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彰风全家合影

　　恢复《华商报》香岛南洋留足迹

　　饶彰风（1913—1970年），1913年5月25日出生于广东大埔县茶阳镇下马湖村。1936年8月，在中山大学加入共产党。11月被派往香港任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秘书。193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内又布满了内战的阴云。为了使全国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建国方针，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立即派出干部到各大城市开辟新的宣传阵地。富有宣传工作经验的饶彰风及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的6位干部被派到香港。

　　为了尽快传播党的政治主张，饶彰风率领一批干部加紧准备复刊《华商报》。《华商报》是抗战时期我党在香港发行的一份有影响的报纸，创刊于1941年4月8日，同年12月10日，该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

　　在当时人力、物力都非常缺乏的情况下，恢复大型《华商报》，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饶彰风四处奔波，昼夜操劳。他找了许多民主人士、爱国华侨、港澳同胞筹集经费、组织班子，经过饶彰风的积极活动，香港的许多著名人士，如黄长水、庄希泉等都捐了款。《华商报》的领导班子由共产党的干部和爱国人士组成。复刊初期，邓文钊先生是督印人，总经理萨空了，总编辑刘思慕，副总编辑廖沫沙，经理陈东。其他编辑记者都是有名望的文化人，如高天、黎澍、俞鲤庭（沙溪）、赵元浩、吕剑、华嘉、黄新波、李门等。

　　经过3个月紧张筹备，克服了重重困难，《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复刊。《华商报》在《复刊词》中鲜明地表述自己的立场：“际此，胜利已达到，建国伊始，本报匆忙在港复刊，仍当一本人民底立场，与我海内外同胞，共揭和平、团结、民主的大旗，为创建一个幸福、富强与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

　　复刊初期，在报社里，党的主要代表是饶彰风。人事安排、编辑方针、对内对外等大事情，都由他负责。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亲自撰写一些重要社论，审阅一些重要文稿。他很善于团结人，注意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凡是重大事情，都同其他负责人商量，集思广益，使《华商报》越办越好。在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和重庆等地都有发行，影响很大。

　　饶彰风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关怀备至，暖如春风。当时经费困难，报社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很低，生活异常清苦，但大家的奋斗目标一致，精神却很愉快。对于从东江纵队来的人员，饶彰风也很注意培养他们，组织他们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他经常请有专长的人给他们上课、作报告，使他们各方面进步很快。《华商报》的不少工作人员后来都成为党和政府部门的负责人。

　　饶彰风在复办《华商报》的同时，还负责其他工作。为了及时传播中共中央的声音和新华社播发的新闻，新华社香港分社在1947年筹办之前，先办起了新华南通讯社。中央任命饶彰风兼任社长。

　　东纵北撤前后，许多人到了香港，都去《华商报》找党组织，饶彰风总是热情接待他们，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食宿，安排他们的工作。当年的《华商报》副总编辑、后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廖沫沙回忆说：“当时《华商报》就等于一个接待站，‘站长’就是饶彰风。”又说“里里外外，他是个‘大总管’。工作量之大，真不可想象。当时如果没有他。那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局面。”

　　这时，由于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南洋华侨社会思想比较混乱，许多华侨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十分担心。在新加坡主办《南侨日报》的胡愈之多次来信，要求派人去协助工作，为了加强对南洋华侨工作的领导，夏衍和饶彰风先后到马来亚。1947年1月，夏衍出任新加坡《南侨日报》主笔，并组成了文化小组，夏衍任组长，成员有张兆汉、吴荻舟、张碧夫等。

　　饶彰风于1947年4月到马来亚开展工作，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马来亚稍大的城镇，结交了许多华侨朋友。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攻占了张家口，延安沦陷，进步华侨都很担心。饶彰风在各地向华侨作报告，介绍国内形势。他指出，中国革命尽管还有曲折，但一定会胜利的，挑起内战的人，失尽人心，失败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他的报告大大鼓舞了广大华侨的信心，推动了华侨社会的爱国民主运动。

　　在马来亚期间，饶彰风还注意团结华侨中的上层人物。他直接与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接触，如实地向他介绍国内情况，阐述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使陈先生进一步看清大局，他和爱国民主人士都积极捐款，支援人民解放战争。

　　1947年底，饶彰风返香港述职。1948年2月，饶彰风再被派去马来亚，组织新华社新加坡分社。当时，新华社在海外设立分社的只有伦敦、香港两地。同时，饶彰风等还创办了新民主出版社，推销国内和香港出版的进步书刊。

