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

　　投奔红军

　　邓逸凡，1912年6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兴宁县水口镇峭峰堡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夏季，邓逸凡高小毕业，考入兴宁县兴民中学。10月，邓逸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公开称青年改造社）。邓逸凡在村里，帮助农民赤卫军送信、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和画报，号召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实行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1928年初，中共兴宁县委转移至水口镇峭峰堡村，并出版县委机关报——《红旗报》及其他宣传品，邓逸凡及其堂兄邓东浩等帮助印刷，分发至县属各地。

　　1928年1月，邓逸凡和父亲以及堂兄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县政府通缉。面对靖卫团的日夜搜捕，他的父亲和堂兄先后逃离家乡。不久，国民党军警到峭峰堡围堵邓逸凡。邓逸凡因事先得到情报，连夜转移到别处，使国民党军警扑空。

　　为避开靖卫团的搜捕，不满16岁的邓逸凡拜别祖父，带着大姐给他的20个小毫洋，披着蒙蒙夜色，离开家乡，开始了流亡生涯。他先到汕头市一家籐箱手艺工厂当学徒，后去澄海熬麦芽糖卖。每天赚三四毛钱，仅够维持伙食。秋天到了，天气逐渐转凉，邓逸凡和堂兄赶往潮州，想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以度过寒冷的冬天。

　　在潮州城，邓逸凡改名邓惠民，到一家刻印铺里当学徒。老板相当苛刻，邓逸凡受尽虐待。后来听工人都说老板剥削太厉害，邓逸凡便鼓动大家要老板加工钱，老板认为邓逸凡煽动工人，便把他开除了。

　　不久，邓逸凡参加潮安靖卫团，给一个连长当勤务兵。但不到两个星期，邓逸凡不愿伺候这个镇压农民运动的长官，托故请假退出了靖卫团，到国民党第五军（徐景堂部）独立团学兵连报名。由于他个头小被拒之门外，该连连长邱少郊，广东梅县人，听到邓逸凡也讲客家话，便把这个小老乡收留下来，并安排在他手下当二等兵。

　　1930年春，邓逸凡到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部警卫队当上中士班长。同年3月，邓逸凡被任命为代理排长，开拔临近江西的南雄、大庾一带布防，防止红军入粤。邓逸凡对红军早已向往，一到粤赣边界的中站街，他就带领全排20多人投奔红军。

　　艰苦岁月

　　参加红军后，由于邓逸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故被留在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当文书。1930年4月初，经支队政治委员李赐凡和支队党委秘书沈联雄介绍，邓逸凡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邓逸凡调任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此时，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开始了。邓逸凡调支队农民担架队任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反"围剿"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伤亡不少，抢救任务十分繁重。每次战斗，邓逸凡总是率担架队员们从火线上抢救伤员到包扎所，战斗一结束，立即转运伤病员到后方医院。在邓逸凡的带领下，担架队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

　　1933年6月初，调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参谋处任文书，专门做军事统计工作。长征途中，统计工作尤为辛苦，统计报告内容很多。邓逸凡尽职尽责，出色完成，得到时任军团长林彪的赞扬。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剿"，取得战略主动，部队常常每日强行军百里以上。邓逸凡除了自背行李物品、枪支弹药外，还得背着全师的统计资料，不堪重负，于是向上级申请免背步枪。可是，领导不仅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反将其视为"动摇分子"，令特派员进行监视。部队渡过金沙江后，邓逸凡所在支部召开党员大会向他展开斗争，又一次撤销了他的支部委员工作。没过多久，那个监视他的特派员逃跑了，被视为"动摇分子"的邓逸凡却背着枪支弹药、行李物品和全师的统计资料历尽艰难坚持了下来，爬雪山，过草地，直到长征胜利。

　　1937年8月，邓逸凡任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兼巡视团团长，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9月25日，参加平型关战役，经整日激战，第一一五师击毙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

　　1938年5月，邓逸凡调师教导大队任教育处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邓逸凡常常一个人在窑洞里读书、看报、抄笔记、写日记，有时还撰写理论文章，思想理论水平迅速提高。

