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国尧烈士，是广东省番禺县沥滘乡人，1913年8月6日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国尧的母亲祁氏，原是东莞县的一个农家女子，因父亲病故无钱料理后事，便卖身葬父，当了地主家庭的婢女，14岁时被国尧的父亲娶做第四房妻室。国尧年幼时，父亲便病逝，母亲因受其家族的歧视、凌辱而到广州谋生，她把一切希望都倾注在国尧这个独生子身上。国尧自幼刻苦求学，成绩优异。念中学时，他对祖国内忧外患深怀忧愤，经常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勉，立志要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4年春，国尧东渡日本，考进了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专心致志地研读马列主义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认真思考社会改革问题，得到该校进步老师的赏识。在日本留学三年期间，国尧在那位进步老师那里阅读了许多马列著作，又在郭沫若举办的学术专题讲座中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使他由一个纯朴的爱国青年，转变为具有初步马列主义世界观的人。他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彻底变革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在回国之前把山冈万之助的译著《史的唯物论》翻译成中文，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得了肺病，仍不止息。1937年6月，他回到上海后，即以康敏夫的署名，把该译稿送给神州国光社出版。‘同年7月，国尧从上海回到广州，正值中日战争爆发。他忧国忧民之心更切。当国民党发出通令征集留日学生开训练班．国尧应征前往受训，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二厅任少校参谋，从事国民军训的工作。这期间，他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取得联系，并于1938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被调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五政治大队第二中队当中队长。同年底从衡阳调到广东韶关，被指定为第五政治大队地下党的领导机构——中共党团的书记。国尧从广州大中学生集训团（集训地址在韶关）中挑选了六七十名学生到政治大队工作。不久，他从政治大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加强了党的力量。

　　1990年4月，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企图迫害政治大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讲步分子，因而该大队便宣告结束。国尧立即被调去参加由中共广东省委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国尧受党委派以地下党负责人身份到中山县第九区国民党挺进三纵队一支队梁伯雄大队搞统战工作，公开的身份是大队部副官兼中队长。

　　当时在中山县活动的国民党挺进三纵队一支队，由收编土匪队伍组成。支队长潘惠原是珠江三角洲有名的土匪头目，又是当地的地主土匪武装“民利公司”的头子，在中山独霸一方，但在政治上主张抗日，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有矛盾。为了争取这支队伍，党便派国尧到一支队工作。经过他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把该大队置于我党的控制之下。

　　国尧学识渊博，才干过人，但又谦虚谨慎。他治军很严，组织观念很强，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来严格要求自己，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处理问题果断。当时，市桥大土匪头子李塱鸡派遣伪兵包围挺三第一支队，同时秘密派出心腹与潘惠谈判，企图建立“互不侵犯”的关系。国尧得悉后，当机立断地派出一支精壮的队伍进行伏击，把李塱鸡派来谈判的一帮人全部消灭掉，给汪伪一个沉重的打击。

　　1942年初，中共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决定，在五桂山区建立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国尧负责与地方实力派头面人物做工作，使他们不抢占地盘和阻拦我们部队的活动，为更多的兄弟部队挺进五桂山区创造有利条件。最初，汪伪不知我军的实力和意图，驻翠亨的一个排伪军被我先遣队包围之后便投降了。国尧听取汇报之后觉得事有蹊跷，汪伪可能搞假投降，便立即把该排长抓来讯问。结果完全证实了国尧的判断。另一次，被我军收编的一个土匪排，由于吃不了苦，在副排长甘土旺的策划下，把我军从敌伪军中缴获暂时埋藏在沙滩里的两挺机枪偷走，准备搞掉我们的先遣队之后投降敌伪。国尧从失枪事件中机警地觉察到这个阴谋，从而粉碎了甘土旺企图叛乱的阴谋。

　　同年底国尧接受了新任务，调离五桂山区，回到他的家沥滘做地下工作。为了把抗日游击战争引向广州市郊，中共珠江三角洲党委决定组织挺进广州工作组，由卫国尧和卢德耀领导，在广州南郊沥滘镇建立秘密据点。国尧先行回家，利用尽人皆知的地主少爷、留日学生、国民党少校军官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进行公开活动，搞好各种关系后，把我党派去沥滘的同志以各种名义安置下来。

　　当时沥滘为臭名远扬的卫氏“十老虎”所把持，为首的是老六卫金允（大头允）。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十个兄弟，是一群杀人越货的土匪、流氓。他们凭借日寇的势力，独霸一方，还经常带领日寇围剿我禺南抗日游击队，群众恨之入骨。

　　国尧回沥滘后，采取了麻痹敌人、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为了打消“十老虎”的疑虑，便和他们一起“厮混”。国尧把组织上给他的五千元活动费，恢复了“怡和”碾米厂和开设了一间小小的文具店，自己担任经理，并兼小学校长，与卢德耀把沥滘的秘密党组织和情报站建立起来。卫国尧和卢德耀通过这些据点，在青年中组织了秘密的“青年学习会”，在农民中组织“关帝会”，在店员中组织“同心会”。他们利用这些外围组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游击队。

　　经过国尧等深入虎穴一年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之后，动员、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禺南游击队，为剪除“十老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43年秋，国尧和沥滘地下党支部讨论并经上级批准，制定了利用清明节拜山（祭祖坟）的机会“智擒十虎”的方案。次年清明期间，我广游二支队在沥滘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配合下，一举把“十老虎”中的八个“老虎”（老大、老二漏网）捉拿归案，并获一大批武器。“智擒八虎”的消息传开之后，附近24乡的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1944年4月，国尧被任命为广游二支队番禺人民抗日大队的大队长。他同政委郑少康、副大队长卢德耀一起，率领部队转战禺南一带，打击敌伪，威震四方。

　　1944年7月25日，禺南部队在离市桥24里的植地庄集结，准备袭击敌市桥据点，不料被潜伏在该庄的女汉奸何志英发觉。她冒雨前往市桥日寇警备司令部告密，鬼子马上调集了一个联队，连夜从四面包围植地庄。26日凌晨，我军经过浴血奋战，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军70余人。为了保全革命力量，正患着疟疾，发着高烧的国尧，与郑少康一起率领主力突围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