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欧阳山（左一)在广东南海县东二乡南新村体验生活，与当地农民一起插秧

　　欧阳山，1908年12月11日出生于湖北荆州。因家穷，几个月大的时候被卖给祖籍广州的杨姓养父，取名杨凤岐。他七岁回到广州。

　　1924年16岁的欧阳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926年他成立广州文学会，出版《广州文学》周刊，并任主编。1926年至1927年，欧阳山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由中尉宣传科员升迁至少校编纂股长。1927年在中山大学旁听鲁迅先生讲课后，认识鲁迅。年底，欧阳山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走上职业作家之路。

　　1933年夏天，欧阳山、草明等人为向工农群众宣传革命理论，决定直接把出版的《广州文艺》送到市民、店员及太古洋行码头罢工工人手中。这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恐慌。反动军阀陈济棠下令通缉欧阳山等人。广州市地下党得知这一消息后，及时通知欧阳山和草明。他们俩人被同事易巩安排到广州郊区芳村易巩的一个亲戚家里暂避。过一段时间，风声更紧了；欧阳山的一位同事龚明被捕，后来易巩也被捕。大家商量决定，还是离开广州，到上海暂避一下。在上海的租界，反动派不敢贸然抓人。上海又是左联总部所在地，欧阳山是其成员，在那里更能发挥战斗作用。

　　地下党组织安排欧阳山、草明乘一艘货船离开广州，这艘船运送的是生猪和咸菜。船上只有几位船员，没有乘客。欧阳山和草明只好躲在船的货舱里，一边是生猪，另一边是咸菜，头顶上也堆满了货物。

　　这是一个8月末的傍晚，广州正是盛暑，傍晚更闷热，何况还是在密不透风的船舱底。最难受的，还是生猪的粪便，奇臭无比，让人难以忍受。还要一动不动，忍受蚊虫的叮咬。正在这时，听到有人要上船检查了。这更让他们紧张起来，大气也不敢呼出来了。熬了很长时间，检查才结束。幸好没有发现他们，算是躲过了一劫。

　　船终于起航了。为了安全，他们两人并没有马上离开舱底。经过了近一小时，船员才通知他们两人出来。此时他们两人体力难支，草明快晕倒了。

　　船行四天，经香港到达上海。他们与左联组织联系上了。同志们以水代酒，庆贺他们胜利逃亡。他们又马上投入到左联在上海的活动中，开始了又一段战斗历程。

　　令人悲愤的是，欧阳山的同事龚明三个月后惨遭杀害；易巩也被判了十年徒刑。欧阳山时常记挂住龚明烈士。建国后，遇有捐献活动时，他都以龚明的名义捐献，以表不忘战友之情。而易巩则是欧阳山一生的并肩战友。

　　在欧阳山成长和成熟的人生旅程中，曾先后受到三位伟人鲁迅、周恩来、毛泽东的指导和教诲，这是十分幸运的事。

　　欧阳山与鲁迅先生是在1927年开始接触。那时候欧阳山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从旁听鲁迅先生的讲课，到请鲁迅先生指导欧阳山等人成立的《南中国文学会》的工作开始，欧阳山逐渐认识了鲁迅先生，崇拜鲁迅先生，其后又参加了鲁迅先生领导的左联，一起向反动派斗争达10年之久。鲁迅先生对反动派的英勇斗争的气概，以及灵活的斗争策略，巧妙的斗争艺术，都深深地影响了欧阳山。这一时期，许多革命青年文学家遭到杀害，而欧阳山却更加靠近在鲁迅的周围去战斗。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当然，这种斗争也是讲策略的，他所写的文章，既要骂反动派，又要能通过反动派的严格审查，既要能写作谋生，又要篇篇都刺向反动派。

　　欧阳山的战斗精神，在后来与“四人帮”作斗争时，也表现得非常鲜明。在“文化大革命”中，长期的批斗，以及“四人帮”指使人来整他，指使全国的主要报纸铺天盖地的批判，他能不言不语，采取了像鲁迅先生那样的韧性的战斗，坚持了正确的立场。

　　欧阳山早期的作品，大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呐喊，对社会的不满。在文风方面，也颇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而有些“欧化”。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他的作品更多地向关心社会、关心劳苦大众的方向转变，作品的战斗性及现实性都有所加强。这时的欧阳山开始了由激进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文学家向无产阶级文学家的转变过程。

　　鲁迅先生在给欧阳山的信中，感叹地说：“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他是希望欧阳山等文学后辈愿为人民去做苦工，而欧阳山是用毕生精力去实践它的。他一生写作近千万字，他在建国后长期担任广东文艺界的领导人，行政事务繁忙，但是他同时又不断写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作品；甚至在几乎失明时，在退居二线后，仍用口、用耳、用脑去工作，去写作。直至他92岁高龄，逝世前几天还在工作，这真是一个人民的孺子牛。他像鲁迅那样战斗了一生，他实践了鲁迅对他的期望！

