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超（1914—1996.7），广东东莞虎门镇人。1938年中山大学毕业，在校期间参加“广州市青年抗敌同志会”，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奉命打入国民党“广州行营”政治部任速记员，在隐蔽战线坚持战斗直至1949年广州解放。
广州党史有关记载
临危受命 深入虎穴
1946年夏天，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蒋介石急于铲除各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展开了残酷的搜捕和镇压，广州城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执行党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急需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广州党组织决定派一些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作用。
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陈超比较适合。陈超夫妇是一对革命伉俪，他与爱人冯容笙是中山大学同学，并在1939年3月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中大毕业后，他曾在第四战区政治部当过上尉速记员，后又调第四战区战训团当少校速记员。
三十年代末，陈超（陈慈照）、冯容笙夫妇
陈超利用自己当过速记员的有利条件，于1946年8月，打入了“广州行营”政治部任少校速记员，随后又通过一些关系，被晋升为中校秘书。从而为掌握敌人情报，探听敌人行动计划提供了有利条件。
裤兜里的速记绝活
陈超有一个速记绝活，右手放在口袋里，靠一根铅笔头就能够速记，别人说什么，他能在不看纸笔的情况下，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他利用速记优势，迅速将敌人的人事变动、机构调整、会议记录等机密情报，转交地下党组织。这手绝活为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陈超速记手稿
1947年11月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后，考虑到广州10个特务机关各自为政，容易泄密，遂成立特种情报处，将这些机构统领起来。每周，十大特务机构的头头都会集中起来，汇报掌握的最新特情，互通有无。
让特务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每个头头可以带一个工作人员与会，这里面就有陈超！每次特务头子们通报最新特情，站在旁边的陈超就将手伸进裤兜，在一张特制的小纸片上偷偷划记号。速记能力超强的陈超，记下了每一句话。
晚上回到位于德政中路的家里，陈超立即将这些速记整理出来，然后走下楼，在门口的石榴树上挂一把扫帚，这暗示，这里安全。很快，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王达就悄悄进来，取走情报。
巧妙营救“要犯”
1948年3月至4月，陈超接到通知，让他亲自审判一名“政治犯”，这人就是共产党员卢炽辉。卢1946年在东莞被捕，起因是他动员一批学生到罗浮山参加游击队，学生在途中被捕，事情暴露。经过一年多的严刑逼问，一直没有审出任何结果，最后只好转给特情处。特务机关对这个“老顽固”失去了耐心，准备就地处决。
此时，陈超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尽力营救这位同志。这个任务很棘手，当时就连普通人抓进特情处也难活着出去，何况是卢炽辉这样的“要犯”。
陈超异常焦急，苦思冥想，反复查阅卢的档案，终于找到了一封徐景唐写的保释信。写信时徐景唐是在野无权人，所以不起什么作用，而后来徐成为显赫一时的当权派，是绥靖公署副主任。
于是陈超就有意将这封信给特务们看，并用警告的语气说：卢炽辉是徐老总保的人，咱可不能随便判刑啊！当然也不好立即放人，不如送到集训队（集中营）集训，让他受点教育，也算给了上司一个面子，我们自己也找个台阶下。大家一听都同意。就这样，卢炽辉终于得免于难。
陈超的部分回忆文章和诗作手稿
粉碎对中大“行动”阴谋
1948年9月开始，解放军连续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垂死挣扎的国民党开始疯狂镇压革命运动。中山大学被特务视为地下党的大本营，成为被监视重点。为镇压中大学生运动，以特情处为核心，专门成立了一个第七号办公厅。该办公厅网罗了一批人，分成3个行动队，另外还配备了两个团的兵力，准备进行一次深夜行动。行动前指派中大的特务学生进行详细侦察，把进步学生的名单、照片、房号、床铺位置都搞得一清二楚，以便到时按图索骥，一网打尽。
陈超获得情报后知道情况紧急，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迅速制定措施，把已经暴露的同志安排撤退，有的事先调换了住处，还组织学生护校，在楼上垒了许多砖头石块，准备与敌人进行斗争。
国民党精心策划了两个多月的阴谋宣告破产。敌人下令在内部彻查“内奸”时，面对可能会暴露被捕的危险，陈超沉着冷静，机智巧妙地应对，终于化险为夷。
摸清珠三角敌特潜伏情况
1948年冬，潜伏在广东省教育厅的陈超妻子冯容笙因长期紧张、危险的斗争，突发心脏病逝世。陈超忍着悲痛，继续孤军深入。
1949年夏，解放军势如破竹，渡过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国民党的首脑机关分崩离析，达官贵人纷纷往台湾、海南岛、香港出逃。
战败后的国民党在慌忙逃窜中，组织了一个“劳工访问团”，到珠三角一带访问。陈超查阅情报发现．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准备搞反共潜伏组织。他感到事关重大，想方设法加入这个“访问团”，详细了解到他们的活动情况，掌握了敌人的“防奸”部署和行动计划，迅速报告给地下党组织。这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肃清敌特，巩固政权提供了重要线索。广州一解放，这个组织就被摧毁了。
1949年11月，陈超(左)与胡兆组建广州市公安局一处情报科，胡兆任科长，陈超任副科长
金蝉脱壳 脱离虎口
根据组织上的指示，陈超坚持到敌特机关撤退的最后一天：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当日下午，敌人撤退了。他们的军舰停在白鹅潭，撤退的人员从沙面上船，向海南岛逃跑。逃跑前，陈超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也跟着别人签了名，并装模作样打了一包行李送到机关，准备随时上船的样子。下午就要开船了，陈超借口母亲有重病，要回家去看她最后一面，于是跑回家了。他估计敌特还会来找他，就对孩子说，如果有人来找，就说我已经上船了。之后便躲到另一个地方去，金蝉脱壳，脱离了虎口。后来，敌特负责人陈灿光还真的驾着吉普车到陈超家找人，听说陈超上船又到船上找，结果都没有找到。此时，陈超无形中暴露了身份。
原中共广州地下党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钟明及其赠陈超的题词
1983年与解放前一起在隐蔽战线从事地下斗争的战友合影。左起：李国霖、罗湘林、钟明、王达、潘佛章、陈超、何君侠、何雪云
原中共广州地下党负责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明说：“自从陈超打入敌特机关后，广州地下党领导的几百人没有一个牺牲，组织没有一个遭到破坏，我们的党员和非党员骨干没有一个叛徒。可见，陈超打入敌人心脏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他为党所作的贡献是卓著的。”
陈超1963年任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图为1992年春节与夫人黄洁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