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班在越南北部太原解放区
李班同志逝世已经26年了，但许多往事依然经常勾起我们的回忆和思念。
从越南隆安省到广东汕头
李班是越南人，原名裴公光，曾用名李碧山。1912年6月10日出生在越南南方隆安省芹德县隆和乡（原属旧堤岸省管辖），离胡志明市不到30公里。李班从小生长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目睹受剥削和压迫的惨状，幼年就萌发了爱国思想。13岁在西贡读初中时便开始参加当时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当时范文同是他的语文老师，亦是“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南方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是引导李班参加革命的“启蒙者”之一。1927年，李班加入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1930年2月3日加入“东洋共产党”（后改称为越南共产党），他是越南最早参加革命活动的党员之一。他曾两次被敌人逮捕，受迫害，由于他的外祖父在社会上有些地位，所以先后两次均获保释。但同时也失去了组织联系。他如果不离开越南，法国殖民者可能会再次逮捕他。1932年末，通过一位与中共汕头地下党有关系的革命华侨的引荐，冒充其弟弟的身份做了掩护，李班化装成轮船上的伙夫，躲过敌人的检查，从堤岸到香港，然后到广东汕头。在那里，他找到了黄近垣（中共党员），同时结识了革命青年黄叔明、陈光等人。从此，走上了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
到中央苏区
1934年2月，地下党员陈仲平同志安排王建良、王文湘同志与李班一同到江西中央苏区去。到中央苏区后，他很快就被安排在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在党校由陈潭秋和何叔衡两位同志恢复了他的党籍。李班从此开始参与中国革命运动。同年10月红军长征时，李班作为南方本地干部，奉命留下转到福建工作。当时每个人的身上都带有油布包好的党的文件。当队伍遭到白军袭击时，他们就泅水而过。那时李班疟疾发作，昏迷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被江水冲到沙滩上掉了队。他爬起来，整理好材料，走到岸边的一个小村庄，发现有个农民放草和粪料的草棚，把文件藏好。不久被敌人发现，开枪打伤了左臂，把他抓住押到牢里。庆幸的是，敌人没发现文件，身份沒有暴露。
在狱中
在这座监狱里，先后关押了几千位革命同志。每日每夜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或病死。这些病死的同志，狱吏不是及时把尸体埋葬，而是要多留几天，以便让他们多赚几天死者名额的饭钱。监狱里伙食十分恶劣，没有水喝，没有菜吃，每餐只有一小碗混有很多沙石的米饭，上面放几粒粗盐。犯人均带着手镣脚铐，只好把饭放在脚盆上，把头低下去咬。大家口渴得很，就大声喊叫：“要喝水！”喊得多了，狱吏就泼一桶水在地上，同志们只好躺下用舌头舔水。就这样，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那里，一些尸体也扔放在那里，卫生状况可想而知。每个人从头到脚都长满了蚤子，痒得无法入眠，死亡率很高，不到三个月，牢里就剩下寥寥几十人了。李班就是其中幸存者之一。在狱中李班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伙夫。那时候，适逢国民党两广地方政府与蒋介石闹矛盾，陈济棠想尽快结束那里的事务，便把剩下的犯人释放了。由于李班的口供称自己是广东人，且当时白军中有一个当营长的广东人，见李班机灵，就想让李班给他当勤务兵。李班以想念老母亲为借口婉言谢绝。最后，该营长答应了李班的请求，还给了他一块光洋作遣散费。李班就用这一块光洋买了一些米和火柴等，沿途乞食，走了近两个月才到汕头市。到了汕头，没有熟人可找，晚上睡在一间新房子的屋檐下。因狗吠，引起屋主怀疑他是小偷，又把他捉去坐牢。这次是以小偷的罪名坐牢。那时他已经是23岁了，但由于受尽了监狱的种种折磨和饥饿，再加上两个多月的乞讨跋涉，使得他瘦骨粼粼，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后来再通过黄近垣和黄叔明、陈光等人，凑了些钱才把李班保释出来。
组建中共韩江工作委员会
出狱后，李班由汕头来到梅县荷泗区，再次住在黄近垣的家里。由于严重缺乏营养，身体瘦弱，两脚发肿，不能行走。黄近垣、黄叔明、陈光都曾背着他去看过病。待李班的身体稍为复元后，他又回到汕头太原牙科医务所去做工。李班白天在医务所做工，晚上就化装成一个小学教师的模样，到图书馆去阅览书报和接触进步青年。他们逐渐组织了“读书会”、“世界语”和“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
1936年冬，李平同志奉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之命，恢复了李班的党籍（那时坐过牢的同志需履行这种手续），并委任李班为中共汕头市工委和韩江工委负责人。肩负着恢复和重建兴梅党组织的使命。1937年初，李班两次来到松口，着手恢复发展组织。那时，松口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地区，当时有“大众读书会”、“白燕剧社”、“民众歌咏团”等三个最大的公开抗日团体，后来这些团体均被当局解散，转入秘密活动。同年12月12日，在梅县松口元魁塔内正式成立了“松口抗日救国会”，参加的人有陈仲平、林玉明、王勉、李显云、林汝舜、陈海萍、温汝尧、李瑟珍和温碧珍等10多人。李班首先恢复了陈仲平同志的组织关系并通过他顺利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义勇军”。接着，还分别成立了中共松口支部、梅城支部和松源支部；4月又成立了中共梅县工委和各区区委。至此，梅县党的各级组织在李班的艰苦努力下，基本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梅县中心县委时期