　　欧阳山与周恩来的接触，从1938年后就多了起来。从那时起，欧阳山就接受周恩来的委派，到抗日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到了1939年，欧阳山到重庆工作，更是在周恩来身边，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逐渐地了解了欧阳山，于是联同沙汀介绍欧阳山入党。从此，欧阳山成为中共的一名党员，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

　　伟人周恩来的风范，令欧阳山钦佩、敬仰。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填写入党介绍人时，欧阳山考虑到自己当时处境十分坏，如果如实填写，将会对周总理有不好的影响。于是将入党介绍人填写为周恩来当时的秘书吴奚如和沙汀。这也是在非常时期不得已而采取的保护领袖的措施。这反映了欧阳山与周恩来之间的革命情谊。

　　在延安，欧阳山和所有的同志都对毛主席十分佩服。 1942年4月，为了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三次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约见他们谈话，以了解当时延安文艺界的状况。这一方面反映了领袖的谦虚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也使欧阳山与毛主席有了较多的接触，能亲聆领袖的教诲。欧阳山详实地反映的情况，也为大会能有的放矢、顺利召开作出了贡献。

　　大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要为革命的主体工农兵服务，要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去改造自己，熟悉工农兵，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作品。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方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提出的文艺方针，可以说是划时代的纲领性的文件。

　　这一讲话，使与会者茅塞顿开，有拨开迷雾见晴天之感！欧阳山兴奋地说：“我过去的问题与疑惑都解决了，完全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看我如何去实践这条革命的文艺路线了。”

　　其后，欧阳山深入到延安南区合作社体现生活，他以一个助理会计的身份，一面工作，一面交朋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慢慢了解他周围的农民。

　　1944年6月30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作家下乡上山、体验生活之后写出的最早的文章。毛主席在白天的繁忙工作之后，深夜十二点后看到了这两篇文章。这两篇无论是题材以及文风都为之一新的作品，令毛主席睡意全无。这已经是7月1日的凌晨了，毛主席提笔写道：“丁玲、欧阳山二同志，天快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敬礼！”

　　欧阳山与丁玲和毛主席整整谈了一个下午。毛主席还留他们吃了晚饭。晚饭后，毛主席与两位作家在弥漫着枣花清香的园子里散步，欣赏一轮刚升起的明月。

　　这段往事，说明了毛主席对出现的新题材、新写作作风的关注及欣喜之情。因为毛主席从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中确实见到了延安文艺界的变化。毛主席预见到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不朽的作品问世。所以他热情地与两位作家长谈竟达五六个小时之久，这是领袖对作家的鼓励！

　　领袖的鼓励，极大地增强了欧阳山走与工农兵群众结合的道路的信心。他学会了陕北话，可以运用自如地与人交谈。他有了许多朋友，年长的，年轻的，赶牲口的运输队员，家庭妇女，老乡们连给孩子起名字的事都来找他。他10多平方的小房挤满了人，讲故事，拉家常……渐渐地，欧阳山心中有了小说主人公的鲜活的形象。《高干大》这部反映延安边区的生活的小说诞生了。

　　这是一部描写延安边区农村生活的小说。小说的语言也是带有浓厚的延安方言的普通话。其书名《高干大》中的“干大”两字，就是延安方言中的干爹之意。这部小说立即得到各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鼓舞着人民群众去斗反动派，去创建新中国。

　　毛主席的教导，以及其后欧阳山深入工农兵体验生活，是欧阳山一生中的最重大的改变。他的立场更坚定了，他的观点，他的写作方法都有巨大的变化，最终成为一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

　　这以后，欧阳山一方面自己写出了巨著《一代风流》，另一方面，他作为广东文艺界的领导者，他都用毛主席的教导，去指导文艺工作。

　　欧阳山是幸运的！三位伟人在关键的时候给予他正确的指引、鼓励与鞭策，成就了欧阳山事业的成功！

　　欧阳山一生都在文艺上追求与探索，早期曾师法欧洲，后又师从鲁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的方向明确了，但是，他的追求与探索仍然在继续着。

　　在如何塑造人物典型性格上，欧阳山有他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长篇小说的正面主人公，应该是品质优秀，但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他身上也会有某些缺点和不足，而这些缺点或不足要在斗争中逐步加以克服或改造，最后成长为英雄式的人物”。这一观点，有别于当代许多小说的正面人物横空出世，身上几乎没有缺点的形象。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干大和周炳，都是不断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欧阳山本人，也承认评论家们的这一评论。

