公室秘书）

　　1985年12月，原中共特支成员在广州聚会，专程到寓所看望吴仲禧夫人王静澜（中坐）。一排右起：吉联抗、黄凛、郑黎亚、吕璧如、沈丹凤（座椅后）、方兮、左洪涛；后排左起：杨冶明、孙慎。

　　1995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萧克老将军（中）在家中接见吴仲禧儿子吴群敢（左）和吴群继（右）

　　杨应彬、郑黎亚同战友们一道，努力做好工作，注意隐蔽身份。他们曾在一个煤油灯下学习马列主义，又同在由张发奎任主任的游干班学习，也曾因工作分开两地而鸿雁传书，但他们却在一个战斗集体内坚持战斗了十年。1940年5月，杨应彬被张发奎保送到贵州独山军校学习了两年半，1943年冬，他又被第四战区司令部保送到桂林陆大参谋班学习。1944年8月，杨应彬在陆大毕业，分配到四战区司令部作战科当参谋，这为我党掌握更多的军事机密创造了条件。
　　1942年，张发奎把筹办四战区长官部子弟小学（窑埠街实验小学）的工作，交给了当时在志锐中学教书的原战地服务队的部分队员，中共特别支部有六位同志被分配去筹办小学，担任班主任和校务委员，并由时任中共特支书记的郑黎亚担任校长。这样，四战区长官部子弟小学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担任领导，决定学校大政方针的校务会常常就是中共特支的支部会议。

        他们根据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改编了教材，增加了抗战的内容，讲抗战故事，唱抗战歌曲；他们在高年班组织时事小组天天读报，分析抗战形势；他们带领孩子们参加课余劳动，挑沙为学校铺路、建球场、修图书馆；他们发动高年班的学生为窑埠街失学儿童办夜校，捐献纸张笔墨，还当“小先生”；他们介绍一些苏联小说给孩子们看，在学校开展学习“铁木尔”（类似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的活动，培养孩子们高尚的道德观念、健康的思想意识、分辨是非的能力，教育孩子们坚持团结、坚持抗战。

        窑埠街小学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四战区长官部、政治部军官的子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后来加入了中共，并成为中共的高级官员；一些跟随父母到了台湾的同学，后来也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担任台湾的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国防部长等要职，他们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年逾古稀仍奔走两岸，为祖国统一大业尽力。

        下图，志锐中学小学部教师合影。三排站立左二为郑黎亚。

　　1944年6月23日，志锐旅柳员生合影纪念

　　2008年，台湾原“国防部长”伍世文伉俪拜会老校长郑黎亚，窑埠街小学的几位同学也在座，这距他们上一次合影，已经过去整整64年了。
        下图右起：伍世文夫人、伍世文、陈淑仪、郑黎亚、吴群策、伍百年。

张发奎在婚礼上讲话

        为掩护同志撤退，也为自己能完成坚持的任务，党组织决定杨应彬和郑黎亚利用结婚的机会，搞个讲排场的像样的仪式，并邀请广州行营的一批高中级军官参加。当他们两人请张发奎作证婚人时，张突然问：“我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他们沉着地回答：“我们从小跟你出来打日本，我们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还不信任我们呢？我们两个都不是。”张发奎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并答应作证婚人。后因军统特务行营参谋长甘丽初自己要来当证婚人，张发奎则改为在婚礼上讲话。
       1945年12月3日，在广东迎宾馆礼堂举行茶话会，广州有一百多名大小官员参加了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婚礼。吴仲禧、李汉冲、高若愚等作介绍人、证婚人和主婚人，张发奎在婚礼上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回忆杨郑二人从小跟随他抗战八年，赞扬他们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大有作为，成绩斐然，还说了一些嘉勉的话语等。一些右翼分子见此，一时也不好捣乱。
        下图，1945年12月3日，杨应彬和郑黎亚在广州的结婚照，地点在今广东省迎宾馆四号楼。中排左起：林强华、杨应彬、郑黎亚、郭丽梅；后排左起：高若愚、官其慎、甘丽初、吴仲禧、李汉冲。

        抗战胜利后，杨应彬编辑了《广东受降记述》一书。该书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参谋处”名义编辑出版。
        第二年，杨应彬在夫人郑黎亚协助下，编辑出版了《八年抗战史料图解》，用图解配合文字方式演绎出八年抗战中的五十余场对日作战，成为铭记这段历史的珍贵史料。

　  《广东受降记述》由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作序。
        张发奎同共产党有长久渊源，他坚决奉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公开或不公开地“容共、亲共”，因而使特支和战地服务队能在他的司令部坚持达十年之久，而且最后全部安全撤出。
        1949年7月，张发奎移居香港。1980年3月10日，矛盾一生的向公在香港病逝。张发奎去世后，台湾的蒋经国特颁褒奖令，赞扬张“安内攘外、屡著勋劳”，对他居港三十年的评价乃是“执节怀忠、拥护国策”；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给张发奎家属的唁电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
        张发奎的家乡在广东省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又称风度村），这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山村。1992年深秋，张发奎将军的骨灰终于归葬于他家乡的青山绿水之间。特支成员刘田夫、杨应彬、郑黎亚同广东省其他领导叶选平、吴南生等都参加了张发奎的缅怀仪式和安葬仪式。

　　《八年抗战史料图解》一书由国民党广州行营参谋处少将处长李汉冲作序。1949年5月，李汉冲参加粤东闽西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李汉冲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参事、省林业厅副厅长。

