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吴仲禧与夫人王静澜合影
吴仲禧是一位有特殊经历的共产党员。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与白崇禧、张治中等同时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可算是资深的国民党人。北伐战争时任副师长、代师长，曾与叶挺、蒋先云等著名共产党员共事。1937年毅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潘汉年领导下的情报系统，保持单线联系，长期潜藏于国民党军队的高层，直至任国防部中将首席监察官和国防部部员。他利用这些身份，在淮海战役、渡江作战中从敌人总部获得不少重要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建国后吴仲禧先以民主人士的政治面目任广东省人民法院代院长，后公开共产党员身份。长期在政法、统战系统工作。“文化大革命”后任第四届、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直至逝世。正如北伐时期曾与吴仲禧共事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部副部长、中顾委常委肖克在广东省政协编印的《吴仲禧诞辰百年纪念》一书序言中指出：“吴仲禧一生不平凡的经历，我想特别值得记述的大概是这两件事：一是他从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爱国将领，终于成长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二是他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北伐的将领
吴仲禧是福建福州人，出生于1895年农历八月十七日。1911年辛亥革命时，吴仲禧基于对清廷腐败和列强侵凌的不满，年仅16岁毅然背着家庭，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翌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4年12月，被选派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1922年10月，投身入闽粤军许崇智部队，任旅参谋。1924年任李济深主持的西江讲武堂教官。1926年调任第十师三十团团副，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因团长戴戟负伤，他代理团长，继续指挥三十团配合叶挺独立团等部队，夺取驰名中外的汀泗桥战役的重大胜利。接着继续指挥三十团参加攻占贺胜桥和武昌的战斗。攻占武昌后，第十师扩编为第十一军，吴仲禧晉升为二十四师参谋长，后调任第二十六师副师长、代理师长，参加第二次北伐。1927年5月，在击溃奉军具有决定意义的临颍战役中，因第四军主力部队遇到奉军重兵阻击，伤亡重大。吴仲禧同七十七团团长蒋先云商议后经军长张发奎同意，指挥二十六师连夜迂回偷袭敌左翼后防炮兵阵地辛庄，在蒋先云英勇牺牲、七十六团团长沈久成身负重伤情况下，吴仲禧亲临火线督率各团战士，反复拼搏，终于攻占辛庄，配合主力部队正面进攻，迫使奉军全线溃退，夺取临颍战役的重大胜利，保证了北伐军顺利地攻占开封。
1927年夏，吴仲禧从河南回师武汉时，汪精卫与蒋介石正在酝酿“宁汉合流”共同反共。吴仲禧被调任第二方面军总部副官长，他不愿追随南京政府，主动离开张发奎部队回了福州。在福州期间，他积极参加邓演达组建的“国民党行动委员会（农工民主党前身）”的活动。他和林亨元（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被指定为福建省国民党行动委员会负责人。1933年，吴仲禧参加陈铭枢、蔡廷锴等人组织的“福建人民政府”，担任人民政府军事参谋团高参。“闽变”失败后，吴仲禧被蒋介石通缉避居广州。1934年夏，原第四军同事季方介绍从上海前来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绍鏊与吴仲禧见面，说明有要事要求吴仲禧设法通过关系面谒陈济棠，事后王告诉吴仲禧他已与陈达成在粤北边境的红军与陈的部队互不侵犯的默契，促成了后来赣南前线双方代表直接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顺利通过粤北边境创造了条件。
1936年初，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吴仲禧急于奔赴抗日前线。他得知张发奎刚从国外回来，担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便不计职位高低，主动要求到张发奎总部担任上校作战科长，负责修建苏嘉杭的国防工事。到职不久，他即与王绍鏊取得联系，并经王绍鏊、何克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他42岁。从此，吴仲禧结束了大革命失败后政治上的苦恼和探索，走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我党安插在敌营中的一颗“冷棋子”