　　1939年2月，邓逸凡调任第三四四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他协助黄克诚组织召开了全旅宣教工作会议，利用各种机会对部队进行教育。在邓逸凡的组织下，全旅的宣传教育工作有声有色，生动活泼。

　　1940年5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部署，邓逸凡所部等在黄克诚率领下，越过陇海铁路、津浦铁路到达皖东北。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进入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和原在该地区的新四军及地方武装统一整编为第五纵队，增强了华中抗日武装力量。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邓逸凡任纵队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底，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江苏海安正式成立，邓逸凡任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941年2月，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政治部以后方政治部为基础组建，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没有到任，7月11日后由饶漱石兼任），邓逸凡担任军政治部秘书长，担负了政治部大量具体工作。

　　为打破日伪军频繁"扫荡"和经济封锁，部队开展了自给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邓逸凡带头参加劳动，经常带领政治部机关工作人员在部队驻地周围，在机关办公室和宿舍前后开荒种田、饲养家禽家畜。农民出身的邓逸凡是种粮种菜的行家里手，他在自己的房前屋后亲自栽种的各种蔬菜和瓜果长得郁郁葱葱。

　　8月20日，美军1架轰炸机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击伤，12名飞行员分3批跳伞，最后跳伞的5名飞行员降落在盐阜地区。盐阜军民与日伪军激战两个多小时，牺牲4名战士，将5名飞行员从虎口救出。为了迎接5名飞行员，军部命邓逸凡负责接待工作。邓逸凡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让美国飞行员生活得好一些。他把自己的房子粉刷一新，让给飞行员们住，并送来了自种的瓜果，还负责召开欢迎大会，附近村镇的群众闻讯也纷纷送来鸡、鸭等慰劳营养品。当美国飞行员得知他们住的屋子前后长势良好的各种蔬菜和瓜果是秘书长邓逸凡亲手栽种时，都向他伸出了大拇指。

　　后来，邓逸凡派人把村头的一座大庙打扫得干干净净，隔成卧室、会客厅、餐厅、浴室等，还在墙上挂上世界地图和欢迎盟军战友的标语。美军飞行员搬来以后，感到非常满意。后来这5名美国飞行员都被安全地送回了大后方。营救5名美国飞行员的事迹，扩大了新四军在国际上的影响。

　　征战南北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四军军部奉命北移山东，并于1946年1月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的指挥机构。同月，邓逸凡调任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6月，全面内战爆发，国民党集中正规军58个旅约46万多人，分三路向华东解放区进犯。战争初期，邓逸凡协助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韦国清指挥了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等重要战役。1947年5月，第二纵队参加孟良崮战役，协同第七纵队坚决阻击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八师及第七军向被围在孟良崮山区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增援。13日，战斗发起，战至15日，第二纵队控制苗家庄、余家沟、五神堂、留田、前后草鞍子沟、磊石之线。为救援整编第七十四师，国民党军整编第八十三师及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七军各一部竭尽全力向第二纵队展开进攻，邓逸凡和纵队其他首长始终和全体指战员一起奋战在一线，指挥纵队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完成任务，保障战役全胜，激战两昼夜，使援军毫无进展。16日17时，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蒋介石哀叹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1948年11月，第二纵队奉命参加淮海战役。为了瓦解国民党军，邓逸凡组织纵队政治攻势指挥所，负责开展政治攻势和接待来降的国民党官兵。12月23日，天降大雪，整个战场白茫茫一片，包围圈中的国民党军官兵少米无柴，饥寒交迫。邓逸凡抓住有利时机，组织部队向国民党官兵散发由毛泽东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并根据掌握的情况，给被围的国民党军营以上军官每人都送去一封劝降信。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下级军官和士兵自动投降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第二八七团代理团长李振龙在日记中说："二纵的政治攻势真是无孔不入，他们连姓名、家世都很清楚，这样单刀直入的做法，的确令人害怕。"29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第九团第一营营长晏子良率领全营投降。20天的休整时间内，国民党军向纵队投诚的人数达1000多人。

