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广东梅县松源、平远石正相继召开两次传达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的重要会议。面对红四军内部建军原则分歧、思想涣散及军事失利的严峻困境，两次会议以中央九月来信为思想指针，完成了从“破局分歧、确立领导核心”到“复盘实践、纠正错误思想”的关键进阶。梅县松源会议厘清政治方向，推动毛泽东重返领导岗位；平远石正会议转化实践经验，为建党建军提供直接探索。两次会议层层递进、形成合力，既实现了全党全军思想与组织的高度统一，又积累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宝贵实践经验，从思想、组织、理论三重维度为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的召开筑牢必要前提，成为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其精神内核至今仍具重要指导价值。这两次会议犹如革命航船的灯塔，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镌刻下不朽印记。
中央九月来信的缘起与红四军出击东江的经过
（一）中央九月来信的历史背景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余部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自此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新局面。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缓解根据地物资匮乏的经济困境，红四军主力奉命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地区转战。
转战途中，红四军虽取得大柏地、长汀等战斗的胜利，却也暴露出诸多深层次问题。部队成分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肆意滋长，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倾向普遍存在，部分指战员片面认为“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忽视根据地建设与群众工作的重要性。更为关键的是，红四军领导层围绕建军原则、领导体制产生尖锐分歧。1929年5月，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抵达红四军，主持恢复临时军委，并提出“军委统辖红四军，前委只管行动”的主张，直接引发前委与军委的分权之争，其本质是“党对军队是否拥有绝对领导权”的原则之争。
1929年6月，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试图解决党内分歧，却因缺乏中央明确指示、思想认识未能统一，最终改选前委领导机构，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被迫离开红四军主力，前往闽西指导地方土地革命与政权建设。红四军“七大”决议上报中央后，党中央敏锐察觉到红四军内部问题的严重性。192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红四军工作，周恩来亲自起草“八月来信”，初步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8月底，红四军前委委员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斗争情况与内部分歧。中央随即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的三人委员会，深入研究红四军的问题。最终，由陈毅执笔、周恩来审定，于1929年9月28日形成《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这封来信深刻阐明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明确要求“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为红四军摆脱思想迷茫、化解内部纷争指明了方向。
（二）红四军出击东江的经过
1929年10月上旬，红四军前委接到党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借此牵制广东国民党军队，配合各地革命斗争。彼时，毛泽东尚未归队，红四军由朱德主持前委工作，前委迅速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决定率领红四军主力从闽西出发，进军广东东江地区。
10月中旬，红四军三个纵队从福建上杭、永定出发，越过闽粤边界，向广东大埔、梅县方向挺进。进军途中，携带中央九月来信的陈毅，于10月22日在梅县松源与红四军主力会合，这也为松源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关键条件。起初，红四军进军计划进展顺利，但战局瞬息万变——原本陷入混战的粤桂军阀迅速达成妥协，国民党军调集重兵驰援东江地区，红四军面临的敌我力量对比陡然逆转。
面对严峻形势，红四军前委果断调整计划，放弃深入东江腹地的原定目标，转而率部向梅南、丰顺马图一带山区转移休整。10月31日，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反攻梅县县城，试图夺取战略据点以打开局面。然而，梅县守敌凭借坚固城防负隅顽抗，加之敌军援兵将至，红四军久攻不下，战斗伤亡不断增加。为避免陷入敌军包围、造成更大损失，红四军前委果断下令撤出战斗。
此次出击东江，红四军先后经历了大埔三河坝、梅县攻城等多次战斗，累计减员逾1200人，部队士气一度跌入低谷，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错误思想再度抬头，革命事业面临严峻考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四军转战至平远石正，召开了具有关键转折意义的前委扩大会议。
