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大会上，梁湘当选市长

　　17岁成为中共党员

　　梁湘， 1919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博建乡西宁里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积极投身爱国学生运动，秘密参加了广州市中国青年同盟，1936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时年仅17岁，在中共广州市委地下党机关工作。

　　1936年底，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已在抗战最前线领导着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延安成为许多热血青年向往的地方。经组织介绍，梁湘1937年10月奔赴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

　　1938年至1945年，梁湘在延安历任陕北公学22班党支部书记，中央组织部训练班支书、总支书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中央党校组织科长、总支书记，校务部政治处主任，教务处副主任兼七大代表班支书，工作人员整风班负责人。1945年8月，党中央派遣三五九旅南下开辟抗战新战场，梁湘随军南下，任干部支队中队长。途经河南时，抗战胜利，党中央决定奔赴东北，为夺取全国胜利奠定强大基础，部队即时转赴东北。1945年10月至1949年9月，梁湘在东北期间，历任辽宁省（曾属吉林省）西安县（今辽阳市）工委书记、县长，西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沈阳市大西区区委书记兼区长、沈阳市委党群委员、市纺织系统总支委。

　　立新求变改旧貌

　　1949年10月，梁湘随着四野解放广州，即被任命为广州市公用局局长。在叶剑英市长的领导下，他克服入市不久，物资极度匮乏、敌机空袭、敌特骚扰等困难，发挥工人阶级先锋作用，艰苦奋斗，很快扭转了“马路不平，汽车不动，电灯不明，自来水不清”的现象，让广州市广大市民很快安定下来，获得一个正常工作、生活的环境。

　　广州市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时，梁湘又被任命为市财委副主任兼市工商局局长。当时市工商局的任务是担负起全市工业、交通、商业的发展和管理任务。广州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反动派留下一个烂摊子，全市没有一点像样的工业，最具规模的也就是一间年产10万吨的西村水泥厂，只能生产喷雾器、犁耙等简单农具的广东钢铁机械厂和生产脸盆、口盅的益丰陶瓷厂等。梁湘担当工商局局长的职责任务是十分繁重的。到了1954年夏，在广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梁湘被选为广州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同年底又被任命为广州市副市长，主管计划财经工作。梁湘在职期间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路线方针、政策，忠实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采纳群众的正确意见，在抓好全市计划工作的同时，做好全市重点工交建设项目的计划、平衡、发展，使广州市的国民经济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广州市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所有重大工交建设项目，基本上都是由梁湘经手的。如组织兴建广州钢铁厂、广州氮肥厂、广州化工厂、广东拖拉机厂、广州制药厂、广州第二棉纺厂、广州石油化工厂、黄埔新港等地方国营骨干企业；组织扩建广州重型机械厂、广州造纸厂、广州水泥厂、广州造船厂等中央直属大型企业。为提高广州市综合实力打下坚实基础，使广州市从一个消费型城市转为生产型城市的伟大事业中，梁湘呕心沥血，倾注了全副心血。

　　1958年春天，梁湘进入中共广州市委工作，任书记处书记。当时正值“大跃进”，梁湘到广东拖拉机厂蹲点，兼任厂党委书记、厂长。他领导全厂职工，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经历多少次失败挫折，排除了多少拦路虎，终于试制成功35型的水陆两用拖拉机，揭开了广州市可以制造拖拉机的历史新篇章。

　　梁湘思想开放，不甘落后，求变立新。有一次在深圳沙头角镇考察，看到一香港女同胞身穿一件在内地从未见过的塑料印花雨衣，色彩鲜艳，轻巧实用，人们无不啧啧称赞，印象深刻。他一回到广州，即找到广州市轻工业局局长，要求广州市大力开发塑料行业，特意批准市轻工局从香港重金礼聘两名技术人员到广州指导工作。不久，广州市百货商场陆续出现了色彩鲜艳的聚乙烯和聚氯乙烯的雨衣和各式薄膜产品。广州轻工业品如五羊牌自行车、羊城牌手表、华南牌电风扇也陆续在全国打响名声。