　　1949年2月，第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军，隶属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邓逸凡任军政治部主任。改编后，邓逸凡随部队南下，于3月17日进至皖中罗昌河地区，以一个多月时间进行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4月20日晚，在总前委的一声号令下，第七兵团所属部队首先实施渡江作战，担任兵团第一梯队的第二十一军、第二十四军突击部队飞速登船起渡，在炮火的掩护下，向对岸突击。各先头部队渡江后，勇猛穿插，实行包围迂回，分割歼敌，至22日12时，胜利突破长江防线。

　　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被突破后，邓逸凡协同军其他首长指挥全军不顾疲劳，轻装疾进，乘胜追击，5月3日解放杭州，接着又解放了浙东、浙南等地区。

　　9月，邓逸凡调往南京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政治委员。此时，新的任务又向邓逸凡召唤了。

　　援越抗法

　　1950年4月初，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进行军队建设和抗法作战指挥，顾问团团长由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委员韦国清担任。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总队长梅嘉生担任韦国清的主要助手。

　　6月27日上午，刘少奇单独接见了韦国清和梅嘉生。刘少奇问起在干部方面是否还有困难时，韦国清认为，去了越南，他和梅嘉生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军事上，觉得还少一名政治工作方面主要负责的领导。梅嘉生推荐了邓逸凡，刘少奇与邓逸凡一块工作过，对邓逸凡十分了解，当即拍板同意。

　　此时，邓逸凡正在北京，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告诉他，已决定调他到总政治部工作，并要他先回南京搬家，到京后再分配具体工作。正当邓逸凡准备回南京搬家时，被刘少奇派来的同志接到中南海颐年堂。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当即商定，韦国清抓全面工作，司令部工作由梅嘉生主持，政治工作归邓逸凡负责。

　　当时法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占据了平原的大中城市，越南人民军以游击战为主。邓逸凡和顾问团的同志不得不和人民军总部一起连续转移，穿越密林中崎岖的山路，涉过滔滔的河流，有的地方甚至是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里人迹罕至却遍地蚂蟥、毒虫横飞。到了目的地安营扎寨，邓逸凡和同志们一起动手砍竹子、树木，再弄些茅草搭起一个小茅棚，用竹子编成了床、桌子和凳子，建成临时的办公室和寝室，里面挂着地图，摆着打字机，架着无线电收发报机，人们在临时建起的森林村庄里紧张地工作。

　　为了打开中越边界交通运输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 9月16日，越南人民军组织发起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运动战——边界战役。邓逸凡率政治顾问组同志与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及有关领导共同研究了战役政治工作的部署，帮助总政治局起草了战役政治动员令，阐明边界战役的目的和重大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夺取全胜。经过近一个月的激战，边界战役胜利空前，一举歼灭法军8个整营，毙俘8000多人，解放了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打通了中越边境交通线，越南战局从此发生了转折，越南人民军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由游击战转入运动攻坚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新阶段，开始掌握了战略主动权。

　　1951年12月，越南人民军举行和平战役。当时，韦国清、梅嘉生已回中国治病，邓逸凡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建议越方组织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大力开展游击战，以粉碎法军的进攻。越南劳动党中央和人民军总部采纳了邓逸凡的意见。至1952年2月，和平战役结束，人民军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法军2.2万多人，恢复和发展了敌后游击根据地，增强了部队和人民群众长期抗战的信心。

　　1953年9月2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在顾问团驻地举行授勋大会，胡志明主席亲自授予邓逸凡二级军功勋章。

　　至1954年3月，越南人民军包围奠边府法军已近3个月。为配合由苏、美、英、法、中五国及有关国家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向军事顾问团提出，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仗，以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为配合战役的开展，邓逸凡主持政治顾问组及时提出《在奠边府战役中政治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建议》，分析了冬春作战以后的胜利形势，指出部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邓逸凡还向越南人民军总政治局主任阮志清建议应设立军事法庭，对违犯纪律，贪生怕死，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者，给予审判法办。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在战役胜利后对邓逸凡表示，这一建议对保证战役全胜起了重要作用。

　　5月7日，越南人民军全歼奠边府守军1.62万人。5月8日，即奠边府战役胜利结束的次日，正是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开始。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为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铺平了道路。

