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彬

1937年，红军驻西安联络处工作人员合影。后排左起：周恩来、云广英、张经武、孔石泉、叶剑英、曾国华、曾广梅（曾威）；中排左四张云逸，左七张文彬。

1938年，邓小平（左）与张文彬在西安的合影。

叶剑英、张文彬、童小鹏等。

　　张文彬（1910.7—1944.8），湖南省平江县人，原名张纯清。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了红军长征，任红五军政委、红七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等职，屡立战功。1936年调任毛泽东秘书。抗战时期先后任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1944年8月牺牲于狱中。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

　　奉命南下领导广东党建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文彬奉中共中央之命，于9月间抵达广州，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他不畏艰难险阻，往返于广州、香港之间。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同年10月，南委正式成立，张文彬任书记。
　　1938年4月，遵照中央指示，撤销南委，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被选为书记。他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使广东党的组织发展很快。到1938年5月，先后建立了中山中心县委、东莞中心县委、南顺工委以及南雄、韶关、惠阳等地中心支部，很多过去中共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县、市也相继恢复了党的组织。8月，他主持召开广东省委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广东党而斗争”、“为全省发展一万党员而奋斗”的口号。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到同年10月，在广州地区（包括香港）、潮梅地区和琼崖等地的党员人数骤增。从1938年到1939年10月，县一级党的组织机构在广东全省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并分别建立了东南、粤中、东江、西江、北江和南路等特委。

　　重视抓好统战工作
　　张文彬重视并善于做统战工作。他从实际出发。领导广东省委制订了“切实做好建立党的基础工作，团结余（森文）湛（小岑）左（恭）钟（天心）等，并以公开合法名义积极开展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工作方针。为此，广东省委派石辟澜、叶兆南、司马文森、黄新波、郁风等到第四战区司令官余汉谋的政治部第三组的上层机关开展工作，还先后动员了800多名青年（内有共产党员120名）到该部的政工总队工作，张文彬在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抗日救亡团体中做了大量工作。
　　由于以张文彬为首的中共广东省委正确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广东的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不少群众抗日救亡团体。如广东抗日救亡先锋队、广州市学联、香港学生赈济会、潮梅、惠阳、韶关、佛山、南路、西江等地大批群众救亡团体，名义上是国民党领导，实际上都接受了我党的领导。

　　与顽固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张文彬很重视武装斗争。1938年4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成立时，他就把军事工作问题提到广东省委议事日程进行讨论。广东省委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并决定各级党组织必须把建立民众抗日武装作为当前的中心任务。张文彬还提出了“党员军事化”的口号，号召党员学习《论持久战》和郭化若注释的《孙子兵法》，掌握游击战的战略战术。
　　1938年八九月间，张文彬去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春，他从延安南返时，经他向中共中央请求，中央给广东派来了梁鸿钧、李振亚、谢立全、谢斌、庄田等红军干部。他还把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卢伟良、邬强、陈志强调到东江游击队，派刘向东、严尚民等到吴勤领导的“广游二支队”去，把该部改造为我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194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委划为粤北和粤南两个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同年10月间，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直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张文彬任南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与书记方方一道领导粤北、粤南、闽西、闽南、潮梅、广西、江西、琼崖、湘南等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斗争。

韶关五里亭粤北广东省委旧址

　　翌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在各地逮捕、杀害中共干部和抗日群众。在险恶的环境中，张文彬与方方等迅速组建南委领导机关，建立南方电台中心，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他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把党的组织由原来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采取单线联系，党员实行社会职业化，开展勤学、勤业、勤交友活动。他深入到海南、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指导游击队的工作。
　　为了统一东江、珠江敌后武装斗争的领导，张文彬代表南委决定成立广东军政委员会，并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对部队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整编。这时，日军施展一套狠毒狡猾的诡计，他们疯狂扫荡我华北、华东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而对正面战场则暂时停止进攻，企图拉蒋、汪合流。因此，国民党顽固派调一八七师到惠州，纠合保八团、挺六纵队和4个支队共约七八千人，准备向我大举进攻。在这困难的关头，张文彬号召大家一定要“紧握枪杆子，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张文彬在香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一起周密布置抢救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的工作。他们先后在香港、惠阳等地召开香港、东江地方党组织和部队负责人会议，精心布置。经过努力，终于把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等七八百名知名民主人士和重要文化人从香港日军的严密控制下抢救出来，安全地护送到大后方，受到中共中央的通电表扬。
　　1942年5月下旬，江西省委遭到破坏，张文彬迅速带着机关向闽西、东江等地转移。途经广东大埔高陂镇时遇上叛徒郭潜（原是南委组织部长）及所带引的特务。终因寡不敌众，不幸被捕，被特务押解囚禁于江西太和县国民党监狱。
张文彬在狱中立场坚定，严厉驳斥国民党特务诬蔑我党的谰言，痛斥劝降的无耻叛徒，明确表示“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始终大义凛然，坚强不屈。
　　张文彬身患肺病，入狱后，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病情日益严重。敌人采取软化政策。承诺他只要肯转变立场，不但可以获得自由，还可给他治病。张文彬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嗤之以鼻，不予理睬。国民党中统局驻赣观察员、特种工作办事处总干事庄祖芳等特务头子，多次找他谈话，攻心诱降，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
　　张文彬在生命垂危之际，还十分想念党，想念与自己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他与廖承志关在同一所监狱。他最后与廖承志见面时，挣扎着起来对廖说：“我一生为党工作，坚信马列主义、坚信党，现在生命快到尽头，但我死而无憾。将来你出去时，请你将我在狱中的表现转告给党中央、毛主席。”1944年8月26日，他带着脚镣，用嘶哑的声音哼着《国际歌》同廖承志诀别。
　　狱中人员在检查张文彬的遗物时，发现他生前留下的一封题为《我誓死不能转变》的信。信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表达了“誓死而归，乐于就义，愿为江西人，尤其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革命儿女留此正气吧”的赤诚决心。
　　1944年9月初，张文彬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为张文彬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还在延安举行了小范围悼念活动。
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缅怀张文彬，在重庆红岩举行了追悼会。
　　张文彬坚定信念、对党忠诚的高尚品格深深地印在广大干部党员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