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洪涛年前时
左洪涛是湖南省邵东县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1927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死守观音山一身是胆
一般人都知道左洪涛是一位秘书人才，并不知道他乃是军人出身。1926年他曾考入黄埔军校六期入伍生，读了几个月因为国民党清党而离开了，后来到了武汉再入军校进修。1927年夏编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重回广州，当时任团长的是叶剑英。
广州起义，是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鼓舞下，又一次伟大的起义。左洪涛所在的教导团是这次起义的主力部队，它光荣地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教导团没有吹号，也没有吹哨子，各连队都起了床，全副武装，静悄悄地集合，分发每人佩带的红领带，检查携带的枪支弹药，传达了当晚的口令：普通口令“暴动”，特别口令“夺取政权”。随后，各营、连即齐集在院子里的广场上。不一会，“老团长”叶剑英穿着工人服，带着工人帽，笑容满面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他要大家赶快站好队，不要鼓掌，不要呼口号，随即开始讲话。他说：因为我们对中国革命忠心耿耿，国民党反动派就不容许我们存在，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束手就擒，任其摆布；一条是拿起武器举行暴动。国民党为什么能屠杀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武器，没有政权。我们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我们这次起义，就是要建立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叶剑英同志讲完后，即庄严宣布：任命李云鹏为红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叶镛、赵希杰、饶寿柏为第一、二、三营营长。接着李云鹏发出口令并结合手势把队伍带到大葵棚内集中，举行起义誓师大会。1400多人把大饭堂挤得满满的。站在讲台上的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等领导同志。随后，教导团发出了三声炮响，万籁无声的夜空升起三颗信号弹，四标营的英雄儿女扛着红旗，奔向战场。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了！
据广州起义时左洪涛所在的第十一连连长邱力创（维达）回忆，左洪涛在该连当军官队员，广州起义时该连奉命占据观音山并加以死守，该连在敌军进攻中死伤过半，左洪涛顽强抵抗，机动灵活十分勇敢，宛如赵子龙，一身是胆。
二、狱中八年显英雄本色
1933年1月，左洪涛调任上海济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这时济总的党团书记兼主任是邓中夏同志，援救部长是阮啸仙。
5月，援救部干事林秀英被捕叛变，她供出了邓中夏同志。邓中夏不幸在英租界被捕，随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往南京杀害。牺牲前，邓中夏通过狱中的关系写了封信给左洪涛。信中说：营救恐无望，他已准备为党牺牲，希望活着的同志扩大宣传，加强斗争，并希望左洪涛担负起济总党团书记兼主任的重担。
1934年1月，左洪涛去浦东联系工作时由于叛徒出卖，在返回外滩的家时被敌人逮捕，随即押往上海警察局拘留所，这次被捕恰好是春节前夕。在狱中，敌人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企图从他嘴中获得共产党的组织情况。但左洪涛始终守口如瓶，对党的事业忠贞不屈。一个月后，他被解押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4月，左洪涛被判处5年徒刑解押江苏漕河泾监狱。这间所谓“模范监狱”对犯人采取极其野蛮、残酷的折磨。左洪涛在狱中写了一篇《沉痛的呼声》，托看守送了出去，很快便在公开杂志上刊登出来，如同一枚重型炮弹在国民党统治区炸开，立即引起巨大反响。广大读者、救国会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声援狱中难友，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潘震亚等著名人士还到监狱参观调查，邹韬奋还爬到好几个铁窗上来探望和慰问狱中的政治犯。
在外界的声援下，他们在狱中发动了一次时间长、规模大的罢饭斗争。尽管敌人对他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大家始终团结一致，罢饭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一个月后，左洪涛、王克刚、方毅、熊复、苏生等被敌人解押苏州。左洪涛被关进了苏州反省院。
1937年8月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敦促蒋介石立即履行西安事变时关于“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诺言。在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将苏州、上海、南京等处所有政治犯全部无条件释放。左洪涛等人亦再次获得释放。
三、“特支”十年屡建奇功
1937年10月12日，在周恩来、博古、潘汉年等的直接领导下，战地服务队10名共产党员齐聚南桥，宣布成立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左洪涛任“特支”书记，何家槐、刘田夫、孙慎为支委。