　　下图，广东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杨应彬与夫人郑黎亚在广州会见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

智送情报胜利撤出

        1946年1月，军调部第八小组抵达广州。此时杨应彬在广州行营参谋处作战科分管兵力和驻地等情况，掌握了许多国民党意图打击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的阴谋。左洪涛以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的身份，在张发奎的同意下，以照顾第八小组的生活为名，与中共代表方方见面，并送出情报。
        经过数月的谈判斗争，终于迫使广东国民党当局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并达成了北撤协定。
        正当我军向大鹏湾集结，准备登船北撤时，杨应彬得知广州行营遵照蒋介石的密令，派部队在王母圩、葵涌一带准备对我军采取突然袭击，企图将我北撤部队“聚而歼之，一网打尽”。这时第八小组已经离开广州前往惠阳。杨应彬将此情报告诉左洪涛，他紧急找到民主人士萨空了，萨空了立即赶往香港，将此情报转告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尹林平马上通知方方、曾生等人，并同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随即，中共一方面在香港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一方面做好战斗准备，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计划，事后郑黎亚问杨应彬，说他和左洪涛这两天为什么那么高兴，杨应彬将此事告诉她，他们更深深感到“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

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

广东区党委书记、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

　　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向北平军调部总部及第八小组美方代表米勒上校报告，揭露国民党广东当局部队准备袭击广东中共北撤部队阴谋。1946年6月20日，军调部第八小组发出第197号备忘录，该备忘录由第八小组美方代表米勒上校签字。备忘录原文如下：“军调部第八小组致张发奎将军转一五三师：据中共代表方方少将六月十九日晚报告，一五三师自铁岗尾追粤北人员至横河，哨兵在望。三支组交涉亦不肯退军。如属实，望贵军即依北平总部停止冲突命令，撤离一天距离六十华里，以避免发生冲突。”

下图，东江纵队北撤地点——大鹏湾沙鱼涌

运载广东中共武装北撤的美国军舰

　　1946年6月29日，东江纵队等广东中共武装2583人在沙鱼涌登上美国军舰，准备北撤山东。第八小组中共代表方方少将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词。

        下图，东江纵队等广东中共武装北撤登陆到山东烟台后，受到当地党政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6年秋，左洪涛撤出特支。1947年夏，党组织从工作和安全方面考虑，决定他们俩也相机撤出。于是杨应彬向张发奎请长假，理由是一家老少生活困难，郑黎亚又要生育第二个孩子，自己想到南洋投靠亲友做生意。张发奎认为杨应彬是个人才，不能离开部队，不批准他的长假申请，但同意给短假，让他将一家老少送回老家。
        杨应彬、郑黎亚夫妇撤退到香港后，党组织派杨应彬到粤桂边区打游击，郑黎亚在香港从事妇女等工作。
        广州解放时，杨应彬任广州军管会的副秘书长，他率东江教导营进入广州，住在爱群大厦的三楼，而郑黎亚随华南工作团进入广州，也住进了爱群大厦的七楼，但他们都忙于工作，彼此间却全然不知。
        在建党七十周年之际，郑黎亚写了回忆录，重点记述了在特支战斗的十年。杨应彬赋诗曰：“硝烟炮火此生经，身上征衣带战尘。共借春霖同浣洗，春风得意马蹄轻。”

（此文发表在《广东政协》2006年第一期）

        2011年8月，杨应彬和郑黎亚被评为广东省十大金婚好夫妻。

　　2009年春节，杨应彬和郑黎亚四世同堂共欢庆

        杨应彬、郑黎亚两位老前辈最令人敬佩之处在于有始有终：人生有始有终，奋斗有始有终，爱情有始有终，高贵品质有始有终，近一个世纪始终如一。他们一辈子革命，一辈子向前，一辈子相爱，一辈子保持高尚的精神生活，这是最难最难的呀！

        2013年12月16日郑大姐黎亚去世，本人敬送如下挽联——
　　特支十年战略潜伏机警坚毅凭风骨
　　献身党建一生正气春夏秋冬绣华章

        2015年7月13日杨老应彬去世，本人敬送如下挽联——
　　荡敌寇，智勇驱虎豹，东风推浪天地阔。
　　挥笔墨，肝胆谱华章，红棉催春照碧霄。

        其实，这也是我对所有特支老同志们敬重之情的概括。

　　杨应彬和郑黎亚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记述者。在他们有生之年，曾撰写编辑了多部著作，回顾了他们一生的革命经历，给后人留下了真实、准确的史料。

　　歌剧《江姐》中有一个“绣红旗”的情节，就在开国大典的前一天，由原中共特支成员杨应彬导演了一场真正的“绣红旗”。
        1949年9月初，中共中央华南分局集中了一千多名领导干部到大鹏湾王母墟，成立了四个东江教导营，准备接管广州。原特支成员杨应彬奉命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参谋长一职，担任第二营营长。9月30日下午，杨应彬从香港《华商报》上得知五星红旗的制作图案，他立即指导几位女同志连夜按图裁剪缝制。10月1日清晨，东江教导营全体接管干部在大鹏湾王母墟驻地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随着太阳在南海海面冉冉升起，他们望着五星红旗在蓝天猎猎飘扬，个个都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我们为之奋斗了二十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开国大典临时改为下午3时举行。10月1日清晨在大鹏湾升起的这面五星红旗，成为新中国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里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杨应彬诗词：咏红棉

南海苍茫南岭矫，
东风怒卷粤江潮。
百年多少英雄血，
溅上红棉照碧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