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任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的陈健。

　　有志青年

　　陈健1911年出生于广东东莞城内一小手工业者家庭，7岁丧父，与母亲、祖母相依为命。在远亲黎和兴的资助下，他得以上学读书（黎为爱国华侨，抗战时期捐赠大量药品财物给八路军，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26年，15岁的陈健到香港联爱英文学校读书。当时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已爆发，陈健也投入了这场反帝斗争。同年5月，陈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各种反帝斗争活动。1928年，共青团组织受破坏，组织活动停止，陈健坚持组织进步学生、码头工人、店员建立秘密读书会，开展革命活动，曾建立“一读书会”，取意为读书会从“一”发展到“万”。

　　1932～1934年，在广东国民大学读书时，陈健听过何干之教授讲授的历史唯物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分析和黑格尔哲学等课，并接受何教授及其读书小组的指导，研读《唯物辩证法教程》，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多部马列著作。1934年何干之离开广州时鼓励陈健独立开展活动，陈健即联合学生、教师20多人，建立了“正路社”，后来“正路社”合并“中国青年同盟”，陈健是“同盟”的主要领导之一。

　　这时的陈健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理论认识，非常向往共产主义，并从自己参加的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中感受到共产党的巨大影响力，确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团结全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领导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热切希望参加中国共产党。

　　当时广东反动势力嚣张，共产党员身份都是隐蔽的，虽然随时感觉到党的存在，但苦于不知到哪里去寻找党组织。

　　寻找组织

　　在“中国青年同盟”活动期间，陈健读到从上海传来秘密传阅的《中国经济问题读本》，从书中论述的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等观点，他认定作者是何干之教授，又根据“在革命团体中传阅”这个事实，确信何干之是共产党人。当他得知何干之在日本后，决定马上到日本去。1935年9月，陈健到东京就读日本中央大学研究院经济学研究生班，在留日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积极寻找党组织。同年11月，陈健经何干之和林基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林基路是当时中共上海文委东京支部的主要负责人，1943年在新疆与毛泽民、陈潭秋一起被军阀盛世才杀害）。从此，陈健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崇高的理想奋斗终生。

　　在中共东京支部

　　陈健在东京支部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世界语学会”、“新文字学会”，举办学习班，公开宣传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和中共的抗日救亡政策，吸收进步留学生参加革命活动，介绍优秀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陈健任中共东京支部组织委员。1937年春，林基路回国。陈健接任东京支部负责人，带领留日学生继续开展进步文化运动，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建立了“作联”、“社联”、“剧联”、“语联”等“左联”革命群众秘密组织和“文化座谈会”、“学生会”、“同乡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先后出版《奔流》、《质文》、《留东新闻》等进步刊物向国内上海等大城市发行。“七？七”抗战爆发，留日学生纷纷回国。此时陈健接上海党组织密信指示，命令东京支部成员要坚持到最后一批大撤退，因此陈健与大家一起坚持，1937年9月初才回到广州。

　　回到广州后，支部立即带领大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广州“文化界战时服务团”、“妇女会”、“锋社剧团”、“歌咏团”、“教育实践社”等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成立“留东同学抗敌后援会”。同时组织大家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群众运动和中国革命问题，办了刊物《武装》，还在广州发展了20多位党员。1937年底，陈健和梁威林在香港与延安派来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接头，东京支部合并到中共广州地下市委，陈健任宣传部长。

　　抗战足迹

　　1938年11月，陈健调任八路军驻广东韶关办事处秘书兼党支部书记，多次到衡阳、桂林向叶剑英、李涛、李克农等同志汇报广东工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也曾到闽西南向方方传达省委关于反对反共逆流的指示。期间，陈健与长期坚持广东武装斗争的古大存、方方、尹林平等同志都建立了联系。同时选送大批进步青年赴延安，自己服从党的安排，利用港澳和海外关系，积极向爱国华侨募捐筹款，支援抗战。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琼崖革命根据地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琼崖特委主要负责人之间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红军改编等一系列问题上却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和分歧。此外，琼崖革命队伍发展很快，干部奇缺，为了加强琼崖特委的领导，经广东省委报中央批准，调派陈健、陈仲华到琼崖特委工作。陈健于1940年1月到达海南，任中共琼崖特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抗日新闻》社社长，为培训干部、宣传抗日、鼓励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特别是在同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海南美合事件”后，少数同志悲观失望，主张我军分散隐蔽，陈健在特委会议上，坚决支持冯白驹、庄田、李振亚等同志反对放弃斗争的悲观情绪，主张依靠群众，集中力量，坚决打退反共逆流。

　　1941年6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2月日军占领香港。当时，陈健作为琼崖特委的全权代表准备到香港参加广东省委召开的会议，刚到广州湾（湛江），获悉广东省委已转移到韶关，联系不上，冯白驹即指示陈健留在湛江，任中共琼崖特委驻广州湾联络代表，负责与中共南路特委、广东党组织和上级联系。1942年5月，由于中共粤北省委、南委遭到严重破坏，广东党组织已无法联系，而琼崖特委在“美合事件”中电台被炸坏，与党中央早已失去联系，因此陈健就在中共南路特委秘密主办的晨光学校以教师为职业作掩护，与南路特委保持兄弟组织关系开展工作，通过建立秘密交通线，采办物资运送海南，保持海南与大陆之间的秘密联系。

　　当时琼崖特委急需电台，但送电台过琼州海峡非常危险，日军封锁海面，炮艇日夜巡逻。几次渡海都没有成功，电台沉入海底，也有同志牺牲。党中央曾多次指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设法为琼崖解决电台问题，尽快把琼崖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络建立起来。在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亲手把电台交给黄荔容（陈健妻子）。黄荔容独自把电台从香港带到广州湾，在渔民的帮助下冒险过海，送到琼崖特委。这次小木船成功躲过日军巡逻艇，终于完成任务（电影《椰林曲》就是以此为素材反映的）。

