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度
「人物简介」谭天度（1894-1999），广东省高明人。最早一批中国共产党党员之一，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政协第三、四届副主席等职。著有《追忆南昌起义》。
·邓中夏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参加南昌起义 ·北江工农自卫军
·周恩来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 ·三河坝分兵朱德受命
·起义时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潮汕七日革命政权
·在政治保卫处工作 ·流沙会议后我与彭湃一起突围
●邓中夏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夏季的武汉如同"火炉"，而国共分裂引发的斗争更是如同火上浇油。
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了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张太雷组成临时常委，陈独秀被停职。15日，汪精卫集团正式与共产党决裂。随即中央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举行秋收暴动，实行武装反抗，并决定首义在南昌举行。
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自荐请缨参加暴动。起初大家都反对我参加，他们说我是一介书生，暴动后是要行军打仗的，岂能吃得消。谭平山还说，我们已决定让你回广东接应起义部队，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但我态度坚决，不容劝说，大家只好答应明日再定。
第二天，中共中央秘书长邓中夏郑重地答复我："老谭，这次就依你的啦。我现在代表党中央同意你参加南昌暴动。"我高兴地说："那我立即出发。"他说："你可先到九江，等我们正式决定了再通知你去南昌。" 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举行会议，决定在南昌实施武装暴动的方案。会后，李立三、邓中夏上庐山与瞿秋白、鲍罗廷商议，得到他们的完全赞同。
此时，党的大批干部同叶挺的二十四师及贺龙的二十军纷纷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我也于7月20日后抵达九江，并很快奔赴南昌。能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壮举的暴动，是我永生无悔的一件幸事。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是邓中夏代表党中央批准我参加起义的。
●周恩来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
我于7月29日赶到南昌，与周恩来、谭平山等人会面后，留在他们身边，这样就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起义的部分准备工作。
7月26日，中央常委在武汉开会后，决定派张国焘前往南昌参与领导和决策起义的各项事宜。27日晨，张国焘到达九江，他与恽代英、贺昌、高语罕、廖乾吾、颜昌颐、夏曦等人举行会议，传达中央常委26日会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决定，但又提出重新讨论发动起义之事，当时就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
会议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暴动。
根据中央决定，南昌起义由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4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这是领导起义的指挥机构。经讨论，决定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由谭平山负责，这是对外的最高权力机构，它还具有政府的性质，以此区别由国民党右派领导的南京及武汉政府，共产党将通过它来联络国民党左派，号召和动员群众，并"名正言顺"地与"宁汉合流"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做斗争。
我与周恩来相识是在1924年9月初，那时他从法国回国抵达广州，我受党组织委托到码头迎接他。他开始时同我搞"民族解放大同盟"工作，我负责宣传。此后不久，他就负责军事工作了。同年11月，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时，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时，又担负起了领导起义的重担。
1927年7月31日傍晚后，领导起义的所有人员都各自就位，前委只有周恩来、李立三等少数人值班。深夜里，前委突然接到二十军贺龙部的报告，说是一名姓赵的副营长叛变，并发现部分敌军似乎有准备应变的迹象，急迫请求处置方案。此时在前委坐班的周恩来等领导果断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的凌晨2时。
随着骤起的枪声，伟大的南昌起义终于爆发了。
●起义时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起义后发布了《中央委员宣言》（此处是指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包括谭平山等跨党的中共党员），声明同蒋汪等国民党右派对立，对外宣布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公布25名委员名单，并由宋庆龄、谭平山、贺龙、恽代英、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其中谭平山（代主席）、贺龙、恽代英参加并领导了起义，郭沫若在起义后从九江赶赴南昌，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未参加起义。