　　梁湘长期在市委、市政府领导岗位，但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乐意当配角，甘心做助手，有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组织分配干什么，就积极想办法，克服困难，敢啃硬骨头，把每项工作做得最好。在60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为解决广州市人民“吃菜难”得“以瓜代菜”，梁湘遵循省市委的意图，终日奔走于菜田，倾听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实施供菜与给粮挂钩，在对两个大众化蔬菜品种采取计划价格的同时，对优质细菜实行不限价上市，并以增拨塑料薄膜、化肥农药、农机具等物资支援农业等举措，调动菜农生产积极性，使供应给市民的蔬菜每天在200万斤以上，超过人均每日一斤的指标，而且菜质好，品种齐，甚至直到“文化大革命”武斗动乱之时，蔬菜供应仍能比较充裕。

　　梁湘在致力于发展广州市经济的同时，十分关注老百姓的生活，经常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勉，时刻注意改善广州市平民百姓的生活。

　　在珠江两岸，聚居着上万名在旧社会被贱称为“疍家”的艇户（水上居民），千百年来过着“水流柴”的漂泊流浪生活，终年栖身于不足10平方米的小舢舨上，喝江水，饱受风吹雨打的煎熬，凄凉苦楚，不为外人所知。梁湘秉承市委、市政府的决定，在五六十年代财政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组织大批资金、物资材料在珠江南河畔兴建了一大片房屋，妥善安置了水上居民上岸居住，彻底结束了所谓“水流柴”的屈辱历史。广州市这一善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誉，并拨来专款予以支持。

　　60年代初，梁湘在基层检查工作时，不经意踏进起义路小巷的一所古老大屋时，竟看到这里住着60多户人家、400多人口，其中一户11人，房间不过16平方米，只好床上叠床，发展“空间”。梁湘看进眼里，万分震惊，泪水簌簌直下。回到市政府，立即提出建议，压缩其他开支，严禁“楼堂馆所”的建设，腾出一笔资金兴建简朴楼房，改善老百姓的住宿条件。他说：“若不为人民着想，我们就没资格叫人民政府了。”他的意见得到市政府“一班人”的赞同。很快，在广州的西郊、南郊、东郊，一栋栋崭新简朴的多层楼房陆续拔地而起，人均居住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特困户优先入住，正是“建成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50年代初，广州市区珠江两岸，北岸是已建成的市区，而“河南”不少地方还是一片烂河滩，岸边停满了载粪的“屎艇”，臭气熏天，行人无不掩鼻而过。梁湘担当了指挥改造珠江沿岸的工程，在东郊兴建了大型污水处理厂，将所有“屎艇”集中停泊在此处，又在珠江南岸一线，修筑一条宽阔的滨江大马路，岸边绿化带广植紫荆、榕树等常青林木，与江北的长堤交相辉映，初步形成珠江两岸的秀丽景点。时至今日，仍是广州市民休憩纳凉的好去处。当夏夜降临，南风轻抚，树影婆娑，波光粼粼，把珠江两岸装点得分外妖娆。

　　东郊员村，是广州市60年代开发的大型工业区。这里工厂林立，有广东罐头厂、广州二棉厂、人造纤维厂、广州化工厂、广州氮肥厂、油脂化工厂等大型企业，有职工居民数万人在此工作、生活，但缺乏生活配套设施，职工都不安心住在工业区里，想调回市区工作。梁湘得知情况，认为要为广大职工生活提供便利，解决他们后顾之忧。他建议在员村工业区中心地带兴建“员村一条街”，在员村大马路两旁开设各类百货商场、餐饮店、肉菜市场、电影院等设施，并在此处兴建广州第一座森林公园。1965年“员村一条街”落成了，有了购物休闲的好地方，深受居民们欢迎。他们纷纷上书市政府，表示要以优异生产成绩来答谢政府的关怀。梁湘又提议在广州工业大道中，兴建“石溪一条街”，为当地职工居民提供更现代化的生活服务。“石溪一条街”的规划设计业已完成，可惜“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就此夭折了。

　　梁湘为人正派，直率，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对下属干部严格要求。即使没有做好工作的领导干部被他发现，也会毫不留情地批评，但他从不记旧账，不整人，不对人抱成见。有干部病了，他亲自到医院看望，叮嘱医护人员认真诊治；干部遇到困难，只要向他反映，他总是尽其所能施以援手。

