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曾高度评价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他指出：“没有民主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这样残酷、严重与广大的敌后战场是不可能坚持的。”[1]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全国著名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研究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大贡献。

一、 中共中央确认的全国十九块大的解放区之一

　　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华南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艰苦创立起来的。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东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广东省境内，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38年10月——1941年12 月）为初创阶段。1938年10月12 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仅10多天，就占领了东江下游的广州周围各县。广州沦陷后，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游击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江、海陆丰等地建立抗日根据地[2].据此，广东中共组织组建了两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分别由曾生、王作尧领导（简称曾王部队），并取得国民党的公开合法番号，在东江地区的惠（阳）东（莞）宝（安）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了惠阳县坪山、宝安县乌石岩两个抗日游击区。1940年9月，中共前东特委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部队干部会议，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并把这两支部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第五大队。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会后，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县的大岭山地区，创建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第五大队留在宝安县，创建了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941年春以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又开辟了广州外围的增城县油麻山抗日游击基地，恢复了坪山抗日游击基地。至此，东江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位于广州至九龙的广九铁路中段两侧，是一个纵深只有60华里左右的狭长地带，处于日伪顽军的分割包围之中。

　　第二阶段（1941年12 月——1944年8月）为困难中发展阶段。1941年12 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日军向九龙发起进攻。25日，香港沦陷。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新开辟了梧桐山、增（城）博（罗）边、九龙新界、稔平半岛等几个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地。1943年12 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推动了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据外国记者当年在延安采访得到的数据，至1944年7月，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总面积已达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3].第三阶段（1944年9月——1945年8月）为扩大发展阶段。1944年8月，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发展的又一重要转折点。会后，东江纵队执行北进和东进的战略任务，创建了罗浮山、北江东岸、海（丰）陆（丰）惠（阳）边、惠东四个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清（远）英（德）边、始兴、东江上游三个游击基地。此时的抗日根据地，跨越十几个县，超出了东江地区的范围。但这些由东江纵队创建的根据地，历史上统称东江抗日根据地。至1945年夏，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比1944年7月扩大了三分之一。它东连东江流域，联接莲花山脉；南临大海，靠近香港；西邻广州近郊，贯穿广九铁路；北依五岭山脉，连接粤汉铁路南段。

　　（二）东江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特色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东江游击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了建政基本原则和方法。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东江抗日根据地在坚持新民主主义、“三三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下，没有照抄华中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建政办法，而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具体情况，采取了多种建政形式。

　　东江抗日根据地不是一块完整的连在一起的解放区，分别由几块根据地组成，处在日、伪、顽军的分割包围之中。因此，它并没有像陕甘宁边区那样，成立一个统一的民主政府，只是建立了互不隶属的几个县级民主政权。东江解放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统一归东江纵队指导，由东江纵队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和颁布东江解放区的施政纲领。它跟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相比，有着不同程度的差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对于各级政权，有条件的辖区，按照“三三制”原则，通过召开代表会选举产生，或通过召开参议会、国事座谈会协商产生；流动性较大且经常被日伪军占领的地区，则由东江纵队直接委任主要干部，统一军政工作。此外，在一些游击区、根据地的边缘区以及英属殖民区，通过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一些“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至抗战胜利前，东江解放区总共建立了6个县级民主政权：在广九铁路两侧的路西和路东解放区分别成立东宝行政督导处和路东行政委员会，在惠东解放区成立惠东行政督导处，在罗浮山解放区成立博罗县民主政府，在北江东岸解放区成立北江东岸抗日动员委员会，在海陆惠边解放区成立海丰县民主政府。

　　这些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建政方法和建政形式，适应了根据地分割和跨地区的情况，有利于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战场转移作战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

　　（三）成为全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被中共中央列为全国著名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1944年6月，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建立了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1944年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全体记者，介绍中共抗战情况。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三个敌后战场建立了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其中华南敌后战场有两处根据地，一处在海南岛，一处在广九铁路沿线及广州四周[4].显然，这里提到的15个以上抗日根据地，包括东江抗日根据地。

　　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确认当时全国大的抗日根据地有19个。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共领导的中国解放区，有19个大的解放区，其地域包括广东在内的19个省的大部分或小部分[5].1945年8月15日，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也宣称：经过八年的苦战，中共在广东等19个省建立了19个大块的解放区[6].历史上这“19个大的解放区”，当然包括东江解放区（东江抗日根据地）。

二、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

　　东江抗日根据地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华南人民开展敌后抗日的重要战场。

　　（一）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东江抗日根据地面临大海，处于香港、广州两个大城市中间，横贯广九铁路，靠近粤汉铁路南段，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因而在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广州成为中国军队与海外联络的要地，在培养抗战力量上起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日军占据华北、华中要域及切断海上交通线后，广州成为中国军队利用广九、粤汉两铁路连接香港广州内陆的一大补给线，其补给量占总量的80%[7].1938年9月19日，日军大本营命令海军舰队协同陆军，“本着攻略广州及其附近要地之目的，切断敌重要补给线”。[8]10月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21 日占领广州。