吴仲禧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的指示，作为秘密党员（亦称特别党员），继续留在张发奎部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协助和推动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吴仲禧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和第二兵团少将高参、韶关（战时广东省会）警备司令、第四战区中将军法执行监等职务，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吴仲禧积极掩护和配合隐蔽在张发奎部队中的中共特别支部（公开身份为战地服务队）的工作。任职韶关警备司令期间除负责战时韶关地区警备任务外，对地下党和一些进步人士暗中给予支持和掩护。如应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主任云广英的要求，派人对办事处的安全加以保护，直到办事处撤离韶关。吴仲禧这些活动曾被特务告密，说吴仲禧有“袒护异党嫌疑”，蒋介石令张发奎、余汉谋查处。张发奎对蒋特务亦存戒心，拟了一份“查无实据”的电报，把事情掩饰过去，并把吴仲禧调去柳州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吴仲禧随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回到广州，任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在广州主持审判和处决了广东维持会副会长、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吕春荣等一批汉奸。第二方面军结束改为广州绥靖公署，吴仲禧调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此时内战即将爆发，吴仲禧到上海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张唯一、王绍鏊接见了吴仲禧。当时吴仲禧迫切要求到解放区学习和工作，潘汉年、张唯一向吴仲禧分析了全面内战即将扩大的形势，认为吴仲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中央又急需要蒋军的军事情报，要求他放弃到解放区学习或工作的想法，仍以“合法”身份，留在敌占区，谋个实职，进行军事情报工作，吴仲禧服从了组织决定。随后他即通过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辛亥革命时一起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同学，抗战时任第四战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期间与我地下党情报部门取得联系，大陆解放后调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为我党提供许多重要军事情报，1950年4月暴露被台湾当局杀害）推荐吴仲禧改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后调任国防部中将部员。吴仲禧利用这些有利身份，往返于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深入虎穴，获得不少重要军事情报。如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后，吴仲禧通过“华中剿总”情报科长胡宗宪的关系，获取总部定期编发的华中作战态势的绝密情报。淮海决战前夕，吴仲禧以国防部部员身份，以视察工作为名，亲赴“徐州剿总”前线，通过吴石亲函介绍总部参谋长李树正的关系，获取“徐州剿总”所辖绥区部队番号、兵种、驻地等具体布防情况及作战部署的情报，为中共中央组织淮海战役提供了最早最全面的军事情报。解放军渡江作战前夕，通过在国民党联勤总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鲁矗（又名鲁令子）的关系，获取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签署给江阴至芜湖一带江防10个军作战任务和后勤补给的命令。全国解放前夕，在香港与即将赴台湾任职的吴石见面，并陪同约见华南分局饶彰风、张铁生，提交了国民党军委会编制的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各部队兵力、装备、驻地、部队长姓名等重要情报。
吴仲禧冒着极大风险从敌人核心部门取得的这些绝密情报，都及时想方设法上交给地下党组织。这些情报在战争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他本人是不知道也不可能完全知道的，更无从查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在中共中央调查部工作的谢筱迺同志（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见到到京开会的吴仲禧时，当面对他说：“你在解放战争期间提供的军事情报十分重要，很有价值，有些还直接呈毛主席参阅。”吴仲禧甚感惊讶和欣慰。
进入21世纪，国家部分机密档案陆续解密，国家安全部在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根据档案材料以《无名丰碑》展出我隐蔽战线的斗争，第一个专栏《决战淮海的重要情报》的文字说明：“淮海战役前，潘汉年领导的我秘密党员吴仲禧以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被派往徐州剿总视察工作期间，他利用参观机要作战室的机会，了解了徐州剿总关于‘徐蚌会战’的计划，凭记忆写出《徐州剿总情况》上报党中央。这是淮海战役前，我军获取的最早而又较为全面的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展览还附有“中共秘密党员吴仲禧”、“吴仲禧的联系人刘人寿”、“吴仲禧的领导人潘汉年”等几幅照片。这些展示，当可告慰已过世多年的吴仲禧在天之灵。
以大局为重，服从党的需要