　　广州解放初期，市计委一位科长为解决工厂生产材料，未办好手续就调拨了物资，被省政府发现，要求市里严肃处理。梁湘主持党组讨论此事，会上有同志提出：“该科长为了帮助基层单位解决实际困难，不是谋求私利，应该从轻发落”。梁湘冷静地听取大家的意见，认为这位科长是个参加工作不久的大学生，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出了事后对错误有认识，如若受到行政处分，将会影响他的一生。梁湘主动邀他谈心，平心静气地分析他犯错误的根由，使他心服口服，痛哭流涕，表示一定要记取教训，绝不再犯。梁湘又向省里说明情由，终于使这位同志免受处分。

　　1957年风云骤变，在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中，市计委工业处一位女同志写大字报批评某领导作风官僚，又说现在物价上涨。有人借机指责她的言论是攻击党的领导，是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要把她打成“右派分子”。在党组会上，梁湘却提出不同意见：“她的言论虽然有点偏激，这不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属于教育问题，而她原在海外生活，受到我们党的感召，毅然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不顾父母反对，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工作一直是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她提的意见是出自好意的，不应划为‘右派’。”这位女青年终于得到保护。

　　到深圳创办经济特区

　　1981年2月底，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独具慧眼，极力举荐梁湘到深圳创办经济特区。他说：“梁湘是个实干家，长期抓经济工作，并具有开拓精神。”

　　梁湘离开了为之奋斗奔波三十年的广州市，以62岁花甲之年，来到几乎是一片荒野的土地上，出任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当时办经济特区没有任何借鉴，邓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梁湘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艰难，不怕碰得头破血流，不怕冒险，决心要领导人民建造出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

　　（一）精心把“饼”做大深圳特区到底要办成什么样子？从中央到省里市里，众说纷纭，梁湘根据在广州市几十年城市建设的经验，提出城市建设规划必须先行，而不能搞所谓“流动式”发展模式。建设特区第一件要做的大事就是制定好“深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并与党委一班人很快取得共识，第一部《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在1982年2月3日诞生了。《大纲》描绘出深圳特区绚丽的前景：“办成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农、牧、住宅、旅游、科研等多种行业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今天已成为南海之滨又一颗璀璨的明珠。这一幅壮丽的大画，20多年前就已构思、勾勒出框架，今天得到了逐一实现，无不凝聚了梁湘的心血。

　　（二）震动全国的“招贤纳士”

　　特区需要干部，要大规模开发，建设大特区，人才短缺和基础设施不足成了“拦路虎”，成了建特区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市委常委会上，一班人很快统一思想，决定突破传统的用人机制的桎梏，在全国以七条优惠政策公开招聘人才。如住房，工程师可分到两房一厅，高级工程师三房一厅；户口，只要全家迁来深圳，家属不论是否城镇户口一律入户，没有工作的家属市里负责安排就业；工资高于广州低于香港，应聘人才妥善安排工作，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深圳的“招贤纳士”震惊全国，消息发布后，有上万人前来应聘，招聘办公室门庭若市。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招聘各类专业人才，很快充实和加强了各个领域的班子，使特区建设有条不紊地进行。要在边陲小镇的一片荒野上建设大特区，基建任务极为繁重，梁湘当机立断，亲自写信给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李司令，经中央批准，让两个师3万名官兵集体转业，改编为市属城建企业，特区从此有了自己的强大基建队伍，特区人才缺乏和特区基础设施不足的矛盾得到了缓解。

　　梁湘在试办经济特区时，始终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认真贯彻“有所引进，有所抵制”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特区初创阶段，虽然市财政非常紧张，但市财政还要拿出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入文化、教育、科研、体育等设施的建设。在三年内就创建了八大文化设施：深圳大学、深圳电视台、科学馆、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体育中心、深圳特区报社。

　　当时梁湘不止一次表示：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一决心是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1983年5月11日，深圳大学筹委会办公室的牌子在原宝安县政府大院内六七间残旧的平房前挂起来。

　　1984年2月，邓小平到深圳视察，路经深圳后海湾一片荔枝林时，梁湘向邓小平汇报，说这里就是深圳大学的校址。可是放眼看去，除了大片荔枝树，没见一砖半瓦。梁湘指着那片只有两部推土机和几个地质勘探架的荒地，向邓小平立下“军令状”：“深大”今年秋开学，新学年就在新校址开学。

