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7日，父亲陈越平、母亲吴刚在延安宝塔山下、延河水旁。
全省会考第一名
陈越平，曾用名陈志立、陈成昌，1914年9月生，广东省东莞市人。1932年初中毕业，他代表东莞中学参加全省会考，得全省第一名，在刚建成不久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由当时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谢瀛洲颁发了一面银牌，上书“褎然居首”四个大字，并刻有“奖给全省会考第一名陈成昌”。此事不但在亲友中引起轰动，学校当局、师生也引以为荣。
初中毕业后，他参加了广东省高中升学考试，报考了有名的广雅中学、中山大学高中部、广东工专等。被几所学校同时录取，他最后就读中大高中部。至今，广雅中学校友会活动仍有他的名字。
在西北联合大学（原北平大学）经济系毕业。1937年春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次被开除，胜利进边区
由于参加进步学生运动，陈越平被中山大学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后改为勒令退学），当时一起被开除的还有陈炳栘等7人。来到上海，陈越平冒用一越南华侨学校的高中学生毕业证书考入上海暨南大学物理系。
1935年12月19日，为响应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全市动员举行大游行。陈越平积极投身到这场运动中，在上海暨南大学参加救国宣传队、歌咏队、新文字学会等。
陈越平他们组织暨大学生向市政府请愿要求抗日，汇集大夏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的学生，组成声势浩大的队伍，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答应向南京政府反映学生们的抗日要求。
当年底，为营救被捕爱国学生，陈越平等人率先冲曹家渡警察局、英法租界，把警察局长拉上街游行……由于事事带头，冲锋在前， 1936年暑假，暨大反动当局再次宣布开除刘慈凯、陈志立（陈越平）、张馥、刘烈人、康乃尔等六七人的学籍。
当时正值李达教授（经济学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代表）也在上海暨大经济系被驱逐离校，转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经济系当主任。于是，把被开除的大多数暨大学生，包括陈越平在内录取了。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北平的名教授李达、程希孟、许德衡、陈豹隐、刘侃元等，在课堂上讲解马列主义原著。在这一年中，陈越平进一步接受革命理论的教育，积极参加北平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下同）所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日军进城后，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陈越平等一批学生被迫于1937年7月28日先后离开北平，经天津至山东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不久，日军进攻山东，他们随第三战区交通团撤退至河南。1938年1月，转到郑州、洛阳。他们经夏农苔、高云晖（均系共产党员）等人介绍，在政训处民运科（后改政治部）搞民运工作，陈越平任科员。民运科的工作主要是组织地方群众武装抗日。后来民运科人员全部解散，陈越平转到西安，想到延安去，因没有共产党组织方面的关系，进不了边区，只好转到西北联大，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民先和进步读书会的活动，曾担任学校民先总队队长、党团书记。
陈越平准备1941年一毕业就通过陕西省委秘密关系进入边区。实际上，当时国民党已开始抓捕爱国学生，打入当局内部的陕南地下党同志得到消息，通知陈越平等几位活跃的学生领袖赶紧转移。为了麻痹当局，他们行李全不带，晚上让同学照常下蚊帐，床前摆放鞋子等，做出人还在校的假象，实际人早已连夜离开。建国后从缴获的敌伪档案中才知道：万迁、文仲三、张容林和陈志立（陈越平）等人已被列入被抓捕的“黑名单”。这样算上中大高中、上海暨大，陈越平是第三次被开除了。
陈越平一行第一次向边区进发时，月色太亮，看见国民党保安队持枪巡逻，戒备森严，于是退了下来。第二次联系上陕西省委地下秘密交通员（进边区后方知道他的名字是王贵，又名王国），在其带领下，在漆黑的夜里行动，山顶是敌人的哨卡，陈越平他们则从山沟下小溪涧穿过。一位同志不小心踩了一块石头发出响声，敌人马上拉枪栓吆喝，但没下山搜查，这才度过一劫……他们历尽艰险，七转八拐，最后进入人称“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照金。此次一起进入陕甘宁边区的有万迁、张容林、里林、毛兰、黄流、文仲三、芦白、吴刚、高陵、刘衡、张里和陈志立（陈越平）等十二三人。一听说已进入边区，毛兰伏地亲吻边区的土地，而陈越平等人则兴奋的放开喉咙高声歌唱。
难忘的延安精神
陈越平进入边区后，在关中分区党委统战部工作了两年。1943年奉调到延安参加整风，那已是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后期。他们每人发一本“抢救失足者”小册子，关起来审查。因怕被审查对象出事，他们口袋里连一根绳子都不许带。有的还把蒋管区来的女同志的金链首饰都动员“捐献”。陈越平还算幸运，由于会打排球，与爱好打球的学校领导关系较熟，相对自由一些。
延安整风前期的抢救运动很多人受到冤屈。后来毛主席在一次报告大会上说：“是则是，团结抗战；非则非，摘掉帽子，赔个不是。”当即举手敬礼，大家一时反应不过来。主席又说：“我已经赔不是了，你们再不原谅，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全场鼓掌。这一场面，陈越平亲临在场，印象深刻。当时许多人被戴过“特务”帽子，心中有气；组织上有一段时间天天让大家出气，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弄清事实，组织上很快作出结论。结论有了，气也出了，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心搞抗日。毛主席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甚至连真正的特务，过去“是则是”了，只要改正错误，愿意参加抗日，也可以团结。