吴仲禧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秘密工作，不论在困难或在艰险的环境下，总是顾全大局、服从党的需要。早在大革命第二次北伐战争攻打临颍战役前夕，吴仲禧在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人影响下，就曾向蒋先云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蒋答应他打完这一仗后再详细计议，并对吴仲禧说，蒋介石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清党反共，已经背叛革命。汪精卫是个政客，也靠不住，他虽然还在武汉左派革命政府，但处处限制工农群众运动，值得警惕。吴仲禧谨记这些事关大局的重要嘱咐。大革命失败后，他既不跟蒋介石、汪精卫走，也没有随张发奎到广东占地盘，而是回福建组织读书会，认真学习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入党后吴仲禧是一个严守纪律的党员。1942年吴仲禧调任第四战区军法执行监，与战地服务队同志保持密切联系，但双方并不知对方党的关系，吴仲禧猜想并很想与其中的党员建立更密切联系，曾向王绍鏊派来的联系人请示可否与他们建立关系，来人告诉吴仲禧仍应保持单线联系，不得暴露党员身份，吴仲禧一直严守这一纪律。
抗日战争胜利后，吴仲禧深感自己入党多年却一直未有机会到解放区学习和锻炼，曾向上海地下党组织请求能否安排到延安或人民军队中工作。潘汉年等领导认为，内战很可能扩大，现急需蒋军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又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劝他暂时放弃去延安学习的想法，最好能在南京国防部内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吴仲禧明知这是一项十分艰难、危险的任务，但一经组织决定，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决定，并积极设法通过关系谋得国防部中将首席监察官的实职，为情报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期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大哥群敢，已是1941年在韶关仲元中学参加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但一段时间父子之间相互也一言不露，直到后期大哥从上海地下党学生系统调入情报系统，协助吴仲禧工作时，才获悉各自的党员身份。建国后有一段时间，为了工作需要，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吴仲禧的共产党员身份暂不公开，直到1956年他调任省司法厅厅长、厅党组书记时，他的党员身份才公开。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顾全大局的坚强党性。
对邪恶势力疾恶如仇，对同志深情友善
吴仲禧一贯是非分明。1938年夏天，张发奎第二兵团新成立政治部，下设政工队，有一批由中共秘密党员姚耐从武汉带来刚从延安抗大毕业的进步青年，遭到政治部少校秘书军统特务黄征瑞的嫉恨，一次他竟动手打姚的面部，也在政工队工作的林亨元立即写了一份控告材料，交吴仲禧转报张发奎。吴仲禧即向张发奎报告，认为黄竟公然殴打政工人员，极力主张给予严惩，张发奎大怒之下立即下令逮捕黄征瑞，黄闻讯潜逃，这批进步青年得以继续留下工作。1940年吴仲禧接任韶关警备司令时，司令部上校参谋长胡某（前任韶关警备司令吴迺宪安插在司令部内军统特务）曾因主张开禁妓艇到韶关东河坝禁区外接客并有受贿嫌疑，吴仲禧知道后立即下令将胡扣押。此事引起军统特务的嫉恨，才有前面记述吴仲禧保护八路军驻韶关办事处安全，被特务密告“有袒护异党嫌疑”的事件。
吴仲禧对同志和进步人士总是怀着深厚感情，尤其喜欢结交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抗日战争开始后，吴仲禧得知张发奎已商请郭沫若在上海组织一批进步青年来第八集团军工作，成立战地服务队。张还要吴仲禧对他们到后的生活作好安排。战地服务队中建立了秘密中共特别支部，先后由左洪涛、刘田夫、孙慎、郑黎亚任支部书记。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吴仲禧与战地服务队建立了密切联系，积极支持他们的工作。1937年底，张发奎因东战场作战失利，受到莫须有的指责，并被免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职务，战地服务队也被拨归浙江省主席黄绍竑指挥，黄派了几个CC分子到队里闹磨擦。不久，张发奎改任第二兵团司令，吴仲禧和总部参谋长陈宝仓、高参高若愚等人极力建议张发奎向黄绍雄要回战地服务队，吴仲禧还亲自代拟了一份给黄措辞强硬的电报，终于使战地服务队归还第二兵团建制。1939年，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按编制长官部没有战地服务队，政治部的头目以此为由要将战地服务队人员全部加以遣散。吴仲禧时任韶关警备司令，联同长官部副参谋长陈宝仓等在张发奎面前历数战地服务队成立以后的功绩，建议无论如何要把战地服务队人员全部保留下来，张也感到这批人员“不能召之则来，挥之则去”。后来这批人员留下分别安排在长官部或其他部门工作，有的安排在张创办的志锐中学、实验小学工作，战地服务队“名亡实存”，中共特别支部得以在第四战区继续进行活动。吴仲禧对战地服务队人员生活也很关心。抗战时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吴仲禧经常让妻子做几个好菜约他们在家聚会。吴家住地离柳州市区五六公里的独登山，环境比较僻静，特支也常借这里开会讨论工作。皖南事变时，特支同志就在吴家开支部会（他们对吴仲禧只说战地服务队开会议，谈队里的事情），传达毛泽东同志关于“皖南事变”发布的命令和讲话，并把一批进步的书籍寄存在吴家，以防不测。在长期的接触中，吴仲禧和特支同志虽然并不确知对方共产党员身份，但大家感情则逐步加深。原特支支部书记孙慎（建国后任全国音乐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说：“当时长官部一些高级幕僚和我们的关系都很好。尽管如此，我们对吴老却有一种特别的信任感”。