　　工程日夜推进。一次，梁湘与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到工地检查进度时，发现材料供应不及时，会拖慢工程进度，梁湘当即指示，基建、物资部门立即把仓库里的家底都拿出来，不足的马上组织采购。他说：“这项工程我们向中央作了保证，如果谁因为工作不负责任，使工程出了问题，就要唯谁是问！”建校工程进展神速。几个月后，崭新的教学楼果然巍然矗立在了这一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当年9月27日，深圳大学举行隆重的成立暨首届开学典礼，总共录取了216名学生。深圳大学从筹办到正式成立，并招生开学，只用了半年时间。昔日的一个边陲小镇终于有了自己的高等学府，建设现代化的经济特区有了自己的第一所高级人才培养基地。

　　20年后，深圳大学校庆，文学院长郁龙余有诗志之：深大建校二十春，/鼓乐喧天贺校庆。/何人何事最堪忆，/市长当年卖裤情。

　　梁湘刚到深圳上任时，住在铁皮屋里。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不足200米的小街，上步就已是郊区。晚上开会看文件只能躲在蚊帐里，因为蚊子太多。年近古稀的梁湘日夜操劳在建设第一线，虽然工作十分繁忙，几次累倒住院治疗，但住不了几天，又赶回工作的第一线。

　　那时，梁湘顶着一顶顶“大帽子”指挥着深圳的改革：1981年在全国率先开始进行物价改革；1982年又在全国各类企业及事业单位中率先推行劳动合同制；同年首家外资银行——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在深圳设立；1983年开始对劳动合同制工人实行社会劳动保险，开始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1984年开始对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在全国最先实行结构工资制；1985年全国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在深圳成立；特区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税率；大刀阔斧地在一片稻田里建起了近千幢大楼……仅五年时间，一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的雏形奇迹般屹立在南海之滨。梁湘真正打开了深圳的局面，“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因此而诞生。人们感叹：“那是一个让人血脉贲张、充满壮志豪情的年代”，那是一个几乎天天有激动人心事件产生的真正改革时期。

　　梁湘曾向我们说，自己时间不多了，去深圳是背水一战，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杀出一条血路来，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即使得罪上面的一些部门、一些人也在所不惜，只要是对党的事业有利，对人民利益有利，认准了就坚决去做。他这位被称作“苦官”的人，在人们心目中是“胸怀大志的刚烈汉子”。

　　1987年春，北京一个电话，急召梁湘到京。中央决定将海南岛独立划为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要梁湘重新出山，任海南岛建省筹备组副组长。邓小平说了，希望寄托在你们海南了，要用20年时间超过台湾。梁湘不顾全家反对，以68岁高龄孤身一人赴琼。两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海南岛的山山水水，胸中已勾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特区蓝图。梁湘经常兴奋地说：海南是中国的大宝岛，资源比台湾省还要丰富，现在国际大环境非常有利，我们只要抓紧机遇，邓小平的预言一定能实现。然而梁湘不幸积劳成疾，于1998年12月13日病逝，未能亲眼看到海南的新景象。

　　深圳市政府大院门前绿草如茵的广场上，有一尊著名的铜雕，是梁湘请雕塑专家潘鹤，于1984年7月27日雕塑成的一头犟劲十足的老黄牛。只见它奋力向前，身后一株盘根交错的大树根，连根拔起，倾倒在地，扫清障碍，荡平了前进的道路！寓意多深刻啊。梁湘亲自将这雕像命名为“孺子牛”，而且非常喜爱，每天傍晚饭后，劳碌了一天的梁湘总是深情地在这头“孺子牛”身旁徘徊、端详。他说：“开荒牛精神是特区建设者的无价宝，是多少钱也无法买到的，它让人们并发出来的精神力量能转化为不可估量的物质力量。”

　　在我们眼里，梁湘就是一头不畏艰辛，努力奋进，没日没夜地苦干、拼搏一辈子，倒在拓荒大地上的倔强的老黄牛。这尊“孺子牛”正是他的真实写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每当我们看到“孺子牛”时，梁湘的身影就浮现在眼前。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