　　回到香港为建立新中国作准备

　　1948年6月，饶彰风回到香港。这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饶彰风回港后，除了协助章汉夫领导《华商报》的工作外，主要任务就是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巩固发展统一战线。

　　他在这一时期具体做了四件大事：（1）输送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贤达到解放区。（2）将我党在香港的骨干力量输送到内地解放区去。（3）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策动广东、福建等地国民党军队起义。（4）帮助准备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共产党接上关系。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体现了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们纷纷致电，热烈响应。8月1日，毛泽东复电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邀请他们到解放区共同商讨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当时一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社会贤达、知名人士聚集在香港。如何把他们安全地护送到解放区，这是十分艰巨重大的政治任务。

　　香港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北上解放区的陆路交通不便，只能坐船走海路。连贯、饶彰风等和钱之光一起，废寝忘食，反复研究，周密安排。为了减少外界的注意，一般晚上上船，出发前经过化装，然后由护送的同志陪同，从各人的住地出发，有时候先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再上船。经过周密的安排，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先后由章汉夫、李嘉人、连贯等同志分批护送离开香港北上。李济深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中共有密切的联系，与香港当局和美国方面也常有接触，各种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济深要顺利离开香港，的确阻力重重。动身的那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还特地参加了邓文钊先生的宴请。同时参加的还有朱蕴山、吴茂荪等人。席后，他们乘着事先准备好的小船，驶到一艘苏联货船旁，上船后安排在船长室，布置得十分严密巧妙。李济深离港两三天后，跟踪监视他的人才发觉，但是为时已晚矣。10多天后，白崇禧派往争取李济深的大员到达香港，听说李济深已经走了，只好仰天长叹。

　　从1948年8月下旬到1949年初，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知名人士全部安全离港到达解放区，转赴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饶彰风和同志们胜利地完成了这一重大任务，受到周恩来的表扬。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家王朝迅速崩溃，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眼看大势已去，不愿为它殉葬；有的人徬徨观望，寻找出路，一些人主动到香港与我党搭线，愿意弃暗投明。形势表明，策反工作愈来愈重要地摆在我党议事日程上了。负责统战工作的饶彰风，做了大量工作，亲自参与策动了粤东起义、粤北始兴起义、闽西起义和两航起义等。

　　粤东起义从开始酝酿，饶彰风就参与策动。据起义的主要发动人之一魏鉴贤回忆，1947年下半年，他秘密去香港，与饶彰风接上了关系。1948年他和萧文到香港与饶彰风进行了两次谈话。魏鉴贤说：“在两次谈话中，饶彰风同志给我启发教育和鼓舞作用是很大的，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和兴奋。”1949年3月中旬，魏鉴贤和曾天节再次赴港，见到方方和饶彰风。曾天节在回忆中写道：“我们秘密见到中共香港分局饶彰风和方方同志，有如游子远道归来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无限亲热、温暖和激动。”方方和饶彰风热烈赞扬他们回到人民怀抱的正义行动，对他们起义时间等问题作了指示。饶彰风还与魏鉴贤、曾天节具体商谈有关起义的宣言和行动计划。国民党梅州行政区（国民党广东省第九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李洁之也秘密前往香港，与饶彰风等商谈了有关起义事宜。

　　1949年5月14日，国民党广东省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和粤东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李洁之、曾天节、萧文、魏鉴贤、魏汉新、蓝举初、张苏奎，在老隆发出起义宣言。同一天曾天节率领保安十三团在老隆起义，老隆、龙川宣告解放。接着，起义部队配合我粤赣湘边游击纵队解放了和平县。5月14日，梅县魏汉新率保安十二团、县长张君燮两个保安营同时宣布起义，梅县宣布和平解放。5月18日，梅州行政区专员李洁之和兴宁县县长陈郁萍率部同时起义，兴宁宣布和平解放。5月20日，平远县保安营长魏清率部起义。5月底，惠来县在当地人民武装包围下，该县县长邹瑛响应老隆等地起义，宣告惠来解放。《6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吴奇伟、李洁之、曾天节等起义人员发来复电，对他们表示嘉勉。

