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似光1911年4月出生在惠阳县淡水周田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被卖给他人做童养媳。16岁时家乡瘟疫，夫家多人死亡，怪罪于她，加上她亦患病，于是把她丢出家门。1928年，中国一片白色恐怖，廖似光加入了村里共产党人组织的识字班，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929年正式参加共青团。1934年5月在江西中央苏区经胡耀邦同志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1931年春，组织把廖似光调往香港少共广东省委机关，担任少共书记凯丰的保密员。凯丰是两广少共省委书记，在香港以某洋行公司职员身份做掩护。廖似光与何凯丰结成伴侣，成为家庭式的机关。廖似光和凯丰组成的家庭一直维持到1942年。期间，他们共同经历了香港被捕入狱、上海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的白色恐怖、万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以及长江局、南方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复杂局面。他们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儿。1933年初春，团中央遭受了破坏，凯丰日夜忙于筹建新的团中央机关，后来去江西中央苏区，但此时廖似光已快生产，不能同行。同年秋，廖似光接到调往中央苏区的通知后，就将刚分娩一个月的女婴托给交通员唐益之，送到国际红十字医院（现在的上海华山医院）留下待人收养，从此，女儿再无下落。第二个是男孩。红军长征时，部队进入贵州边界地区，为了通过敌人封锁线和摆脱敌人，常常急行军。廖似光到了宿营地就肚子绞痛，邓颖超即刻去请医生，又烧水帮助医生接产，诞下仅7个月大的男婴。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廖似光为了不给队伍增添负累，她自己动手用一条毛巾把婴儿包裹好，写上“是红军路过留下的男孩，出生年、月、日、时，希望收养成人”的字条，放下来就上路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此离开了她。
有一年三八节省妇联请廖似光去讲话，廖似光准备的讲稿只有六个字：自爱、自尊、自强。廖似光说，这六个字不简单，是我一生的总结。
廖似光几历生死，支撑她摆脱死亡的就是对生命的不舍。自爱，就是不惧怕牺牲但珍惜生命。她谈过1931年那次被追捕的逃脱：在茫茫的黑夜里，她凭着放牛时对山路的熟悉，凭着过人的胆量，躲在了乡人存放先人骨殖的“金屋”里。她说藏在什么地方别人都会想到，但绝对不会想到一个小女子敢躲到这个地方。她把存放骨殖的坛子一个个摆到前面，自己蹲在最里面。与死人为伴的三天三夜，让廖似光走出生天。她那个团支部当时在村子里的人，活下来的只有廖似光一人。
生命必须有尊严，这是廖似光终生的原则。廖似光自出生起，无论是家庭生活还是政治历程，都颇为坎坷。但无论遭受何种打击，她都挺着腰、昂着头，直面人生。廖似光最佩服的领导之一，是陈赓大将。她说，艰难困苦很多人都可以坚持，但陈赓是最乐观最幽默地坚持。她在回忆长征过草地里提到：“陈赓同志爱开玩笑，一次他到我们连队来，就对我们说：廖似光不如把粪坑的青稞麦拿来洗干净煮来吃吧！我说，我可以拿来洗干净煮熟，但你要带头吃做示范呀！颖超同志补充说：你们两个可以演双簧了！”在每天面临死亡、面对饥饿的时候，苦中作乐谈何容易，但廖似光做到了。 1941年夏，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廖似光回到延安。欣喜之际，她没有想到另一个磨难在等着她。1942年凯丰与她分开了，愤怒和悲伤延续她的终生。当毛主席征求她对自己下一步安排意见时，她坚定地要求工作，除此别无他求，并且以最快的速度投入到甘肃庆阳陇东专区贸易局的工作中去，用边区生产的产品换取急需的布匹、军用物资、生活用品。期间，她目睹整风时期一些过激行为，及时向中央反映，并担任陇东地区陇东平反小组组长，为大批受冤屈的同志甄别平反。1943年廖似光进入中央党校高级班一部学习，并以广东代表团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党第七次代表大会。
无论在长征路上、抗战统一战线的前沿，还是在解放战争的南征北战，伴随廖似光的每一步路程，就是顽强的坚持。长征时，廖似光产后一个月，身体还没有恢复，就向领导要求分配工作。领导看见她态度坚决，就分派他去连队搞后勤工作，并担任连队党支部委员。廖似光和搞后勤的同志，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找房子，借铺板，安顿队伍。后来她调到红军供给部任党支部书记，更是要想方设法筹集粮食，四处向当地群众购买和赊借，还自己动手就地摘采青稞麦和蚕豆叶，给红军战士进入草地尽可能多备粮食。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再次实现。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席刘群先和廖似光（时任陕甘宁劳保部长）都调去武汉。她们到了武汉后，周恩来找她们以及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湖北省委工委书记蔡树彬等几个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周恩来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决定，在长江局内设立工委，以刘群先为主任，廖似光和蔡树彬为副主任，要求迅速把工人运动搞起来，掀起全面抗战的高潮。