　　直到1944年秋，琼崖特委通过陈健才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党中央和广东省临委全面恢复联系，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接大军，进广州

　　抗战胜利后，为了迎接新的形势，陈健奉调香港广东区党委，任《新华南》社总编辑，主办“华南通讯社”。1948年7月，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机关报《正报》社社长，报纸输送到闽粤贛边区、东江、粤北、粤中、西江、粤桂边区、琼崖等地，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广东各地革命斗争，发表国内外的重要消息，为华南解放做好充分的舆论准备。

　　1949年春，解放大军渡江南下前夕，陈健任华南分局军事组组长，及时掌握华南敌我军事情况。为了迎接大军南下，9月华南分局机关由香港转移到梅县，陈健于9月7日到江西南部参与筹备召开赣州会议。会议中心是讨论解放华南等问题。会议期间，陈健将广东、广西、闽粤赣、粤赣湘、粤桂、桂滇黔各地区敌我军事情况向叶剑英等领导汇报，并参加部署支前工作。

　　中共广州市委成立后，叶剑英为书记，朱光等为副书记，陈健为组织部长。陈健协助叶剑英、朱光同志，做好接管广州工作。建国初期，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工作千头万绪，广州市委组织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调配好全市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为了做好组织工作，陈健夜以继日地看档案，找干部谈话，耐心接待来访干部。在对待干部政治历史问题的处理上十分慎重，他要求组织部的同志：“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绝不能搞错一个。”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陈健组织全市党员学习党章、党史，学习马列著作。他患肺病经常吐血，仍坚持每周在中山纪念堂讲党课，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多次得到叶剑英同志称赞，并受华南分局组织部的书面表扬。广州许多青年学生、工人就是在这些讲课中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的。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台湾蒋介石集团企图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反攻大陆。广州刚解放，局势较为复杂，中央曾考虑广州若遭攻击需撤出时，则成立广州地下市委坚持斗争，陈健和孙乐宜（广州市公安局长）都是留下的地下市委成员，孙乐宜还送给陈健一把小手枪。当然，这种局面没有出现。1951年，陈健调驻武汉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

　　实事求是，坚持原则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党内生活中，陈健一向坚持原则，敢于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

　　建国后，“内部肃反”运动和“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于1955年秋在全国开展。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也错误地开展批判“徐懋庸反革命小集团”的运动。陈健认真分析研究了徐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认定徐的错误只是属于一般生活作风问题和理论学术活动中的个别观点有些问题，不能构成所谓“反革命罪”，坚决反对批判中无限上纲，并在全校党员干部会上公开声明不同意某些同志提出开除徐懋庸党籍的意见。陈健的发言提高了大家的认识，全校共产党员一致举手通过把徐懋庸等同志留在党内。

　　1957年陈健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任第二十七支部书记。当时正处于“反右”高潮时期，在支部讨论划“右派”时，他实事求是地分析情况，力排众议，认为一个革命同志说一两句错话，不能划为“右派”，坚决顶住追求划“右派”数字比例的压力，坚定地做到一个不划。在整个中央党校只有陈健所在的第二十七支部是唯一没有在中央党校学习划一个“右派”的支部。

　　陈健在中央党校学习结业后，于1957年夏回到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他对校内划了一些“右派分子”的做法十分不满，旗帜鲜明地支持党委中因反对划“右派”而受到压制的同志，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感到痛心。在他主持湖北省委党校工作后，从1959年到1960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逐步纠正这一历史错误。对于一时不能纠正的，他也想方设法将这些“右派”从农场调回党校工作。

　　陈健对“大跃进”、农村办大食堂持不同看法。1959年春，他带领党校的同志到云梦县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报告，提出了解散农村饭堂，让农民自谋生活出路以解决农民生活困难的意见。当时中央还没有提出解散农村食堂，提这一意见是要冒风险的。他的意见终于受到湖北省委的重视，不久，农村大食堂被解散了。

　　陈健坚持不搞个人崇拜，看问题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反对理论学习“立竿见影”。他告诫学员：“学习理论要刻苦钻研，不能急于求成，不可能像食猪红屙黑屎那样立竿见影。”陈健这种遇事不盲从、不看来头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言行，在“文化大革命”风暴中是逃不脱受冲击批判的，他被扣上了“三反”的罪行，但仍然是非分明、处之泰然，他虽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力，却有明辨是非之能。鞠躬尽瘁陈健参加革命后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培养党的干部。他在党的教育战线奋斗几十年，最后20多年一直主持省委党校工作。他毕生热爱这一工作，为了办好党校，倾注了全部心血。

　　陈健（1911年6月—1984年11月）1954年调党校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离开党校的工作岗位。在湖北省委党校期间，陈健不辞劳苦地主持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等教材，常常是夜以继日，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工作。特别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他主持开办三年制的“理论研究班”，接收部分省、市、自治区保送的理论工作者到湖北党校学习，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党的理论干部。

　　1962年陈健调广东省委党校后，更加注意党的理论研究，开办三年制“理论进修班”，招收具有大学水平的理论干部学习。他亲自作读书辅导，领读《资本论》，在领会原著的基本精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做出示范。他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为培育新一代的理论工作者而殚思竭虑，呕心沥血。

　　1984年11月26日，陈健在广州病逝。

　　《再见吧，在前线上》，这是一首抗日歌曲，是抗日战争时期，陈健和战友们共同创作的（陈健作歌词）。陈健生前，每有战友来访，书房里就会传出这歌声，特别感人。今天，我们唱起这首歌，缅怀陈健和他的战友，纪念那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出鲜血和生命的革命前辈。“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