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绕路儿长，红色交通一线穿”。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几条秘密交通线，它就是至今为人们所称颂的“红色交通线”。这些通向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却自始至终不受破坏，成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特殊而卓越的贡献。而经过严格挑选的交通员们，忠于职守，前赴后继，不惜献身，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无名英雄。曾昌明，就是被誉为中共中央交通局“四大红色交通”之一（另三人分别是萧桂昌、熊志华、李沛群）。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党的领导下，曾昌明在家乡海南岛琼山县发动当地群众进行反抗斗争，并参加了琼山塔市暴动。之后，革命转入低潮，他因敌人追捕被迫逃离家乡，远走泰国。在泰国，他一面打工，一面参加革命工作，于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因叛徒出卖党组织而被逮捕入狱，驱逐出境。离开泰国后，曾昌明辗转到达香港，积极寻找当地党组织并与党组织恢复联系。不久被分配到福建省委，担任中共中央与南方局联系的交通工作。从此，曾昌明便在党的秘密交通战线上战斗，经常冒死出没于敌人“白色恐怖”之中。他屡屡突破敌人的封锁，建立许多交通站，把党的指示、文件、经费，送交各地党组织，护送领导干部来往于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占领区与根据地之间。此外，还要为根据地采购运输各种器材、药品、食品、枪支弹药等物资。
红色交通线殊死保卫战
当时，为了做好秘密交通工作，交通员们多以从事行商、贩运、挑夫、船工等适合于秘密交通工作的职业为掩护，不但外表装得像，还懂得“行话”，并有一套随机应变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口供”，用于日常社会来往和一切突然发生的事件。他们把中央印发的文件，用密写药水印在字画、手绢的后面或线装书的反面，遇到检查也看不出来。到苏区提取黄金，途中会碰到这样那样的检查，他们想出许多办法，比如买些鱼把黄金塞到鱼肚子里带走，或把金条藏在随身带的纸伞杆中、甜瓜瓤中，也有的把黄金熔成金条，藏在裤带里，把银元捆在手臂上。1931年曾昌明在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任交通员时，他与另外一位同志一起到闽西苏区，然后分头把聂荣臻同志交给中共中央的一笔经费——价值万元的金条送达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
1933年曾昌明任闽粤大埔交通站站长。闽粤大埔交通站是一个从上海进入苏区的中转站，联系白区与苏区的重要通道。党中央的周恩来、博古、瞿秋白、洛甫、叶剑英等领导同志都是从这条交通线进入苏区的。平常，苏区需要的许多物资，如通讯器材、药品、食盐、布匹、甚至枪支弹药也是经过这条线运进根据地的。
大埔交通站设在青溪一个村里，这里是国民党统治区，但村内党组织的力量强，群众基础好。交通站20多人住在村内一间秘密屋内，每人配有一支驳壳枪、两个手榴弹、一把刀。白天出外时，只把驳壳枪藏在怀里。交通组织很严密，他们在汕头设有药房，在大埔有饭店，在虎市有旅店。交通站有大木船三只、小木船两只，船只可由汕头直达大埔等地。药品、无线电器材、苏区用的钞票、Ｘ光镜、酒精、盐以及党内文件，都由他们从香港、上海等地经此运送入苏区，从未失事。这条交通线要经过敌人许多关卡，狡猾的敌人多次想破坏这条交通线都未能得逞，曾昌明和交通员们每次都巧妙地装作行商通过了。
敌人曾经三番四次地派遣侦探、特务到大埔一带活动，千方百计想查出这个交通站，企图破坏整条交通线。曾昌明接任站长后，侦悉敌特的阴谋，领导站内同志，机智勇敢，果断行动，多次挫败敌人图谋，及时惩处敌特分子，保卫了交通站、保卫了这条交通线。1934年底，大埔敌侦探长一人穿便衣到青溪侦察。曾昌明带领交通员把他捉住，拉到山上，对他说：“你要写两封信，一封信以自己到汕头的口气写信回家；另一封信以自己到香港的口气告诉妻子，说自己不愿干侦探工作，出南洋另谋出路。”他不肯写。交通员说：“不写马上就地枪决。”他怕死而写了。交通站派人到汕头、香港分别寄出这两封信，敌人发现探长失踪，产生怀疑，后来获悉探长家中收到两封信，以为去了南洋。直到后来叛徒告密，敌人才知道这事。
许多同志为了交通站的安全献出了生命。1933年夏，上海交通机关交通员冯华，带两位东北抗日联军代表到苏区参加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携带无线电零件入苏区。他们到汕头住旅店时，不幸被叛徒发现了。冯华掩护两位代表安全转移，自己却被捕了。敌人用尽各种酷刑拷打他，他坚决不泄露党的秘密，翌日被杀害。1935年大埔交通站副站长郑启彬等一些同志在执行任务时，被敌人捕获，受尽折磨，英勇不屈，至死没有泄露交通线的秘密。
战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935年曾昌明接任上海中共中央交通局长的工作。不久，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要求苏区派一名同志出席大会。组织上委派曾昌明到闽南苏区传达中央的决定，并要护送陈潭秋经上海转赴苏联出席会议。接受任务后，曾昌明只身前往闽南根据地的上杭，向陈潭秋、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方方等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意见，然后护送陈潭秋同志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刚刚受到破坏，失去联系，情况不明。曾昌明一方面隐蔽好陈潭秋，另一方面机智地闯入险境，在群众的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当地的党组织，安全地把陈潭秋同志送上了赴苏的轮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打响起了抗日的枪声，抗日战争爆发，党在南方成立了长江局。曾昌明被调到长江局交通分局工作，后来长江局改为南方局，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工作。