　　欧阳山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而且，性格的形成是社会环境所使然。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应该反映这一事实和规律。如果一个主人公一开始就百分之百完美，也不需要经过斗争去改造，去进步，那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样的作品，感召力不强，或者说得重一点，是没有文学的生命力，或说老百姓记不住这样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作家要揭示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根源。革命文学所描写的对象是工农兵大众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社会地位大体相同，但是，由于地域、时代、民族、经历等的差异，也会有许多不同的典型性格。作家要深入其中，了解其规律与特殊之处，并因此而创造出一个典型。要给读者既真实，又新颖，又令人觉得是十分美好的主人公形象。正所谓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想之外。

　　欧阳山就是这样去创作的。而从效果上看，人们记住了高干大，记住了周炳，所以说，欧阳山创造的形象是成功的，是有艺术生命力的。

　　欧阳山的另一个追求，就是文学作品的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古今中外法”和“东西南北调”。即是说，借鉴古人、外国人，采用各地的语言，力求使作品大众化、民族化，表现手法多样化，力求达到更好的效果。读《高干大》就把读者带到了陕北，带到了那黄土坡，那秧歌，那西北风之中。而读《三家巷》时，又感到南国的妩媚，浓浓的广东丰采。区桃的美，集中了广东靓女的精华：巧致、纯真、玲珑、温柔、甜美；而周炳是南国靓仔：勇敢、正义、执著，还很多情。欧阳山把地域相距几千里的地方的风土人情都写得那么生动逼真，证明他不是仅限于写一个地方的作家，而是在哪里都能深入生活，吸其精髓，然后酿造出美丽的篇章。我们或许也在那些地方生活过，我们也曾表达过那些地方的美，但是欧阳山表达得更美！那就是他成功之处。

　　现今的世界，交通发达，信息丰富，人们的交流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文化的交融，语言的互相渗透，都不断进行着，艺术家有感于此，也力求改变自己的表现形式。欧阳山也在这方面探索着，并且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口号，这很形象地表达了他的追求。

　　作家是思想者，他们观察生活，剖析社会，因而他们往往会先于大众觉察到社会问题。因此他们也有责任，用恰当的文学形式，唤醒人们去关注社会现象。那些在社会上盛行的，但是不好的现象，他应该站出来呼唤。哪怕是遭到非议甚至攻击。欧阳山就是这样一个作家。

　　在1958年以及其后的几年里，浮夸风盛行。这时的欧阳山相当冷静，他写出了《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等中短篇小说，用文学的形象委婉地批评了那些歪风。当时的顶风之作，就受到不少人的议论。但欧阳山决定不见风使舵，他有受孤立的准备。他觉得，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是不会错的。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欧阳山是正确的。

　　1983年及其后的几年里，社会上有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欧阳山又拿起笔，以杂文方式，以《广语丝》的书名发表文章。他直接宣传党的政策，直接指出党对思想领域的指导作用不能被削弱；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性。他以他的知名度，以他的党员的心直接去呼唤大众去警惕歪风。这一次他被一些人误解。不过欧阳山不管这些，他以一个革命硬汉的姿态，继续写作和战斗，直至病倒仍不愿歇息。

　　从1950年起，长达几十年里，欧阳山都是广东文艺界的领导者。他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广东的具体情况去落实这些方针政策。他身体力行，对重大的事亲自抓并发挥大家的能力，群策群力搞好工作，可以说，广东的文艺界，在全国是位列前茅的。

　　欧阳山的领导风格，有几点是鲜明的、有特色的：首先，欧阳山不妒才，而是广吸人才，并花大力气培养文艺人才。建国初的名演员如薛觉先、马师曾、红线女等，著名画家关山月等，都与欧阳山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从建国之初起，广东文艺界就人才济济。欧阳山在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的工作中，也倾注了不少的心血，那些当年的学员，现在许多都成了各个艺术领域的骨干。他所致力成立的广东文学院，也成为了培养著名作家的摇篮。

　　与许多艺术人才共事，又要做好领导工作，这里边有很有学问。党的方针政策要贯彻好，是主要的；但自己有影响力，也是重要的。欧阳山采取的办法是自己努力工作，写出许多有分量的作品。这样就可以保持感染力，亲和力。而且，大家都努力去创造好的作品，还会形成一种良性竞争，更能焕发出艺术家的激情！

　　欧阳山的另一个领导风格，是着力营造宽松的艺术环境。欧阳山有感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文化政策下绝无艺术奇葩可以产生。而在建国后，在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他都着力去营造宽松的艺术环境。在此氛围之下，各种小花小草都会生长开放，从而在其中会见到奇花异草。当然有毒草也要控制起来的。这种放而不乱、良盛莠枯的情况，反映出一种领导艺术。

　　欧阳山还有宽广的胸怀。比如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受了蒙蔽，攻击欧阳山。这些人中，有些是自己的好友，有些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自己的下属。在欧阳山重新出来工作后，他都能不计前嫌，对这些同志加以团结和鼓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共事。因此可以说，作为文艺界的领导者，他是胜任的！

　　（原载《父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