1937年冬，李班曾到福建省闽西龙岩参加闽粤赣省委党的代表大会，被任命为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长。1938年4月，李班又奉命到汕头，任潮汕中心县委书记。9月接方方同志的调令，担任梅县中心县委书记，直到1939年6月潮汕沦陷。
1938年8月，黄芸同志奉梅县中心县委之命到兴宁与李戈仑同志联系，黄在回来的途中被国民党警察搜查，以“汉奸”的罪名将他逮捕入狱，施以酷刑，黄芸同志严词以对，骂得敌人哑口无言。后由方方同志指令李班到广州八路军驻穗办事处找云广英同志，与国民党当局交涉，无条件释放黄芸同志。不久黄芸同志就恢复了自由。黄芸同志是李班非常亲密的战友，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较长，更由于黄芸的革命品质使李班敬仰和钦佩。当黄芸同志于1942年2月在大埔牺牲后，李班为儿子取名“纪芸”（后送给人家当养子，3岁时夭折），为女儿取名“念芸”，两个孩子的名字，均饱含着对黄芸烈士的深切怀念！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9年6月潮汕失陷，梅县中心县委在闽粤赣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得轰轰烈烈，党的建设工作也进展得相当顺利，骨干逐渐成长起来，这是革命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当时中共在梅县中心县委成立了一个支部，由李班直接负责。在“抗敌后援会”中控制其领导权，下面设有“青抗会”、“学抗会”等。“青抗会”和“学抗会”的工作都做得十分出色，发展了不少党员。
那时，在梅县国民党县政府机关附近的义化路，我党也曾开设了一间“大众书店”。本地与外地来这里订购进步书报或找寻组织的人都跑到这里，李班和他的战友们也常出入于此地。楼上还举办过一期“马列主义训练班”。这间书店曾为我党的隐蔽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久，他们又办了一个“启蒙书店”，售卖书报与来往方面做得比较灰色和隐蔽。梅县中心县委还十分注意统战工作。那时，梅县有个农工民主党（我们称他为第三党），以陈晓凡为农工民主党县委书记，在梅城、南口、西阳一带做抗日救亡工作。当时他比较诚恳地要求与我党合作宣传抗日。李班曾派黄芸同志加入他们的组织，并和他们合作得很好。1938年底，陈晓凡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他在申请书上写到：“不管是从理论上或实践上说，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因为他是民主党派的骨干分子，李班就将他的情况、履历和申请书一并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
梅县中心县委除了抓党建与统战工作外，还注意抓武装工作。凡是有可能打进国民党武装队伍的，或是可以通过合法方式组织自卫团或自卫队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放过机会。这一时期，以李班为领导的梅县中心县委运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将各项工开展得卓有成效。
在闽粤赣边省委时期
1939年6月潮汕沦陷，兴梅危急。李班奉命调到闽粤特区党委担任青年部长。随即，方方同志派他和姚铎一起到潮汕巡视和布置工作。具体任务是：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重新部署力量，尽量争取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斗争。李班的具体任务是协助大埔县委工作，确保“南委”机关安全。
1940年党组织派他到闽南地区与朱曼平、何俊等同志一起工作。李班奉命在闽粤边区建立“南委”电台的驻地。此外，李班还组织了一批红色交通员，如温仁宝、黎广可、刘旭、蓝汉华、巫少平等，分别负责递送“南委”与电台之间的信件。这些交通人员，后来都成了党的骨干。
坚决贯彻白区工作方针
1942年6月2日，发生了陈鹤平叛变投敌、带领平和县的保安团袭击电台的事件。6天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也因叛徒出卖，使“南委”领导机关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形势十分严峻。根据重庆南方局关于原“南委”辖下各级党组织应埋藏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组织上让李班协助南委领导人方方及工作人员安全撤离和转移。当时，李班在白色恐怖下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指示王立朝同志迅速护送方方同志转移到闽粤边境。同时，主动领导梅埔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进行隐蔽、转移。当时，埔南地区正下大雨，李班在风雨交加忍饥挨饿的条件下，连续奋战三昼夜，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艰巨任务。但是，也因为疲劳且得了重感冒也不能休息，后转为慢性鼻炎。直到20年后才在北京医院治好。1943年3月，方方同志批判了姚铎的“一走了之”、“将来再卷土重来”的完全取消南方革命的错误思想。指示李班：要保留一部分骨干坚持阵地，埋藏隐蔽，等待时机。同年5月，方方同志赴延安前，指定李班为“南委”联络员，负责与闽西南和潮梅党的联络工作。根据中央和方方同志的指示，李班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作出如下决定：（1）迅速撤退与疏散埔南已经暴露的同志到外地去，埔北地区能隐蔽下来的同志就地隐蔽，不能隐蔽的则各自到别处寻找职业隐蔽，暂时不作组织联系；（2）把原在“南委”电台工作的同志和长乐下村的一部分党员和青年暂时集中，交由张全福同志负责组成一支队伍。这队伍历时数月之久，一直待到中央来电，电台疏散工作的同志回到桂林、重庆及返回延安之后才告结束；（3）将一些可靠的骨干和自己紧密联系着，大部分人都通过各种方式向组织缴纳党费，就地隐蔽，等待时机。