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迁到长沙，眼看蒋介石消极抗日，节节败退，长沙朝夕不保。为长久计，周恩来决定在桂林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要求李克农同志筹办，李克农同志将具体任务交给了曾昌明。曾昌明到桂林后，经过一番努力，筹办工作顺利完成。撤离长沙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立即在桂林成立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这一办事处日后成为大后方抗日工作的一个重要枢纽。在复杂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为及时、准确无误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搜集政治、军事情报，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办事处派出一批精干的秘密交通员，通过各种渠道常年往返于香港、重庆、华东、华南等地，负责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秘密情报以及各地中共组织活动的情况，同时担负起护送秘密过往人员的特殊任务。当时，曾昌明负责长江局（后为南方局）与香港南委（后为广东省委）的交通联系工作。那时香港也有八路军办事处，由廖承志等同志主持，主要负责联系海外华侨支援抗日斗争的工作。曾昌明经常来往于广西、越南和香港之间，把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文件传达到香港南委和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又把一批批投身抗日的华侨青年和一批批侨胞捐献的物资护送到桂林办事处，然后分送各抗日根据地。
1939年春，廖承志等人从海外华侨那里募集的22辆汽车（其中两辆小汽车）和一大批药品、物资，就是由曾昌明护送，经越南、广西，然后分批运送到重庆、桂林，再转交八路军和新四军。后来，党组织原打算送曾昌明到苏联学习，因廖承志等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同志挽留，他自己深知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更需要他，便要求继续在秘密交通战线上工作，组织上才改变了原来的安排。
打通往鲁西根据地要道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昌明又重返上海白区，投入到当地的地下工作之中。1942年11月，上海形势危急，地下组织处境更加困难。党中央指示在上海的江苏省委和所属干部，包括一部分区级干部都撤退到解放区。曾昌明和在上海坚持白区工作的刘晓、刘宁一、刘长胜、潘汉年等同志撤回华中局。
1942年6月，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抽调一批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新四军抽调了几十个旅、团级干部，组成教导队，曾昌明参加了教导队并随队出发，前往延安。队伍从安徽天长县黄花塘村出发，刚走了一天一夜，就遇到紧急情况：鲁西一带被日军扫荡，之前建立的交通线全被破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教导队只好又折回新四军军部。由于情况紧急，急需重建一条从华中局到延安的交通线，跨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五省，绵延数千里。组织上把这一任务交给曾昌明。他从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那里接受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赶到华中交通局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敌情，商议对策，研究具体交通路线和制定行动方案，之后将方案呈报上级。很快，方案获得批准。他带领几位同志到泗阳新四军四师所在地，找到了四师政委邓子恢同志。在他的帮助和支持下，迅速组成有10多人的秘密武装交通员，深入敌占区，在陇海线沿路的邳县、睢宁、铜山广大地区，依靠各级党委的支持，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秘密交通站，并同八路军的运河支队（原铁道游击队）取得联系，打通了往鲁西根据地的通路。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五省的交通联络由鲁西二分区和冀鲁豫军区分别负责。这样，一条绵延数千里的秘密交通线便建立起来了。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干部就沿着这条交通线迅速安全地奔赴延安，许多干部在这条交通线上南来北往，畅通无阻。
闯险关护送陈毅去延安
1943年10月，延安整风发展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党的高级干部需要参加学习。同时，中共的“七大”正在准备之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电复指示，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前往延安参加“七大”和整风学习。曾山同志把护送任务交给曾昌明。华中局特别规定：为了绝对安全保密，只能经各根据地，不能坐火车。这意味着只能穿过敌占区重重封锁线经由各根据地前往延安。任务十分光荣而又艰巨。尽管建立了交通线，但是途经7省，需要跨越多条铁路线，沿途敌情复杂、瞬息万变、凶险异常。曾昌明暗下决心，务必让陈毅同志安全到达延安。