　　1955年9月中旬，邓逸凡完成在越南工作任务后，率军事顾问团部分人员离开河内回国。阮志清在邓逸凡回国前夕，与他两次诚挚交谈，表达了真诚的感激之情和难分难舍的战友情谊，并亲自送行到睦南关（今友谊关）。

　　和平时期的贡献

　　1955年9月27日，邓逸凡被授予中将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5年12月，邓逸凡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教育长兼学术研究部部长。政治学院开办了越南班，培训越南团职干部。越南班共有学员20名，配有两名翻译。邓逸凡对越南班的建设非常关心，经常到学员中了解情况，为他们解决实际问题。1958年胡志明主席到中国访问时，在邓逸凡陪同下，专门到政治学院看望越南班的学员。

　　1963年4月，邓逸凡被任命为政治学院副院长。1964年7月，军队院校开始整风运动，政治学院成为运动的重点，在学院发起批判斗争，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院长莫文骅和邓逸凡。邓逸凡被扣上"斗志严重衰退"、"政治立场不稳"、"缺乏阶级斗争观念"等帽子。诬陷他"在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上受修正主义影响"，"歪曲《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根本内容"等。1965年初，莫文骅被撤职，邓逸凡虽然保留了职务，但工作已十分困难，每天要没完没了作检讨。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逸凡被停职。他白天为学院打扫卫生，晚上接受批斗，扭臂弯腰，交代"罪行"，身心备受摧残。随着斗争的升级，邓逸凡被诬陷为所谓"反党集团"成员，受到关押审查。1969年5月5日，政治学院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作出《关于邓逸凡同志所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错误的处理决定》，认定邓逸凡在1928年曾参加过国民党军，属失节行为，在政治学院工作期间，犯了走资派错误。12月，邓逸凡调往广州军区，被取消了警卫员、通讯员。

　　到广州军区后，邓逸凡被降职任命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接到命令，邓逸凡立即乘船前往海口，到生产建设兵团上任。

　　1977年12月，邓逸凡被重新任命为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由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大批干部遭受残酷的打击和迫害。邓逸凡积极把揭批查和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推动落实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对于过去审干中的遗留问题，要认真甄别，做好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迫害的干部落实政策；对于他们的工作安排、生活上的困难及家属子女受连累的问题，要按军委、总政的规定给予妥善解决。

　　1979年二三月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保留输送大批战斗骨干的要求，邓逸凡走遍全区部队深入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全面考察了解的基础上，建议对团以上领导班子作适当调整，充实优秀中青年干部，使大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

　　邓逸凡反对铺张浪费，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下部队检查工作，他要求各单位接待从简。1981年，邓逸凡带领工作组到湖南某军分区考察工作，军分区领导拿出当地出产的名酒招待，他勉强吃完这顿饭后，亲自看着秘书付了酒钱才算罢休。

　　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邓逸凡平易近人，关心体贴下属。他和妻子用业余时间养些鸡鸭，在院子里种些青菜。秘书余淼文的妻子身体不好，经常有病，邓逸凡常常送去自家舍不得吃的鸡蛋。每年春天，玉兰花开时，他和妻子与公务员一起在房前屋后摘采玉兰花，然后卖到收购站，卖的钱给公务员买些日常用品或学习书籍。

　　邓逸凡清正廉洁，从不利用自己的职权为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谋利。他对子女要求严格，子女们都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考上大学。小女儿大学毕业后，想分配到广州回父母身边，邓逸凡没有答应，最后小女儿被分配到福建。在部队当兵的侄儿转业时，想让邓逸凡出面找工作，邓逸凡始终没有答应。

　　邓逸凡关心家乡教育事业。在兴民中学重修兴宁学宫、重建文峰书院落成时，他题词："把教育事业放在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1979年12月，他回到兴宁，到学宫参观，并向母校师生作报告，勉励师生勤教勤学，继往开来。

　　1984年2月，72岁的邓逸凡离职休养。1988年，邓逸凡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4年9月3日，邓逸凡因病逝世，终年93岁。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