李班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虽提到方方同志所说的“停止活动、解散组织”的话，但强调这只是暂时的措施，是为了保存力量，等待时机。鼓励同志们站稳立场，坚定革命意志，相信将来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本意。总的说来，那时期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巨大的，但党的组织只有分散，没有解散。我们的党员就像红色的种子那样不管撒在那里，只要遇到阳光、雨露就会发芽、开花、茁壮成长！
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韩江纵队
方方同志走后，如何才能把局势稳定下来、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到来的问题常在李班的脑子里萦回思考。一天清晨，李班召集大家商量说：“长乐是老苏区，但范围很小，群众虽然相信党，但我们没有武装。且因陈鹤平叛变，这个地区已经暴露，敌人虽还未采取行动，但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必须开辟新的苏区，扩大我们的活动阵地。新苏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利的地形。比如边沿地区，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第二、群众贫苦、纯洁，对我党有好感。比如过去红军活动的地方；第三、有党的组织力量和统战对象掩护我们的活动”。大家听后都非常赞同，并把这个即将开辟的新区称作“白皮红肉”地区。
从1943年起，李班在没有上级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审时度势，及时地以个别领导、联系，个别审查的方式，开始恢复部分党员的组织关系，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44年秋冬，日军大举向粤北进军，李班又与林美南在松口商议，决定立即恢复党的活动，开展武装斗争。梅县中共组织也转由李班领导。李班在连塘曾写过《当前形势与任务》、《惩办叛徒姚铎的教训》等两篇文章。“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在李班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了，有150多人。韩江纵队虽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对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新区充满了信心。他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以小股武装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教育，宣传抗日与解放自己的道理。口号是：骨干要做到“三能”：能做群众工作，能劳动生产，能打仗。韩江纵队成立那年，当地遭受百年大旱，群众实在无法生活，而国民党政府的谷仓里却存放着隔年生蛀虫的旧米不卖。韩江纵队立即在长乐组织群众打开谷仓分谷救灾。同年8月，又惩治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反共汉奸。群众被逐步发动起来了，隐蔽在当地或附近地区的骨干和党员，也陆续接上了组织关系。
鉴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李班认为，必须迅速争取中央的领导。因此，在筹备韩江纵队的同时亦同时筹建电台的工作。他首先集合了原南委电台留下的干部程严、饶德安等，又派胡冠中到国民党的内部去学习了几个月的报务工作，然后再抽调一部分认为适合做电台工作的同志（包括发电、译电、修理和保卫等人员）组成一个电台机构。最初是收听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不久，三乡小都村的新区开辟成功，电台机构转移到小都新区来。李班的驻地也从大麻的连塘转移到小都与电台在一起。当年夏天，李班派王立潮同志到东江纵队联系，请他们转报中央，迅速建立通讯联系。中央接纳了这一要求。从此，与上级脱离了三年联系的闽粤边区党组织又重新取得上级的直接领导。他们从延安新华社的电讯中，收听到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内容，也听到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党组织的恢复与电台的建立，使闽粤边区的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共开辟了闽粤边300多个据点纵横300多里的游击根据地，与东江潮汕闽西南的联系也打通了，建立了闽粤赣中心县委，领导着饶和埔、埔永梅、梅埔丰、杭武蕉梅和梅县县工委，直接沟通了与延安中共中央的通讯联络。李班这一时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后来兴梅地区的解放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临别赠言
1946年7月，李班认为，中国革命全面胜利在望，而自己的祖国已解放半壁江山。所以希望回国，把自己在中国参加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实践效力祖国。于是，李班提出回国申请，中共中央获悉后，正式批准他回祖国越南去工作。在中共梅县县委机关和电台举行的欢送大会上，李班依依不舍地说：“经党中央批准我就要回到我的祖国越南去，温碧珍同志把女儿念芸留给岳母抚养，仅带长子新华一起回越南。我们共同战斗了多年，真是很不愿意离开同志们！但是，这是革命的需要啊！”李班流着热泪留下临别赠言：“我坚信：今天我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分别，将来我们一定能在革命的旗帜下再见！”
1946年底，李班夫妇从梅县经香港回到越南海防市。回国后，李班先后担任过越南华侨运动委员会主任、越南人民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等职。1981年9月30日，病逝于越南胡志明市。他为中国革命和发展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