　　国民党闽西专员亦由香港与我党组织联系。方方和饶彰风接见他，欢迎他们在适当时机举行起义。1949年5月22日，李汉冲、练惕生、傅柏翠率领李汉铮自卫队（相当于一个团）和李玉保安团，及龙岩县县长章汤铭、连城县县长张友明、上杭县县长丘师彦、永安县县长赖作梁、武平县县长王中泰和这5个县的自卫中队，宣布起义，解放了龙岩、上杭、永定、武平、长汀、漳平等7个县。

　　此外，还有粤北始兴起义、“两航起义”、“灵甫号军舰起义”、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等几家银行起义等，饶彰风都直接参与策动，取得显著成效。

　　广州解放前夕，饶彰风又与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地做旧军政人员的工作，要他们保护机关财产，接受我党干部的接管。如动员余汉谋的参谋长梁世骥提供有关广东的军事情报，联系广州有关单位保存好内部有关档案资料。在党的领导下，广州地区的“护产运动”迅速开展。当时，国民党行政院救济总署一位秘书，主动带一批“货单”到香港与我党联系，提出解放后如能保证他的安全和安排工作，他将设法把几百万美元的美援物资保存下来。饶彰风亲自与他谈话，使这批物资安全保存下来。

　　在完成各项重大任务的同时，饶彰风仍然坚守党的宣传阵地。《群众》周刊一直出版到广州解放前夕；《华商报》则是在刊登广州解放的喜讯后，于1949年10月15日宣告完成历史使命。

　　饶彰风以艰苦的斗争、忘我的工作，与同志们一起迎来了广州解放。

　　“统战能手”知人善任

　　饶彰风回到广州后，立即投入紧张的接管工作中。当时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是叶剑英，饶彰风负责新闻出版系统的接管，任省新闻出版处处长。

　　接管工作结束后，党又给饶彰风一项任务：建立华南分局统战部，团结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叶剑英南下时，曾问连贯：“广州的统战工作谁搞？”连贯毫不迟疑的回答：“饶彰风可以。”短短的一句话，充分体现了党内同志对他的信任与赞许。

　　饶彰风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

　　饶彰风要求同志们帮助各民主党派去解决工作及学习问题，鼓励民主党派人士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自身的缺点。他亲自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商量，迅速选定他们的办公地点，民盟在爱群大厦，民革在原国民党澳洲总支部办事处，致公党在西关的新风路，使各民主党派及时开展工作。

　　建国初期，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约有四五百人云集广州。为了发挥他们所长，饶彰风每天从早忙到晚，找他们谈话，了解他们意愿，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根据工作的需要以及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要求，逐个进行安置。如一位曾帮助保护一大批“美援”物质的原救济总署秘书，安排在省商业厅当干部；在经济上帮助过我党的新加坡华侨洪骏声、吴钰荪，则被安排在财经部门工作，后来还入了党。有一技之长的，就安排在能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上，体现了“凡是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一准则。

　　建国初期，国民党在经济上给我们留下一个烂摊子，同时，美帝国主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在经济上对我实行严密的封锁禁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饶彰风动员华侨和港澳爱国的工商界人士回来投资、办企业，帮助祖国进行经济建设。1951年2月，饶彰风和有关部门领导组建了“公私合营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华企”）。这是中国第一家吸收华侨和港澳工商界人士投资的公私合营企业。在饶彰风及其他同志的领导下，“华企”利用其特殊的地位和与港澳的关系，积极参加了国家抢运物资的工作。如1951年抢运交通器材进口，占整个进口额的百分之七十强。1952年则大量抢运大小五金、橡胶、西药、科学仪器等物资进口，数量可观。还代办出口，为国家争取外汇，帮助国营公司稳定物价。

　　“华企”以“商业为主，工业为副，以商养工，逐步转向工业”为方针，在以经济商业为主的同时，逐年增加对工业的投资，开办了一些工厂。该公司经营的工厂有：广州南方针织厂、徐闻华南糖厂、广宁华南松香厂、东莞生粉厂、广州三联纱绸行等。这些工厂为农业生产服务起了积极作用。如华南糖厂一个榨季可榨甘蔗2000万斤，相当于当时4000多亩甘蔗田的总产量，受益农民三四千人。生粉厂、松香厂等可使数万农民受益。“华企”对北京新侨饭店也进行了投资。总之，“华企”公司在支持抗美援朝、反经济封锁，支持国家建设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回来投资、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51年8月，饶彰风又帮助归国华侨薛两清、王源兴等人创办了“广东华侨工业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华建”）。公司成立后，在广州办起了麻袋厂，在深圳建了华侨招待所，后来又在广州兴建了华侨大厦。在“华建”的影响下，海外华侨纷纷回国投资。广州市的华侨新村，就是由广大华侨投资建设起来的。“华企”、“华建”两个企业支援了抗美援朝和祖国的经济建设，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这些工作，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除工商界外，饶彰风还动员了不少华侨文化界人士及知识分子回来工作。他实事求是的对他们说，回来生活是艰苦的，但祖国需要你们。当年回国的吕恩、杨嘉、洪丝丝、张楚琨、陈仲达、胡伟夫、黄朝中等华侨知识分子，后来都成为各单位的骨干或担负领导工作。