　　香港不仅是一个国际性商业城市，而且是一个优良军港。日本侵略者把它看作是“南进”的枢纽站，夺取了香港，就可以从本土经冲绳、台湾到香港，同菲律宾、新加坡、马来群岛联成一线，使日军的兵源调遣和物资运输畅通无阻。它又可以与东面的台湾、西南的海南岛遥相呼应，形成对中国大陆半月形包围，封锁中国的对外联系。因此，日军在轰炸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一天，向九龙发动进攻，很快就占领了香港。

　　日军把广九铁路、香港和广州作为其支持太平洋战争的枢纽和后方基地，派出两个师团的兵力驻守广九铁路沿线以及广州一带，并对严重威胁其安全的东江抗日根据地实行不断的“扫荡”和“围剿”。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南段后，又从华中、华北抽调一部分兵力加强对广九线、粤汉线南段以及华南沿海的防守。1945年春，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的日军精锐机动部队一二九师团（代号波雷）奉命秘密南下，在东江地区的惠阳淡水一带和广九铁路沿线驻防，准备对付美军舰队反攻华南。

　　在美国《美亚杂志》1944年7月刊登的《东江游击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中，论述了东江敌后地区在太平洋的战略意义，并指出与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东江纵队建立密切的联络，并予以各种援助，对于盟军将来在中国海岸登陆，取得“进攻日本的胜利，已具有头等重要性了”。[9]（二）孕育了被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的抗日劲旅华南敌后战场有一支威震南疆、蜚声中外的抗日劲旅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被中共中央军委赞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东江抗日根据地孕育了这支英雄部队。

　　东江抗日根据地是东江纵队的发祥地。日军于1938年10月入侵华南大陆后，中共东莞中心县委迅速在东莞组建了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后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随后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也在惠阳县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这两支东江人民抗日武装，成为东江纵队的前身。

　　东江抗日根据地为东江纵队提供了主要兵源。1943年12 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东江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东江纵队成立后半年时间，就由3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至抗战胜利结束时，东江纵队总人数达1.1万人，兵源大部分来自东江抗日根据地。

　　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东江纵队可靠的后方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后，华侨与港澳同胞的物质援助完全中断，加上敌人在军事上反复“扫荡”，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抗日游击队的军需供给十分困难。东江根据地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征收抗日公粮，开展合理税收，为游击队提供了必要的给养。根据地的中共组织和各级民主政权，把群众广泛动员和组织起来，成立民兵队、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生产救济会等各种抗日团体，积极支援和配合部队作战。根据地内有1.2万余民兵，他们直接协助部队作战，并随时参军入伍。

　　（三）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江抗日根据地与琼崖抗日根据地，共同构成了早期的华南敌后战场，与华北、华中一起成为中国三大敌后战场。中共中央军委于1944年7月15日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独立总队的电报明确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10]东江抗日根据地是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据八路军总部1944年3月前的统计，日军在广九铁路沿线驻有一个师团，东江纵队抗击其70%，国民党军队抗击其30%[11] .至1945年，东江纵队在东江地区抗击敌伪兵力共10.4万人，其中日军三个师团又一个旅约7.4万人，正规伪军三个师连同杂牌伪军约3万人[12].在华南敌后抗战史上，许多重要战斗都发生在东江抗日根据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振奋东江民心士气的榴花阻击战、被日本《读卖新闻》称为日本进军华南以来“首次遭遇真正对手”的黄潭战斗、日军自认“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的百花洞战斗、粉碎日军的万人大“扫荡”、卡断广九铁路中段的破袭战、致使日军大队长败归后剖腹自杀的梅塘反击战、对日军最后一战的莞太线战斗等等。

　　东江抗日根据地曾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朱德代表中共中央，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侵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及其部队向解放区军民投降，其中规定：“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13]朱德提到的东莞地区，是东江抗日根据地的重要地区，曾生将军则是东江纵队的司令员。由此可见，东江抗日根据地在中国敌后抗战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特殊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加强与盟军的真诚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声誉。

　　（一）闻名中外的秘密营救行动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成功地将大批中国文化界爱国人士和民主人士、国际友人以及英国官兵、还有一些作战失事的美军飞行员，从日军虎口中胜利营救出来，得到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香港沦陷后，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营救出被困的爱国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国民党官员眷属以及国际友人共800多人。其中，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大部分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暂时送往惠阳、宝安等游击根据地，在那里逗留一个月或数月后，再被转送到大后方。当时，东江抗日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但以最大努力妥善安置好这些人士。这一行动，曾被茅盾先生称赞为“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14]. 1942年7月，英国国防部在桂林组织英军服务团，在惠州设立英军服务团前方办事处，进一步开展对被囚在香港的英军战俘、港英政府官员的救护。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险的条件下，有效地帮助英军服务团在九龙、新界游击区组织情报站，布置秘密交通战，筹划营救英军被俘人员，经常担负最重要、最危险的工作，并承担了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过程中的全部费用。自香港沦陷至日本投降，英军被俘人员及国际友人共有89名在东江纵队帮助下，逃出香港的集中营，大部分通过东江抗日根据地送到中国的大后方。对此，英军服务团指挥官赖特上校深表谢意：“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15]1944年2月至1945年初，东江纵队先后从九龙、大亚湾海面营救了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三舰队作战失事的飞行员克尔中尉等8人，其中获救的伊根中尉和克利汉少尉，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住了一个多月时间。