在公开活动上，打起“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代表团”的牌子。 1938年2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如何动员工人群众积极参加抗战事业》的社论，按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布置和《新华日报》社论的精神，廖似光他们与朱学范以及“劳协”的领导层联系上，经过反复多次酝酿，决定共同发起组织“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并准备召开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1938年3月初，全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在武汉宣布成立，我党推举朱学范为筹备会的总负责人。成立时，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来贺电。4月中旬，国民党就用书面正式批示工人抗敌总会不许备案，要停止筹备，此事一直拖至“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党据理力争，最终迫使他们同意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这一天参加大会人数约两万人，在武汉历史上是空前的。廖似光代表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上台讲话。她一上台，群众听到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代表，马上就响起了如雷的掌声。
皖南事变后，为了准备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更大迫害，周恩来同志决定南方局机关、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除保留少数人员外，分别实行分散隐蔽、转移和撤退。一些留在重庆有危险的党外进步文化人，也帮助他们进行疏散。最后一批从重庆撤离的干部，大多是各省、地区八路军办事处的撤退人员和已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干部，还有一些改名换姓的进步文化人。他们共有200多人，搭乘6辆卡车、组成一个车队。全部人员都用八路军人员的军衔、符号、臂章，由廖似光以少将的军衔领队。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周恩来同志细致地审查了全部准备工作，再三叮嘱廖似光和其他撤退人员，“要保证安全到达延安。每个人都要严格遵守纪律。每到一个站停车时，不允许有一个人单独行动。到检查站时，车队的副官去应付。遇到刁难时，副官交涉还不成，廖似光你可以以少将身份出来交涉。每过一个检查站，都要来信告知。到达延安，即来电报。”他嘱咐完已是深夜，又对廖似光说：“明早走之前再来一下。”第二天上车前，廖似光轻轻走到他门口，心里还是有点犹豫，怕影响他休息。周恩来同志已听到她的脚步声，就叫了一声：“似光，进来呀！”她进去后，周恩来同志紧握着她的手说：“你回到延安，转告毛主席，我们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到底！”廖似光眼泪不禁夺眶而出，说：“一定遵嘱办理，请副主席多多保重！”结果，廖似光没有辜负周恩来同志的瞩望，带领这些人安全地到达了延安。
廖似光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逐步提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提高自己认识水平，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凯丰在遵义会议上，在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站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而是站在博古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一边。当时作为凯丰的妻子，她并没有站在凯丰一边。她的回忆录曾提到，她们都为遵义会议引导党和红军队伍回归正确路线而“高兴地跳起来”。这是廖似光第一次认识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对革命的影响，在每次回忆长征的时候，她提及的往往不是长征的艰苦卓绝，而是反复谈起遵义会议的正确路线对党和军队决定生死的作用，谈起遵义会议的党内路线斗争给她的教育。