一生追求真理、学而不倦
吴仲禧政治上能不断跟随时代前进，同他一生坚持学习精神分不开的。大革命时，吴仲禧受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人和邓演达等左派人士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思想影响很深。大革命失败后他感到彷徨，更加努力地阅读一些进步书籍。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南京结交了在上海法学院毕业的林亨元、郑太初等一批进步青年，经常约集他们在家里谈形势、学理论。吴仲禧当时在枕下常放着一本红色封面的“唯物史观”。后来回到福建，又与林亨元、郑熙等发起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习讨论时，运用这些书中的观点分析当时政治形势。抗日战争开始后武汉会战初期，吴仲禧临危受命在湖北阳新负责指挥架设渡桥，保证了大批从东战场撤出的中国军队和重武器渡过富水。战地服务队也参加动员民工，做了大量工作。休息时吴仲禧曾问战地服务队杨应彬等队员读过什么书，主动谈到学习辩证唯物论等书籍的体会。当时战地服务队同志对吴仲禧还不十分了解，这些话出自一个高级军官之口，感到十分惊讶。抗日战争后期，吴仲禧在柳州更特别注意阅读《新中华报》、《整风文献》等书刊，了解来自中共中央的声音。当年吴仲禧还花200元法币托人买了一套第一版《鲁迅全集》，如获至宝，经常翻阅，这套书迄今仍保存在家里。建国后，吴仲禧阅读机会多了，但又怕自己记不住，经常在文件、书籍上圈圈点点，写了不少读书笔记。
生活俭朴，严于律己
吴仲禧在国民党军队身处要职，但生活俭朴。1935年“闽变”失败后，吴仲禧带着一家人避居广州，一时没有钱过春节，吴仲禧让女儿到友人处借钱，受到奚落，妻女都难过得哭了。当时，也有人讽刺吴仲禧不会攀附，但吴仲禧只一笑置之。解放战争期间，吴仲禧从事情报工作，有时要穿便装，还是女儿给他买了两套像样一点的西装。1948年冬，吴仲禧到上海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负责人见吴仲禧衣着单薄，专门给他买了一件呢子大衣，吴仲禧十分感动，建国后仍一直珍藏着，在一些重要聚会才会拿出来穿一下。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吴仲禧和妻女避居香港，广州家留下几个孩子，吴仲禧临行除给家里买了大米等食物外，没有多少钱留下。后来孩子们只好把家里最值钱的电话机号码转让给别人，换了一些钱，用来维持几个月的生活。建国后，几个孩子生活都有所改善，吴仲禧总是告诫他们生活上不要要求太高。
建国前，在艰难的岁月里，吴仲禧为了革命事业走南闯北，他的夫人几乎承担了抚养8个子女的全部责任。尽管生活艰苦、动荡，但吴仲禧夫妇相濡以沫，互相支持，克服种种困难。特别在秘密工作环境下，妻子总是竭尽全力支持、掩护丈夫渡过艰险的日子，对吴仲禧交往的同志、朋友，都像亲人一样给予关照。在柳州、在广州都曾有地下党的同志在吴家租住的家中下榻。1949年夏，吴石赴台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时，也在广州连新路吴家下榻。所以吴仲禧常对子女说：“妈妈在我们家中功劳最大”，言语中表达了他们之间深厚感情，并深深地感染着全家。
在生活中吴仲禧总是鼓励子女们从小就要培养自立的能力，到社会、群众中经受磨炼。大女儿惠卿建国前随爱人到香港，建国后其夫赖礽昌因保护接管中资银行有功，留在香港广东省银行任副经理，惠卿进了南洋商业银行工作。吴仲禧经常提醒他们在境外工作，情况复杂，要勤奋工作，注意影响。大儿子群敢，念初中时吴仲禧就让他远离家庭在外地读书，独立生活。1941年他在韶关仲元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50年从上海调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任财经秘书，后来从事政协文史资料和在国家计委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建国前子女们都还小。在柳州时，群继、群策、群任三兄弟都在念小学，吴仲禧就让他们到志锐中学附小读书，在学校寄宿。建国后，吴仲禧鼓励群继、群策报考南方大学，后来都在省直机关工作。群任1951年才17岁，吴仲禧就鼓励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长期在青海高原服役，后来转业从事文艺写作。群兴初中毕业后到黄埔造船厂当工人。群力参加第一批支青到深圳光明农场工作，后来从事地方志编修工作。韶风在广雅中学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后来在航天部和广东省公安部门从事技术工作。吴仲禧对子女工作从来不加干预。“文化大革命”期间，吴仲禧已七十几高龄，受到很大冲击和折磨，并被审查，落实政策后，他总是教育孩子们要正确对待，要向前看。晚年他看到子女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努力工作，作出成绩，感到十分欣慰。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禧被选为民革中央委员会第一届团结委员，是第一至第四届省民革副主委。1950年1月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司法厅厅长、司法厅党组书记，省政协党组成员、省政协副秘书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副主席。
1983年6月，因病在广州逝世，终年88岁。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