　　（二）威胁日军战略交通线和后方基地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重威胁着日军用以支持太平洋战争的交通运输大动脉和后方基地，致使日军多次惊呼，广州、香港之间的铁路地区是“治安之癌”[16].日军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争的失利，于1943年11 月1日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这个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进攻并占领广九铁路；第二阶段，对广九铁路两侧的东江抗日根据地东莞、宝安地区分别实行反复“扫荡”和“清乡”，以巩固广九铁路交通线和广州、香港两个中转站。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反“扫荡”、反“清乡”的斗争中，不断破袭广九铁路，曾数度攻入平湖、常平、深圳、天堂围、林村、樟木头、横沥等火车站，逼近广州市郊，并潜入九龙市区中心炸毁火车铁桥，总共破坏广九铁路全程的60%以上，使日军的广九铁路“全线通车”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对此，美国《美亚杂志》曾作过这样的记述：“虽然日军已控制了铁路两头有两年多，但他们还不能使一列火车畅行全线。”[17]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广九铁路沿线上频频出击敌人，逼近广州市郊和香港。叶剑英曾于1944年6月22 日告诉中外记者：“该部现已迫近九龙，并在香港进行秘密活动，敌人很感头痛。”[18]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重威胁日军的广九铁路交通线和广州、香港两个后方基地，起到了打乱日军战略部署、牵制日军的作用，从而支持和配合了南洋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盟军在南太平洋的对日作战。

　　（三）为盟军提供重要军事情报与盟军合作，为盟军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这是东江抗日根据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又一突出贡献。

　　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派欧戴义于1944年10月初来到东江抗日根据地，正式要求与东江纵队合作，建立联络站和电台，收集日军情报和气象资料等。东江纵队经中共中央同意，设置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工作部门，与美国的情报组合作。欧戴义率领的美军情报组，在东江抗日根据地一直工作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才离开。1945年初，盟军准备在华南沿海登陆作战。同年3月，美国海军派出甘兹少校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行沿海测量工作，准备盟军登陆对日作战的资料。根据地军民除了保护和帮助他们搜集有关情报外，还直接进行实地调查，收集了许多有关资料，直接供给在华美军总部。

　　东江抗日根据地军民提供的军事情报，对配合盟军打击在华日军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在华美军总部以及华盛顿方面曾给予高度评价。陈纳德将军指出：“这些情报是重要的，实际上它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揭露了敌人的企图和活动，帮助了我们的指挥当局取得更好的结论和计划。”[19]他们认为：这个情报站是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所提供的情报无论在质与量上都经常优越，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20].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苏联对日本宣战，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形势的急剧变化，使盟军登陆华南作战的计划最终没有实施。假如这一作战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东江抗日根据地必然成为配合盟军反攻日军的重要战场，其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东莞日报》2005年10月11 日；《广东与抗日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2] 中共中央组织部地方党务科：《对广东工作意见》1938年11 月1日，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 根据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44年7月13日自延安发往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电讯稿《中国共产党已建立十五个抗日根据地》。此新闻稿当时被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机构检扣。译稿载《新四军？参考资料》第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 月第1版，第616页。目前国内的学者以及有关史书都把此数据当作至抗战胜利结束时东江抗日根据地的总面积和总人口，笔者认为欠妥。

　　[4]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 团的谈话》，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4页。从1945年起，中共把“抗日根据地”的提法改为“解放区”。

　　[6]《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载《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7]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8]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中华书局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9] 《解放日报》1944年9月11 日全文译载。

　　[10] 《中央军委关于华南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4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笔者查阅过该电报原件，日期签署时间应为7月15日，而不是7月5日。

　　[11]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2]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载《东江纵队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13] 《朱德总司令命令冈村宁次投降》，载《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14] 《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5]黄作梅：《东江纵队的国际地位》，载《前进文萃》第3辑，1946年6月10日出版。

　　[16] 《东江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7页。

　　[17] 《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载《美亚杂志》1944年7月。《解放日报》1944年9月11日全文译载。

　　[18] 《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谈话》，载《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9] 黄作梅：《我们与美国的合作》，载香港《华商报》1946年3月7日、3月11日。

　　[20] 黄作梅：《我们与美国的合作》，载香港《华商报》1946年3月7日、3月1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