红四军出击东江及回闽召开古田会议线路示意图
梅县松源会议：破局分歧，确立领导核心的思想奠基
1929年10月22日，红四军三个纵队集结梅县松源镇，前委机关驻扎于金星村同怀别墅。当晚，携带中央九月来信的陈毅在红四军前委会上首次正式传达指示精神，成为扭转红四军发展困境的关键节点。彼时，红四军因党内关于建军原则、领导体制的分歧，经历了“七大”改选、毛泽东离开主要领导岗位的波折，部队思想涣散、行动受阻。九月来信明确指出“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的核心主张，为纷争画上句号，更从根本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会议的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了“思想破局”：一方面，陈毅详细解读了九月来信关于红军性质、任务及党组织建设的重要论述，澄清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等错误认识，使指战员深刻理解“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会议当即决定派专人护送九月来信转交毛泽东，并由陈毅多次致信促其归队，为重建红四军正确领导核心迈出关键一步。同怀别墅留存的红军标语“建立苏维埃政府”“打倒土豪劣绅”，正是此次思想动员在群众层面的生动写照，既传播了革命理念，也凝聚了军民共识。此次会议不仅终结了红四军领导层的纷争，更以中央权威为支撑，开启了全军思想统一的进程。
同怀别墅——红四军前委机关和军部驻地旧址
平远石正会议：复盘实践，酝酿建军纲领的关键进阶
1929年11月1日，红四军在出击东江失利后转移至平远石正，陈毅于天主教堂紧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第二次集中传达贯彻九月来信精神。此时的红四军历经三次关键战斗失利，减员逾1200人，部队士气低迷、思想混乱，非无产阶级思想再度抬头，革命事业面临严峻考验。会议以九月来信为思想指针，完成了从“传达精神”到“实践转化”的重要跨越：
其一，会议系统总结了东江作战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失利与党内错误思想直接关联，指出盲目冒进、缺乏根据地支持、群众工作薄弱等问题根源，使指战员深刻认识到“流寇思想”“盲动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为后续纠正错误思想提供了鲜活的实践依据。
其二，会议形成的《前委报告》明确记载“中央的文件对四军工作的指示，此间已令陈毅同志在前委扩大会中报告，一一执行”，成为现存最早明确贯彻九月来信精神的文献史料，原件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为古田会议决议的起草提供了直接参考。
其三，会议正式启动了错误思想的纠正程序，围绕组织建设、民主集中制、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研讨，将九月来信的原则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建军实践探索，被党史学界誉为“红四军探索‘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质变起点”。
红四军前委会议遗址
两次会议的历史合力：为古田会议铸就必要前提
梅县、平远两次传达会议虽处于不同历史情境，却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历史逻辑，共同为古田会议的召开创造了不可或缺的条件：
在思想统一层面，两次会议构建了“自上而下”的精神传导体系。梅县会议解决了“领导权与政治方向”的根本问题，平远会议聚焦“思想净化与实践纠偏”的具体任务，通过反复传达、结合实践复盘，使九月来信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健全党的组织原则”等核心主张深入人心，彻底扭转了红四军“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的局面，为全军在思想上达成高度共识奠定了基础。
在组织准备层面，会议推动了领导核心的重建与团结。梅县会议后，毛泽东于11月26日重返红四军领导岗位，朱、毛、陈三人形成坚强领导集体；平远会议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一步凝聚了领导层的政治共识，展现了共产党人“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这种组织上的团结统一，为古田会议集中解决建党建军根本问题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在理论实践层面，两次会议完成了九月来信精神与红四军实际的深度融合。从梅县会议的“原则传达”到平远会议的“实践反思”，红四军逐步厘清了建军路上的关键问题，积累了纠正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宝贵经验。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时，其决议案中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等核心内容，正是对两次传达会议成果的系统升华与理论定型。
结 语
梅县松源的同怀别墅与平远石正的天主教堂，见证了中国革命从迷茫走向清醒、从分歧走向团结的关键转折。这两次传达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的会议，以思想统一为先导，以组织团结为保障，以实践探索为路径，不仅为红四军摆脱困境、重整旗鼓注入了强大动力，更从根本上确立了古田会议的思想基调与实践方向，为“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最终确立铺平了道路。其蕴含的“坚守政治信仰、勇于自我革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内核，至今仍是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