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丰市金厢镇黄厝寮村周恩来居址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南下广东潮汕，进行了艰苦转战。普宁流沙会议后，起义部队领导人从陆丰分别乘船转移，安全抵达香港。在腥风血雨中，我党我军这批重要的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彭湃、李立三、恽代英、吴玉章、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张国焘、谭平山等，没有一位被捕、被杀的，最终从陆丰安全脱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段红色历史至今都让陆丰人引以为豪。

　　危急中海陆丰县委力助我部招兵筹饷

　　1927年9月5日，中央前委决定起义部队开始实施由福建汀州、上杭等地入东江的计划，于9月18日到达广东境内的大埔县。由于之前与围追我部的国民党军阀数次激战，此时起义军仅剩1万余人。之后部队先后攻占了潮州、进驻汕头，设总部于汕头市大埔会馆。此时，敌已判断出叶（挺）贺（龙）军队南下“必与陆丰、海丰之农军联合”的意图，遂调集重兵，从北面、西面直迫东江、潮（汕）梅（州）地区，合围攻击我部，局势十分严峻。

　　根据周恩来和前委的指令，中共海陆丰县委大力支持起义军筹集招兵费用和军饷。决定“招足3000人”，同时拿出1万元的招兵费用。当参军的号召发出后，各区农民纷纷响应，星夜赶来报名的有千余人，4日早刘立道带领第一批参军农民700多人，经河田赶到揭西县河婆圩。与此同时，海陆丰县委、东江革委组织了30个挑夫，挑着银元经普宁赶赴汕头，从经济上支援起义军。

　　流沙会议决定向海陆丰撤退

　　10月3日下午，前委书记周恩来在普宁流沙天主教堂主持召开起义军领导人的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贺龙、叶挺、刘伯承、恽代英、彭湃、李立三、聂荣臻、张国焘、谭平山、郭沫若、贺昌、徐特立、吴玉章、周逸群、廖乾吾，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陈公培，时任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主要是周恩来作报告，当时周正在发疟疾，高烧40度，脸色显得铁青。他在报告中首先检讨了起义军打了败仗的原因，“接着又提到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今后要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这些工作已经做的略有头绪了。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分散。已经物色了好些当地的农会会友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指沿海）撤退，再分头赴香港到上海”。

　　起义军领导分别从陆丰几处出境10月5日，按照流沙会议精神，起义军领导先后抵达陆丰甲子区进行转移。甲子区在1925年就成立有农民协会，多次组织斗争，与城内的土豪劣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城外渔民在农协的领导下，成立了渔业工会，渔民主要靠小木船捕鱼，亦有为数不多的木帆船，替一些商贾载货往返香港。甲子区的渔民与船工曾对支援省港大罢工、封锁港口做过贡献。

　　从5日到7日，陆续到达甲子的领导人有：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参谋长刘伯承、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彭湃、革委主席图成员挥代英、谭平山、革委秘书长吴玉章、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工农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等，他们在甲子乘木船离开，安全转移到香港，时任营长的陶铸也从甲子乘船出境。起义军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一行先到陆丰湖东，然后转往惠来县神泉乘船去香港。起义军团长徐成章率残部携百余支枪，到陆丰与农村党组织联系上后，把枪支送给碣石农村与金厢洲渚村的农军，然后再当地农军的护送下乘船前往香港。

　　周恩来从陆丰金厢海滩渡港

　　流沙会议后，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陪同下，周恩来及同行的起义军前敌总指挥、十一军军长叶挺，十一军党代表聂荣臻，先到陆丰湖东，与时任中共陆丰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取得联系。杨石魂雇了一顶轿子，抬着身患重疾的周恩来来到金厢黄厝寮村。因当时海面刮起大风大浪，木船无法出海，故住在黄秀文的家里，一边养病，一边静待风平浪静。

　　黄厝寮村三十来户人家全是可靠的革命群众，但需防卫敌军的突然袭击。因此党组织挑选了优秀的党员做好对周边敌人据点的监视，同时秘密请来当地一位医德好、医术高明的卢姓老中医为周恩来医病。在养病期间，周恩来分别接见了陆丰农会负责人和农军中队长，抱病详询了陆丰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情况，在了解到董朗率领千余起义军进入到海陆丰农军防地时，非常兴奋，并说“这就好了，革命军队和农民相结合，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焰，又要在海陆丰猛烈地燃烧起来了。”

　　经过10多天地方党组织及黄秀文家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海浪也终于平静了。一天晚上，在杨石魂、黄秀文的陪同下，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趁夜色来到洲渚村海边，乘小帆船离开金厢，行驶一夜，在香港地下党的接应下安全上岸隐蔽，并在其后从香港转移到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现代著名书法家赖少其为纪念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当年抢渡香港时的情景，在碣石湾周恩来渡海处写下：“洲渚夜如釜，遥天一砥柱。抢渡碣石湾，猛如下山虎。”

在当年周恩来渡海处碣石湾，陆丰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