当陈毅同志听曾山同志介绍说，陪同他前往延安的就是那位之前建立新交通线的曾浪波（曾昌明原名）时，他高兴地对曾昌明说：“很好，很好。你辛苦了，为党立了功”。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准备，12月初，曾昌明夫妇与陈毅同志还有他两名警卫员一行5人，从黄花塘村出发。沿途，他们昼息夜行，穿山林，过铁路，越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绕过日伪一个个岗楼、哨卡。时而通过交通站带路隐蔽通过；时而依靠根据地部队和武工队掩护，强行突破；时而又化装打扮成豪绅、巨商巧妙骗过敌人。在微山湖上静待了三昼夜后，陈毅一行继续西行。踏进湖西，要经过沛县、丰县与曹县南部地区，那是一望无垠的原野，又是日、伪、顽割据区域，各种力量犬牙交错，斗争尖锐残酷。特别有一处三角地带，日军正在对打击他的力量进行报复“扫荡”。经共同商量后，决定采取急行军的办法，以一夜一百五六十里的速度通过这三角地带。陈毅右胯骨负过重伤，骑在马背上伤患处发炎，但他毫不在意，迅速前进，与八路军鲁西二分区的骑兵排会合后，又不顾休息，立即沿着当地军民开挖的交通壕向新的目的地前进。
1943年底，他们到达安阳附近。这是平汉路的要点，敌人封锁很严。有时要靠武装部队硬打过去，代价很大。交通站负责人建议，要通过伪军中的统战关系，化装混过去。他们化整为零，分成三组，陈毅化装成大绅士，坐上轿子，由穿了伪军服装的人抬着；两个警卫员也化装成伪军保护；曾昌明化装成商人，坐黄包车；夫人叶彬骑毛驴，打扮成回娘家的妇女。由化装成伪军的秘密武装交通人员在后面掩护，随时准备战斗。时间选择在下午1时行人最多的时候通过，在人群中穿过安阳，越过了平汉铁路。顺利通过后，沿着清漳河边快速北行。
1944年元旦过后，他们平安到达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所在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中心左权县的麻田，与邓小平、滕代远等会合，受到热烈欢迎。休整十天后他们又日夜兼程，过胡家坪，夜渡汾河，翻越吕梁山，在佳县过了黄河，2月底进入陕甘宁边区。从1943年12月初至1944年3月7日短短数月，他们走完了7省20多县，越过陇海、津浦、同浦等铁路，横渡微山湖、汾河、黄河，行程万里，来到巍峨的宝塔山下。曾昌明胜利完成了华中局交托的重任。1945年4月“七大”在延安召开时，他光荣地列席了会议。
在东北局公安部做情报工作
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组织上要求曾昌明回到上海继续做秘密交通工作，但他考虑到自己缺乏艰苦的战争和政治工作锻炼，要求到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经同意后，曾昌明随军北上，先是担任承德热河中队办事处主任，后来因工作需要，调往东北局公安部做情报工作。
1946年3月，国民党军从苏联红军手中接收了沈阳防务后，凭借兵力上的优势，又乘苏军撤军之机，公然破坏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美国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签订的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企图控制东北全境，战火迅速燃烧整个东北。从1946年3月至1948年3月，国共双方共投入兵力超过40万人，在四平展开四次大战役，累计战斗时间52天，战况空前激烈，其中有名闻中外、被西方媒体称为“东方马德里”的四平战役。在战斗中，曾昌明将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于脑后，带领三名同志携带一部电台，深入敌军外围，搜集各种情报并发回总部，为四平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为党的事业工作到最后一刻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曾昌明随军南下回到广州，先后任广州市政府人事处长，市人事局副局长、局长，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常委，市委监委书记，广东省委监委副书记。期间，他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生活简朴，廉洁奉公，秉公执法，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求实精神。1958年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干部因写了一张大字报而被控攻击刘少奇，定为“反革命”。他深入调查，核实材料，分清是非，经过市委讨论，最后否定了这位干部的“反革命”罪名，除却了该同志可能蒙受的不白之冤。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昌明被横加上种种罪名，投入监狱和劳改队，身心饱受摧残。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他就通过回忆撰写党史资料，先后写出《内战时期党内交通工作史实——中央交通局工作概况》、《保卫交通站的斗争》、《难忘的征途——回忆建立华中秘密交通线和跟随陈毅同志赴延安参加党“七大”的经历》、《护送陈毅同志赴延安》等文稿。在“四人帮”横行时，他坚强不屈，忍受着种种精神痛苦，还教育子女、家人要坚定思想，艰苦奋斗，相信党，相信群众。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曾昌明的名誉得到恢复，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得以推倒。1977年落实政策，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政协广东省委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纪检会顾问。他所写的回忆战时党内交通工作的数篇文章，分别刊登在《红色交通线》和《广东党史通讯》等党史资料上。他还准备应省内外的党史征集部门之约，撰写关于海南、广东各历史时期的有关资料，以便日后发扬党的革命传统，教育后代。1982年曾昌明重病在身，仍以顽强的意志进行党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直到逝世前两天，还为党史资料提供了录音，在他的皮包里还放着几份有关海南和大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活动情况的资料等待他校阅。
1982年8月15日，一代红色交通曾昌明在广州病逝。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革命事业忠于职守，百折不挠，正是他光荣一生的写照。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