从表面上看，这是在国民党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发动的起义，但它实际上完全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暴动。不过，我们当时确实还想搞国民革命，所以就提出了"继续国民党正统"等口号。起义前的7月16日，吴玉章奉中共中央令由武昌到达九江，并立即建立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目的也是以此来接应我党"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可见，我们当时大多数人并没能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必须取得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重要问题。故此，南昌起义后，我们没能名正言顺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号。
为开展工作，八一起义后在革委会下设立了八个工作机构：即秘书厅、政治保卫处、政治部、参谋团、宣传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农工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工作人员约有260人。
同时，还由革委会任命了起义军的高层领导：由贺龙兼代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理；成立了第九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三个军。
此外，还任命了江西省和南昌市的领导成员。
在革委会中，有许多人曾在广州工作过，因此我认识的人比较多。
●在政治保卫处工作
政治保卫处的设立是借鉴苏联契卡的做法。政治保卫处处长由李立三兼任，我任秘书。由于李立三是前委成员，担负全局的领导重担，故由我代行处长职责，具体负责处理本部门的工作。处里的一般性工作由我决定，重大事情则由我向李立三及前委或革委领导报告。
政治保卫处内设一科、二科和特务队。一科负责敌情，科长是李谷珍，广东海丰人；二科负责民运，科长是魏良生，江西人。政治保卫处领导一个特务队，亦称警卫队，即机关直属部队。它的任务是负责革委、前委领导机关的安全保卫、镇压反革命、配合作战部队执行行军的断后任务及配合一、二科的工作。
我与政治保卫处的大多数人在行军时负责打前站，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了解民情、动员群众及安排领导机关的驻地等。另有少部分人跟在后卫部队二十五师，负责安置伤病员及断后等有关事宜。
每当收集到重要情报或部队宿营时，我们就将各类情报归类整理迅速上报给前委。前委在研究问题时，主要由李立三作汇报，一些具体细节则由我作补充说明。
南下时的前委会议，多数时是扩大会议，即除前委的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外，还有革委的谭平山、张国焘，参谋团的刘伯承、贺龙、叶挺、朱德，以及周士第、周逸群等人，有时则干脆是参谋团的会议，人员不一定到齐。
周恩来主持会议很有条理，他善于抓住主要问题，分清轻重缓急。刘伯承喜欢做笔记，善于思考和提出问题，对于行军的里程和速度他计算得很精确。朱德在讨论重大问题时发言较多，有时他还直接将我汇报的稿纸拿去细看。
起义部队南下时，正值盛夏，酷暑炎热，我们劳师远征，作战频繁，伤病员剧增，无后方基地，供给困难。由于受敌人宣传的蒙蔽及威吓，沿途许多群众都在我们到达之前逃走。敌人对我方的战略意图十分清楚，他们以逸待劳，养精蓄锐，到处对我围追堵截。在此情况下，我们的情报工作和群众工作极难开展，部队作战又频频失利，只是在瑞金和会昌等地打了几个胜仗。在闽西我们实行了土地革命的部分政策，打土豪获得了一些收入。
政治保卫处在起义及南下时曾向军内和地方发布过一些布告，大部分为政治宣传内容，其次为筹粮筹款、动员群众等。我记得我们在宣传上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要求广大官兵遵守纪律，不得骚扰民众，这是我们改造旧军队为工农革命军的一大举措。在南下途中，这一条做得是比较好的，有的部队在挨饿时，仍没拿老百姓的东西吃。
●北江工农自卫军
北江工农自卫军是除叶挺独立团之外的唯一一支完全由我党指挥的成建制的参加南昌起义的工农武装。
1927年，国民党右派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粤北的曲江、清远、英德、乐昌、仁化等地先后发生工农武装暴动。4月底，由粤北各地农民自卫军、粤汉铁路工人纠察队、北江农军学校学员、南（南雄）韶（韶关）连（连州）各地政治讲习所学员等组成了2000余人的北江工农自卫军，下辖三个大队，总指挥罗绮园、副总指挥周其鉴，参谋长朱云卿。
北江工农自卫军成立后，原计划是南下广州，后感势单力薄，遂决定同国民党左派陈嘉佑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一起北上武汉，然后打回广东。5月1日，北江工农自卫军在韶关宝灵寺举行北上誓师大会，随后，他们吹起军号，打着犁头红旗出发北上。
在湖南，教导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三军。6月，该团一部抵达武昌。当时党中央非常重视这支工农武装，虽然决定该部保留十三军补充团的番号，但在实际工作中，该部完全由我党指挥。
7月21日，工农自卫军在周其鉴、卓庆坚、龚楚等人的率领下脱离十三军撤出武汉，30日乘火车抵达南昌，随即该部被编入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团。起义时，该部配合七十二团第三营攻打新营房，成为起义时的主攻队伍之一。
南昌起义后，北江工农自卫军大部分被编为二十军三师六团三营，唐振任营长，龚楚、卓庆坚先后任营指导员。二十军三营先后参加了瑞金附近壬田市与敌钱大钧部的遭遇战及会昌作战，损失很大，营长唐振牺牲。9月下旬在汕头时，革命委员会将直属队整编为两个营，北江工农自卫军与这两个营合编为警卫团。
10月上旬，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自卫军一部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部分失散人员潜返家乡坚持斗争，许多人成为以后广州起义和农村暴动的骨干。
●三河坝分兵朱德受命