不久，陈越平调中央党校，一开始在一部四部当文化教员；接着调校部；后来调到新三部任组教科长。当时中央党校学习与当前政治斗争结合得很紧：各个战区的头头从前线回来，或从大后方回来，大多都会到党校作报告，大政方针也都在学员中讨论。如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来在党校作报告，陈毅同志报告前线作战的战略战术等。那时毛主席除了作报告，还爱看京戏、跳舞、散步。有时女同志与毛主席跳舞时，当面请教有关党的政策、军事斗争的问题。有一次讨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人说是“八个关于”、有人说是“七个关于”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有的女同志在跳舞时就当面问毛主席，说得对的，主席就点头认可。又有一次，讨论“蒋介石有没有革命性？”大家意见不统一。跳舞时请教主席，主席一字一顿地说：“没、有、革、命、性。”
在延安，陈越平亲耳听过毛主席五六个报告。陈越平记得重庆谈判前，大伙不放心主席亲往重庆，主席颇激动说：“与蒋介石作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你打得他越疼，他就越老实，我到重庆就越安全。”后来，我军在平汉路打了个大胜仗，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自信、豪情，溢于言表。当时，中央党校礼堂的墙上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深刻地体现了整风后的延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大后方的文化人、大学生，甚至国民党大官僚的子女，冒着生命危险，自觉自愿投奔延安，团结抗日。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人们一周才能吃上一两顿羊肉。工资是一个月6元边币，七八个人攒几个月，跑到新市场吃一顿就花完了，每人也就只能吃到二三块羊肉罢了。生活清贫但内容丰富，常常有秧歌、跳舞、歌咏、戏剧、赛球等活动。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学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面向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陈越平亲眼见到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纺纱。苦干加巧干，学员们发明了加速轮，使纺纱速度快了好多倍，一下子就完成了原来规定的指标（党校学员每人每年交任务要相当于一斗六小米的价值）。织毛衣、做鞋子、编手套等都是自己动手。群众中有许多新发明：墨水用的是染衣服的蓝靛；肥皂是地里的盐碱土加羊油熬制出来的；石灰造粉笔等。陈越平承担的任务是开荒，他把树连根挖掉，树干推下山沟，要树根下的那点儿土地种土豆折算任务。他还与赵东垠同志在校部办小报，去杨家岭、枣园调查英雄事迹。
1947年3月，胡宗南部队进攻边区。3月间，我方先后主动撤出延安。可陈越平早在1946年就接到命令，和梅开五、郝友三等同志组织中央党校新三部的学员、妇女儿童约300多人向后方转移。由于队伍庞大，有时坐笨重的木轮车，一天才走10里，有时要绕路。前面有敌人时，因不是作战部队，不得不暂时住下等敌情过去。也有连夜行军10多个小时，边走边打瞌睡的，一停下来，个个累得站着就睡着了。这一行走了几个月，最后到达冀鲁豫边区。
离开延安时陈越平带出三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是飞马五星奖章——那是奖给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战士的。这枚奖章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新三部学习的贾淑贞同志的，她夫妻俩人都参加了长征，有两枚奖章，离开延安时，就送了一枚给陈越平留念。再有一件是粗纺的羊毛毯——撤离延安时陈越平所在的新三部买了5条，分给陈越平1条。还有一件是马褡子——是用粗毛线织成布缝制而成，搭在马背上，可放衣物。
一本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
陈越平从延安中央党校到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平原省委宣传部、华南分局宣传部、广州市委宣传部和广东省委宣传部，一直从事党的宣教工作。他也在党校、社科院、社科联、报社、出版社、省委理论小组写作组等宣教战线的领导岗位上工作过。就像他在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说的“宣传工作我干了四十多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但至今不后悔。”这“不后悔”也包括了“文化大革命”中所承受的一切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本材料，陈越平一直把它保留在柜子里，那是1966年12月由省委宣传部造反派编的内部资料，题目是《陈越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综合》，十六开本，四十二页，每页八九百字，算来洋洋近4万字。时至今日，陈越平留着这份资料并不是对揭发他的造反派们记恨，想“秋后算账”，反而是心怀感激！感谢这些人花精力、花时间去整理和搜集了他数十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散落在各处的发言、报告及文章。这些当年的“罪状”恰恰反映了陈越平的良知、正派与水平，这些真心话在阶级斗争高压年头里能讲出来，显得是那么的难能可贵，像散落尘埃的珠宝一样，一经擦拭，就散发出耀眼的光彩。
这本“资料”主要内容是揭发陈越平的所谓“三反”言论的，四十多年后列举如下，是非曲直不言自明：一曰“反党”。主要指反对林彪为了抢班夺权制造舆论的极“左”言论。陈越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赞成。
当时，中宣部被打成“阎王殿”。陈越平作为广东省的“阎王”也被打倒。先是要陈越平写检讨，讲自己如何反对省委，反对陶铸、赵紫阳；过了不多久，陶、赵“倒了”，又要他检讨如何紧跟省委，紧跟陶、赵的。陈越平笑问：“到底要我写什么？是‘反对’还是‘紧跟’？”结果只好什么都不用写了。