1949年10月21日，廖似光随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进驻广州。第二天，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找她去谈话。方方同志对她说：华南分局决定准备成立中共广州市委，由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市委书记，由朱光、钟明和你3人任副书记。他还特别交给她一个任务是兼任市委工委副书记，负责筹建广州市总工会。廖似光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后，没有丝毫的懈怠，立即行动。10月23日，廖似光在广州市东亚酒店主持召开了参加工会筹建工作的全体干部会议。会上，廖似光传达了全国总工会关于筹建广州市工会的指示精神和华南分局的决定，并对筹建市总工会的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10月24日，广州市军管会召开有粤汉铁路、电信局、邮政局等23个单位的工人代表800多人参加的广州市工人代表座谈会。10月26日，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正式成立。中共广州市委决定由廖似光担任市总工会筹备处主任。12月16日，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在市政府大礼堂召开广州市首次工人代表大会。叶剑英、方方等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廖似光代表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处在会上作广州解放两个多月的《广州工运总结和今后的主要任务》的报告。会议通过《广州市总工会组织章程》，选举产生了广州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至1950年底，全广州市已成立了基层工会672个，工会会员达10多万人。工会还遴选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分别送往全国总工会干校和中南总工会干校培训。1949年11月，南方大学创办后，市工会又向南大校长叶剑英提出建议，要求在南方大学中开设一个专门培训工会干部的专修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级工会工作。1950年2月1日，南大工会干部专修班开课，市工会选送了300多名工会干部和优秀工人到该部学习，南方大学还特聘廖似光兼任该部主任。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廖似光跋涉于艰辛，其后经历的更多是政治的磨难。每当廖似光身陷林林总总的政治之虞，仍自强不息，从不气馁。“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用在养猪场捡回来的卷心菜心做咸菜，她说：“这是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跟四川人学的。如果以后我被遣送回老家，不会失业，老家那里是一年四季都有青菜，我还可以给家乡的老百姓做咸菜，一样可以为人民做事呢。” 廖似光对广东土改整顿和反“地方主义”始终有不同看法，“文化大革命”中为此遭受了种种迫害。正是因为有廖似光和一批刚正不阿的同志的长期申诉，自1979年起，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并报中央，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案件进行复查，1994年复查平反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当年受到牵连的众多同志得以平反昭雪。
从1973年解除监管返家到1985年省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政治审查结论意见的送达，廖似光始终认为，冤屈是自己的，工作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作为党员，首先是要坚持工作。廖似光任职两届省政协副主席。离休后，她认真地写下任职政协和离休后的工作总结。廖似光用自己的一生，印证了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忠诚，一位勤劳、坚韧客家女人自爱、自尊、自强的历程。
廖似光在一篇回忆录的首段，写下了她践行毕生的理想：“我从儿童时代就知道人生的苦难，思想容易接受反帝、反封建教育。在大革命的洪流推动下，十七岁参加革命行列，十八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时举行宣誓：”永远听党的话，不怕困难，不怕坐牢、杀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我的一生经历各个时期的各种残酷的斗争，就是按照自己的誓言努力工作的。“
1997年她订立的遗嘱中，表达了她最终的愿望：“我，廖似光，参加革命已六十多年。几十年来，为了革命，全心全意为国家、为人民艰苦奋斗了一辈子，各种实践的体会是深刻的。我以历史唯物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自己。人是高级动物，也是按自然规律的法则，新陈代谢的。因此，我立志：生不为己，死不占地，死后骨灰倒在珠江河。要求我在病重时，不要抢救，而要求安乐死。这样做好处很多：可节约国家的负担；消除家属的操劳负担等；最主要的是缩短老病人的痛苦。”
2004年7月2日，廖似光走完了她革命一生。她的功过、她的悲喜、她的炎凉，似乎没有随她而去，尚留在人间，伴随着亲人，伴随着战友，伴随着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国家和人民。（原载《父辈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