9月18日及19日，起义军陆续由福建进入广东省的大埔县。根据汀州会议决定，起义军于22日在大埔县的三河坝地区实行了南下后的第一次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教导队及第十一军之二十五师共2500人驻守三河坝，警戒并阻击梅县及闽西方向之敌；主力部队继续南下潮州、汕头。在三河坝，前委再次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了而后的进军和作战部署。
24日，起义部队主力进占汕头后，实行了第二次分兵：由周逸群率第二十军之第三师1000人驻守潮州、汕头地区，革命委员会留驻汕头；贺龙、叶挺率其余部队共6500人向揭阳、丰顺进军。
此时，曾遭受重创的钱大钧和黄绍竑等部敌军，在得到陈济棠部三个师的增援后，形成了对起义军分割包围的战略态势：钱大钧部3000人在梅县牵制三河坝；黄绍竑9000人在丰顺的留隍窥伺潮汕；陈济棠的1.5万人在丰顺的汤坑向揭阳进击。上述两次分兵，使起义军一分为三，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给敌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10月1日至3日，朱德率部在三河坝与敌苦战三昼夜，最后终因敌强我弱，孤军无援，被迫撤出战斗。以后这支队伍在朱德和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三省，并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部队汇合，形成了朱毛红军。朱德成为领导南昌起义部队走向胜利的带路人。
●潮汕七日革命政权
9月23日，起义军在当地工农武装配合下，占领了潮州，成立了潮安县革命政府。24日，起义军进占汕头。随即，我们成立了汕头市革命政府，赖先声（赖玉润）为市长，郭沫若为海关监督和对外交涉使，李立三为公安局局长（徐光英代）。同时还成立了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部，以彭湃、杨石魂为正、副总指挥，统一指挥东江地区的工农武装。随后，潮汕农军先后攻占了澄海、揭阳、普宁、饶平等县县城，成立了当地的工农革命政权。
9月28日，飞鹰号军舰上的敌军在汕头登陆，袭击革命委员会等机关，后在起义军和工人纠察队的反击下溃退海上。当日，起义军主力向汤坑进发，在其附近的山湖、分水坳一带相继与敌王俊、薛岳、陈济棠部遭遇，经两昼夜激战，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于30日撤退至揭阳。同日，敌黄绍竑部两个师进犯潮州，我部兵力不足，又腹背受敌，只得撤出。此时，敌人从陆、水两路围攻汕头，我们已无力抵抗，只能弃守。
9月30日夜，各机关和部队于混乱中向西突围，我们政治保卫处执行断后任务。10月1日晨，当敌人攻入市区后，李立三立即带着政治保卫处的两个科长和所有人员出去观察。他让我一个人留在楼上办公，并叮嘱我随时准备转移。
不久，听得周围枪声大作，我于是向窗外望去，只见敌人已冲进了院子。情急之中，我从楼上的窗口跳下，幸好无事。我见到附近有一个庙宇，立即冲进去，找到一尊大菩萨佛像，躲在它的后面。脱险后赶上了自己的队伍。
这次我们撤退得太仓促，在政治保卫处堆放的大批银元还来不及带走，当时部队财政极端困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事后我才知道，我是最后一批撤出的。
在经历了史称"潮汕七日红"的一周革命后，我们在强敌进攻下惨痛撤离了。
●流沙会议后我与彭湃一起突围
两三日后，各机关和部队陆续抵达普宁县的流沙。在这里，我再次见到了周恩来，他正患疟疾，发着高烧。此时，前委已安排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姜济寰等先行撤离。10月3日中午，周恩来抱病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党的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中共党员领导干部几乎全部出席，这是南昌起义后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上，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周恩来在总结中主动承担责任。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向大家宣布：部队立即撤向海陆丰，非武装人员要尽快转移到香港或上海。大家要尽量分散转移。
下午约2时许，我们的会议还没开完，就有一名侦察员匆忙跑来报告，说周围山头已发现大批敌军。当时机关人员有200人，部队有一师、二师、二十四师等，周恩来、贺龙、叶挺立即指挥部队掩护机关撤退。当一师、二师通过离流沙三四公里的乌石时，突遭敌陈济棠十一师和徐景唐十三师的袭击，全军被截成两段，二十四师及各机关被压缩在一个小盆地内。当时我们仓促应战，再加上敌人炮火猛烈，到傍晚天黑时，整个起义部队大乱，终告失败。
此时我与彭湃一起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当我们逃到一座山脚下时，发现在树丛中有块大石头，我们在此隐蔽了起来。敌人在四处放枪，我们躲在石头后面议论了此次失败的原因，并回忆了许多往事。过了不久，敌人远去，彭湃对我说："为了减少目标，咱们还是分头撤退吧。""好吧，香港见。"我答应道。我们俩紧紧握了握手，就此告别。
我随其他撤退人员来到了甲子港。当时天黑，船只不够，李立三让我安排其他人先登船。每条船上到底乘坐了些什么人，我们也弄不清楚。我是与几个不相识的人乘坐小渔船最后离开的。大约在10月8日前后，大家都到了香港。周恩来在叶挺和杨石魂等人的陪同下，也于10月下旬安全抵港。
此次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全部领导都平安撤出，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起义军在乌石溃散后，二十四师约1000余人在师长董朗和党代表颜昌颐率领下，突围后进入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汇合，以后为创建海陆丰苏维埃做出了贡献。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起义军虽然遭到惨败，但毕竟锻炼和保存了一批骨干，这些人成为以后人民军队的栋梁。
（该文发表于1998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广东党史资料》第三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