　　在同许多民主人士、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接触中，饶彰风从不摆官架子，以诚待人，成为统战对象的知心朋友。薛两清谈到饶彰风给他的印象时说：“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对人充满着很纯正的感情。”

　　在建国初的民主改革运动中，饶彰风敢于坚持党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保护对革命有过贡献的党外人士。如有一位原国民党军官，是对人民有过也有功的人，曾经帮助我党和革命事业做过不少好事。土改时，有些干部要把他送回农村去斗争。在会议上，饶彰风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后，肯定其对革命的贡献，提出对他可以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但不要送回农村去斗争，以保证其人身安全。又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人怀疑一位工商界人士贪污。饶彰风说，有什么根据说他贪污？他把自己的钱都拿出来支持国家建设，生活过得很节俭。不要因为他历史上有问题，就怀疑他，予人横遭无妄之灾。

　　在反“右派”斗争中，曾出现所谓“抓右派越多功劳越大”的错误论调。而敢于坚持原则的饶彰风却被看成“右倾”，靠边站了。但是，饶彰风虽身处逆境，却不顾个人得失，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真理，坚持党的政策。当时，部分同志议论要把爱国人士邓某、曾某等5人划为“右派”。他极其负责地介绍了他们过去对革命的贡献。关于邓某，饶彰风指出，他是香港知名的爱国人士、我党的老朋友。抗战时，他在香港把自己的房子让出来作为八路军办事处，帮助创办《华商报》。解放战争时，他协助我党做了大量团结工商界的工作。建国初期，他担任华南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广东省工商联主任，对团结改造工商界、建设祖国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从一贯表现来看，怎能说邓某反对共产党领导呢？

　　关于曾某的情况，饶彰风说，他在任师管区司令期间，曾经在自己家里掩护过被国民党特务追踪的3名共产党员，使他们得以安全转移。他在任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时，又运送过两车皮枪支弹药到湘西，送给我抗日部队。此事，廖承志曾代表党中央对他表示过感谢。建国后，他对团结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建设祖国方面，也起了积极作用。

　　饶彰风反复对省委统战部整风办公室主任欧新说，对邓、曾的问题要认真深入细致核实研究，如果他们有错误，批评是可以的，如若要划“右派”，就要慎重了。结果没有把他们划为“右派分子”。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问题，饶彰风也总是按照党的政策及时予以解决。1955年一位姓陈的干部向省委统战部提出申诉。陈原是旅居马来亚的进步华侨，1951年偕妻子一起回国，被分派在一个经济部门工作，妻子任小学教师。1952年陈因所谓政治上问题被清洗出来，一家4口人的生活仅靠妻子小学教师的工资来维持，非常困难。陈的岳父岳母尚在马来亚，是个有钱有名望的华侨。但陈怕影响我党的威信，在对外通信中从不提生活困难的事。饶彰风接到陈的申诉后，立即派干部处长和一名干部调查这件事。调查结束后，统战部会同有关部门一起，给陈平反，由统战部重新安排工作，并根据陈的一贯表现和工作能力，定为行政十八级。组织上的这一决定，让陈感动万分。

　　以上事例，不胜枚举。饶彰风就是这样，一贯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待爱国民主人士，政治上保护，生活上照顾，与他们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直到现在许多人还深情怀念他，赞扬他是一位“扎扎实实贯彻党的政策，能团结人”的好干部。在他任统战部长和兼任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广东省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胡愈之曾称赞说：“彰风同志很好，是做统战工作的能手。”