二曰“反社会主义”。说他攻击三面红旗，赞成包产到户，说公社化是“刮共产风”，说“共产风，肚子空”，“前几年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头脑发热’”，“变革的步子太大，违反了客观规律，反科学”。“五八年以来，在我国，马列主义大发展，主观唯心主义也大发展。”1960年陈越平主持编写教科书，强调“几年来理论工作上最突出的问题是片面性、主观主义，强调了不断革命论，忽视了革命发展阶段论；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强调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变成了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想。”称：“近年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错误比较突出。”
资料揭露，1961年陈越平在揭阳县棉湖整风整社时说过：“包产到户不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而是解决肚子问题”，包产到户是“权宜之计”，“大部分是肚子问题，小部分是两条道路问题，大路走不通走小路（提出五边地搞包产，大田作物合作化）。如果看不到前一段情况就会脱离群众。”
资料揭露陈越平1961年成立省、市宣传理论工作单位负责同志学习小组，采用了当时有人提出的《若干理论问题讨论参考题目》，主要包括：“我国人民公社的建立是否适合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对生产力是否估计过高”？急于过渡“会不会在思想上理论上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
三曰“反毛泽东思想，反对学毛著”。说他攻击林彪在学习毛著方面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二十八字方针。1962年陈越平在广州高校工作会议上说：“立竿见影是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狭隘的理解。”在湛江宣教学习班上说：“打球打赢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甚至做饭做了生米饭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到实用主义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终于过去了，“阎王殿”平反了，以上观点或许已被改革开放实践所证明，或许已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没有人再认为这是反党言论。劫后余生的陈越平继续无怨无悔地做着他所热爱的宣传工作，并且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真理标准大辩论与改革开放的宣传工作
省委对真理标准讨论十分重视，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公开表态支持，这在全国各兄弟省份中排前三名，并在《人民日报》刊登。遵照省委的指示，陈越平从1978年到1979年先后在省委党校发表讲话；在佛山市、中山县和全省地委书记会议上作报告；还召开了全省县一级宣传部长的现场会。有的还深入到公社宣讲，如到中山小榄公社、顺德勒流公社、东莞中堂公社去宣讲等。各种会上陈越平特别强调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如小平同志所说：“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就不能正确贯彻”。这一系列报告宣讲，大大地推动了全省的学习宣传工作。
陈越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赶上了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大好时机。陈越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宣传工作，经常到深圳、珠海、汕头调查研究，与特区的领导同志研究相关问题，排除干扰，为了做好特区的宣传文化工作，省委要求宣传部派出最好的干部去深圳做好特区宣传文化工作。如把宣传部副部长林江、宣传部办公室主任以及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的优秀骨干等一大批思想解放的得力干部派到了深圳，担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特区报社长、文化局长等职务。这批宣传干部在特区建设中为改革开放开路，大多留深圳，落地生根，起到了很好的骨干示范作用。
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文化需求多起来了。要求宣传文化工作要跟上时代，除了大力弘扬丰富多彩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外，还要引进境外国外的先进文化。在广大宣传战线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广东文艺界出现了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新景象，广大观众对文化的追求及欣赏能力逐步提高。有人当时提出不同意收看闭路电视和收听境外的东西，包括香港电视、外国电影、外国歌曲等。甚至连广东提出每年进口几部外国有代表性的电影作为工作参考的报告也不批准。当时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提出“排污不排外”，大家都十分赞同。宣传部的同志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对于“黄、赌、毒”和反动腐朽的东西坚决反对，防止其危害我们健康的肌体；对于国内外，包括发达资本主义的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则要引进吸收。总之，只要“无害有益”就允许。如对香港电视和港台音乐的看法，陈越平和宣传部的同志专门去中山观看香港电视，一连数日熬到深夜，觉得对之没有完全禁止的必要。当时东方宾馆搞了音乐茶座，唱港台歌曲，上上下下亦有不少人反对。东方宾馆的经理压力很大，想把它关掉。宣传部及时派出工作组到该宾馆，经过调研，既帮助他们把音乐茶座坚持下去，又对演唱内容和技术加以指导。不仅东方宾馆可以这样做，其他适合的公共场所也可以。结果广东群众文艺活动越来越活跃。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