1938年4月，“战队”离开金华到达萍乡，与张发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会合。5月中旬，即由萍乡开赴武汉。到武汉后，左洪涛便径直去中共中央长江局联系，在那里见到了董必武同志。董老握着左洪涛的手，亲切地说：“你回到家了！”随后，左洪涛又向主管组织工作的博古同志汇报了战地服务队的组织和工作。
第二天下午，杜国庠、刘田夫、石凌鹤、何家槐、孙慎、王河天、杨应彬、朱河康、麦新和左洪涛分批来到长江局。这天下午的第一课，由博古同志向他们作关于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第二节课，则由周恩来同志向他们作关于工作问题的指示，并就张发奎提出的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战地服务队的合法地位，动员战队同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学员总队去接受短期训练这一建议，对战队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周恩来同志对左洪涛等同志明确指出：“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身份来掩护自己，而进‘战干团’对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有利，党组织批准你们去。”接着还向他们介绍了“战干团”的情况，交代了工作方法。听完课后，他们几位连夜返回武昌。过了大约一个星期，博古通知左洪涛，带战队的吕碧如、方兮、沈丹凤三位女同志到武昌阳翰笙、杜国庠住处，由左洪涛负责主持召开战地服务队女同志会议，邓颖超同志亲自出席指导并作详细指示。
1941年，越共主席胡志明亲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蒋介石密令张发奎将胡志明暗中软禁起来。左洪涛得知蒋的密令后决定由吴仲禧、高若愚、张励、黄中庐4人联合向张发奎“进谏”。吴、高、张、黄4人都是张发奎信得过的人，经过他们共同劝说，张发奎放弃了软禁胡志明的计划。在左洪涛的陪同下，张发奎亲自将胡志明接到窑埠街“斌庐”居住，待为上宾。不久，张发奎应胡志明的要求，在大桥干部训练团开办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专门为越南培养抗日救国青年干部。在此后的1年多时间里，长征、范文同、黄文欢、李班、武元甲等越南领导人都访问过柳州，张发奎也派遣力量到越南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活动。
1944年夏秋间，当日军侵犯全州、进逼桂林时，田汉、邵荃麟、端木蕻良、许幸之、更夫等一大批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和民主运动知名人士滞留在桂林。周恩来指示左洪涛，要不遗余力协助他们撤退到柳州去。当时，国民党守军纷纷往西南方向溃退，交通工具全为溃军所控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桂柳公路上人车拥挤不堪。左洪涛召集“特支”和原战地服务队的成员，让大家以转送各自的家属为名，使出浑身解数去购买火车票。仅一天多时间，左洪涛几人从长官部副官处、兵站总监和柳州铁路交通警备司令部等单位，购到几十张火车票、汽车票，在周恩来指定的时间内，将一批批爱国文艺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到了后方。
1946年夏，国共两党关系再次恶化。当时云集广州的演剧五队、七队和新中国剧社，以及一些公开搞民主运动的社会名流均遭到监视、威胁。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左洪涛委托以广州行营中将为掩护的我党地下党员吴仲禧，携带他密写的报告飞赴上海。周恩来当即复示：“相机撤退”。演剧五队、七队在特支帮助下，以复员名义率先撤离广州到香港。其余各队也随后得到妥善安排。
左洪涛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累了丰富的隐蔽战线的斗争经验，不仅营救了大批党内外精英，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也保证了自身的安全。有一次，张发奎拿着蒋介石的绝密手谕交给左洪涛看：“经查，左洪涛为中共地下党头目，立即就地处决”。左看完密电不动声色。张发奎对他说：委员长听信谗言，委员长糊涂呀。一个如此重大的险情就这样化解了。
四、确保抗战骨干北撤
1946年1月25日，由中共代表方方、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和美方代表米勒组成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抵达广州，与张发奎接洽，开始对广东方面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进行调处。后来张发奎干脆断绝方方与外界的联系，使我方在谈判中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这时，左洪涛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与李汉冲安插的特务周旋，不断收集谈判进展情况，及时将情报转送到我党上级组织。在左洪涛的努力下，方方与东江游击队领导人曾生、尹林平取得了联系。在广州行营中将参事李章达家里，左洪涛还设法安排方方与曾生、尹林平派来的代表何鼎华见面。张发奎最终不得不如实地对外公布我党在广东的武装力量。
1946年3月30日，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到达广州，会同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问题和措施。左洪涛在获取敌人的破坏行动情报后，部署了周密的反破坏计划，处处小心，防患于未然。