　　但是在“左”倾思潮泛滥下，饶彰风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和不应有的打击。“华企”被说成是“黑样板”，饶彰风等同志被指为“带着浓厚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感情去领导华南企业公司工作，在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了思想武装，”受到了党内通报批评。饶彰风的某些缺点和错误被夸大，对他的批评逐步升级。1958年饶彰风被说成是“犯有严重右倾投降主义、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严重的反党活动性质的错误”，受到撤职降级的处分，下放到连平山区。

　　饶彰风虽然受到打击，遇到挫折，但仍然毫无怨言，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有一位同志也遇到同样的厄运，思想压力很大，饶彰风真诚勉励他，正确对待，不能消极埋怨。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饶彰风抛开个人得失，踏上通往连平的崎岖山路。

　　人格魅力

　　饶彰风的品德，有口皆碑。原广州外语学院《饶彰风传》写作组的同志采访过很多年已古稀的老人，他们一谈起饶彰风心情都很激动。采访胡愈之、夏衍、廖沫沙等人时，他们年事已高，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冲击，年老体质弱，一般都不接待来访。廖沫沙的门上还挂着牌子“医生嘱咐，不接待来访”。但他们得知是来了解饶彰风、为饶彰风写传时，便立即安排时间到家里详谈。一谈到饶彰风，都热泪盈眶。

　　在广州的爱国华侨薛两清，提到饶彰风的名字，立即眼泪汪汪，原定谈一下午，后来变成两个下午。他说：彰风对我的帮助、关心真是太大了，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直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又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被关闭起来。不能和我见面，但他还是惦记着我，特地叫他原来的司机来看我、安慰我。有一个晚上，风雨交加。何司机带着饶彰风的嘱托来到我家，在那动乱、紧张的日子里，难得有个熟人来看望。听到他转达饶彰风的嘱咐，我真是感动万分，眼泪直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饶彰风就遭到残酷的斗争。但他没有屈服，甚至在“假枪毙”的威胁下，仍然坚持党性原则，不说假话。在乐昌监狱里，有一次专案组人员和外调人员强迫饶彰风写假材料，证明一位同志是“叛徒”。但他没有迎合他们的意愿，实事求是地说那位同志不是“叛徒”，而是个好同志。于是，激怒了那班人，他们把饶彰风他推到审讯室外的坑里活埋，一边填土，一边逼他说假话。面对死亡，他毫无惧色，坚持不说假话。

　　身陷囹圄，饶彰风意识到凶多吉少，在劫难逃。他想到参加革命后从未回过的故乡，缅怀为革命献身的亲友，在狱中避开看守人员，和着血泪写下《沁园春？忆故乡大埔》，把它夹在书缝里。临终前，饶彰风托人把旧衣服送给家乡的贫下中农，他的亲人拆开一看，一首含义深刻的绝笔词展现在眼前：“笔架峰高，印山渺小，狮扼咽喉（狮子口是韩江流经茶阳附近的一个窄口）。忆茶阳风物，缅怀故旧。清泉鹤唳（鹤子顶，又名”白鹤擎书“，峰顶有清泉寺），夕照星桥，大坝枪声（反动派经常在大坝枪杀革命志士），城隍鼓应（城隍庙香火不断，每天都有击鼓之声），多少英雄硬骨头，换天志，命韩江怒吼，遍地燃烧！

　　残阳暮霭深秋，三河坝三千忠骨收（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潮汕时，在三河坝与反动派激战一场，牺牲很多同志）。立红色政权，太宁屹起（起义部队撤退时留下数人在此帮助建立红色政权），高陂百侯，旗树高丘，北出坪砂（坪砂是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站，靠近福建边界），直通闽赣，赤色江天撼五洲。歌红日，照青峰小道（青峰小道是通往中央苏区最险要的山路），史迹长留。“

　　大埔在粤闽边界，紧靠福建龙岩、长汀一带，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根据地。饶彰风这首词，饱含作者对故土深深的眷恋，缅怀大埔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斗争的峥嵘岁月以及南昌起义部队在三河坝浴血奋战的壮烈场面。全诗气势磅礴、激情勃发、音韵铿锵、字字千钧，表达作者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对国家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

　　1970年9月12日，饶彰风被迫害至死。

　　历史不曾褪色，记忆永远鲜活。早在踏上革命征途之前，饶彰风就常用“追光”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所谓“追光”，意即追求真理、渴望光明。为此他奋斗一生，始终不渝。这就是他的风格，他的魅力！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