谈判取得了成功，但问题并没有就此顺利解决。蒋介石背信弃义，命令张发奎在我武装部队陆续结集之际，“聚而歼之”、“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左洪涛通过参谋处的“内线”——特支成员杨应彬截获了这份阴谋计划。左洪涛不顾一切找到正在广州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委托萨空了火速返回香港，将情报转交林平（即尹林平），林平马上告诉方方、曾生，并电告周恩来、叶剑英。周恩来、叶剑英得到情报后，立即向重庆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我党我军有力的反击下，也由于国内外和平爱国人士和舆论的关注，蒋介石、张发奎停止了偷袭我结集部队的阴谋计划，我2500多名抗战骨干安全北撤。
五、粤赣湘边红旗飘
1946年9月，左洪涛安全撤至香港。在港粤工委，左洪涛任党派组组长。1947年7月，为了加强南路的武装斗争，香港分局决定调左洪涛到粤桂边任参谋长。1948年2月，左洪涛会同南路的领导抽调武装部队1800人左右，向十万大山进发，从而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这一行动对南路人民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48年春，左洪涛到粤赣湘边纵队当参谋长；在粤赣湘边区先后担任过区党委常委、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
同年夏初，敌人以一五四师为主力，共计6000多名兵力，对我东江惠、东、宝游击区发动了进攻。左洪涛参与指挥东江南岸人民武装斗争，先后夺取了沙鱼涌、横岗、龙岗等战斗的胜利，共消灭敌人兵力15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创造了广东恢复武装斗争以后空前的胜利记录。在战斗中，左洪涛身先士卒，足智多谋，起了一个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1949年5月，为配合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魏汉新等率领敌保安十二、十三团和独立营在粤东起义和解放老隆战役，左洪涛参与指挥粤赣湘边纵队主力一、二、三团和东二支四团、东一支四团一部分包围紫金县城，对敌展开政治、军事攻势，他亲自草拟了致国民党军少将紫金县县长彭锐的劝降书，围城战进行了四天，终于迫使彭锐率部投诚，共计600多人。接着又乘胜转战南岭，解放了反动据点紫金南岭，全歼反动武装100多人。
10月9日，两广纵队与粤赣湘边纵队领导机关回师龙川佗城。根据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决定，左洪涛进入广州，负责广州的接管准备工作。
六、历史终能证是非
“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洪涛受尽迫害，度过了11年的监禁生涯。林彪、“四人帮”企图通过对左洪涛的历史审查来大整周恩来、叶剑英的黑材料。期间，林彪、“四人帮”企图利用各种刑讯逼迫左洪涛承认他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是因为集体自首，而在他直接领导下的抗敌演剧队则是南方局领导的“别动队”。左洪涛列举大量事实来证实自己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是因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到张发奎部队则是受周恩来指示，由郭沫若介绍去的。林彪、“四人帮”见从左洪涛的口里得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便不惜对他动用武力，甚至召开几千人的武斗大会，由二三十个打手将左洪涛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一天深夜，他们搞假枪毙，将左洪涛拉到郊外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边，限定几分钟给他考虑，左洪涛当时已下定决心为保护一大批无辜老同志流尽最后一滴血。他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那帮打手见他视死如归，又对他拳打脚踢，并堵住他的嘴不准呼口号，打累了又将他拖回车上拉回去，说是再继续审查。
1980年12月8日，对左洪涛是个极不寻常的一天。这一天，他作为广东省唯一的代表，出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审大会，并出庭作证，揭露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黄永胜，在广东制造的一宗最大的冤案的犯罪事实。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上，他没去谈自己如何受到迫害，而是列举大量事实揭露黄永胜一伙对整个广东地下党的残酷迫害，以血和泪控诉黄永胜一伙在南粤制造的特大奇冤。他的证词，不仅震动了出席审判大会的代表，而且被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转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左洪涛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久经锻炼和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一位统战工作的好领导。60多年如一日，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