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同盟国宣布参战，中共中央顺应国际形势变化，迅速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具体到香港，1943年底，港九大队根据东江纵队司令部的指示，决定成立市区中队。在敌人的统治中心——人烟稠密的香港和九龙市区开展抗日斗争。

　　市区中队在危难中成立

　　市区中队成立之初，芳兰刚从东莞路西敌后工委调回港九大队工作。大队领导考虑她在香港土生土长，熟悉香港的地理环境，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过香港学赈会儿童团团长，并做过党内工作；日军占领香港后又到内地参加过曾生、王作尧领导下的东江抗日游击队，于是决定任命她为中队长兼指导员，并派陈佩雯、黄杨声、宋洛川等党员作为中队骨干。这些同志也生长在香港，是抗战初期香港一些进步团体的领导成员或积极分子。另外，党组织还给市区中队调派了东江抗日游击队原安排在港治病的游击队员，合起来全队只有10多人。中队为了扩大力量，除通过各自关系发展队员外，还决定把发展游击队员的重点放在敌人的要害部门，如：日军工厂和军政机关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香港的几个大船坞、启德机场、日军宪兵部、宪兵派遣队都有了市区中队的耳目；同时，中队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市政工人、商店、学校中也发展了一批游击队员。1944年市区中队有100多人，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市区中队发展到300多人。其中，女游击队员占100多人。市区中队的游击队员除少数骨干配备手枪和手榴弹外，大多数人都不配武器，可以说，市区中队是一支不穿军装、不带武器、战斗在敌人眼皮底下的特殊部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是日本从本土到东北亚、东南亚各占领区调遣兵力和物资运输的重要中转站和补给地。日军为了保护和巩固这个战略要地，在这里除了有海、陆、空军驻扎外，还有宪兵派遣队，各派出所内还有印度、中国籍的宪查，以及一大批便衣特务，各工厂实行军管，那时的香港可以说是日本军警林立、特务多如麻的地方。为了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坚持抗日斗争，中队指定党员骨干为各大厂和各片的负责人，并建立了严密的组织，采取了特殊的领导方法，在发展和吸收游击队员方面，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考验，条件不合格，绝不勉强。因为是在敌人的统治中心活动，市区中队在组织形式与领导方法上特别强调隐蔽和保密。开始，市区中队沿用中队下的小队体制，后改为分区分线领导。中队领导骨干最初在槟榔湾和吊草岩一带活动，后来中队觉得，游击队员常来中队部联系容易暴露，而且会发生不必要的横线关系，增加暴露的可能性。于是，决定中队领导骨干只有开会或学习时才到中队部。中队领导骨干每人都有几个住地，以便出现情况时可以随时转移。中队每个领导成员都有自己的代号。芳兰的代号为460，陈佩雯为461，黄杨声为462，宋洛川为463.市区中队的代号为“新华队”。中队每个人的住地都设有安全和不安全的标志。队里还建立起严密的纪律和各种保密制度。如：原来认识的游击队员，现在没有关系，就不要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甚至对爱人也如此；约定见面碰头时间，一定要准时，不能过早或过迟，时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跟踪；文件材料不需要时，立即烧毁；听到看到什么情况立即如实反映；一切生活行动要按规定去做，小心谨慎，不能暴露自己身份。同时，还要求交通员要群众化，传递文件，运输物资和护送人员时要做好伪装，严格遵守纪律、保守机密、严格执行规定时间。为了提高游击队员的战斗意志，增强战斗能力，更能适应险要的斗争环境，市区中队的党组织还十分注意做好队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队内坚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气节教育、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教育以及组织纪律教育。

　　因地制宜发动政治攻势

　　市区中队首先做好宣传工作，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所谓政治攻势就是通过宣传，在政治上对敌人发动心理战，分化瓦解敌人，并鼓舞人民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信心。

　　中队成立初期，一切宣传品都是由大队发下来的，如：《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司令部出版的《前进报》和各种传单。为了斗争需要，中队要在中队部（在郊区西贡）翻印并自编一些材料。每次交通员都要经过敌岗哨把从市区购买的蜡纸、油墨、纸张运回中队部．印好后又要交通员运到市内，这样危险性较大，宣传品需要的数量不便增加。后来中队研究，决定在市区内设立自己的油印室。当时中队的油印工具十分简单，没有油印机，就用一块屐皮代替“滚筒”，没有刻钢板的钢笔，就用留声机的唱针代替。一开始没有专职人员，需要大家动手，又编又写，后来有了专人，九龙方面由黄静仪同志负责，香港方面由梁佩云同志负责。有了油印室，宣传品就更多了，印发宣传的内容，以摘录《前进报》《尖兵报》有关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的战斗消息为主，同时也报道本市区斗争情况，还经常编印战斗口号。

　　为了适应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的需要，中队出版了《地下火》小报。内容主要是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我军抗日战绩，发表教育群众的文章，动员人民起来抗日救国。由中队几位同志撰稿，曾发表过《牛地湾战斗》《刘黑仔打特务》《市区中队炸火车桥》和港九大队战绩等。还曾筹办“七一”专刊，摘录发表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部分。

　　市区中队散发宣传品的方法：一是公开张贴。在热闹市区或当众显眼的街道、日敌机关的布告栏、卫生间以及工厂的材料堆和工具箱，都是中队贴宣传品的地方。二是向群众有计划地递送和组织轮流阅读。对一些有民族气节的人，由市区中队队员将宣传品送到他家去，或装作路上捡来的送给他阅读，并留意听他的反应。对反应一般的，继续向他作宣传教育；反映强烈的，进一步启发他；对有些经过帮助教育之后，表示要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市区中队就吸收他参加游击队。三是对一些伪职人员，中队还有针对性地把一些宣传品投递到他家或工作单位，主要是警告他们，叫他们不要再干坏事，分化瓦解他们，也收到一定效果，如：筲箕湾伪区长曾某，接到市区中队给他的宣传品之后，与家人和一些亲属公开阅读，并说他是不得已才做这差事的，还揭露了日本鬼子的暴行。后来他只身逃回老家去了。

　　张贴标语和散发宣传品，都是夜间进行，快贴、快送、快撤退。因为人地熟悉，经常变换地方。为了防止意外，遇到便衣特务时，每个游击队员都有两手准备：一是晓以大义；二是必要时准备牺牲。

　　除了几百名游击队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外，还有不少游击队员的朋友和他们的亲属也参加战斗。他们之中有年逾花甲的老太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孩子。他们以能散发几张传单、为游击队做些事情而感到光荣。有些人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克服困难收集日军情报

　　市区中队还搜集情报、打击日伪、配合我军和盟军作战。日军占领香港后，将日本本土经冲绳、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印度尼西亚的海上运输连成一线，香港成了这些地区问日军调遣和物资运输的重要中转和补给地。敌人的要害部门，如：军政机关都设在市内，香港市区成为日敌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因此，搜集敌人情报成为市区中队一项重要任务。1943年底，盟军开始反攻后，搜集情报的工作更为重要。盟军在东纵司令部设有电台，大队要求市区中队队员把收集的日军情报，迅速送交给大队和司令部。为了收集敌船艇往来情况，中队弄来了日本海军各种舰只的型号识别图，比照图纸就可以识别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登陆艇、运输舰等等。市区中队队员把港口方位绘了位置图，编了号，如：A1、A2、B1、B2……。有个游击队员家住坚道半山上，推开屋的北窗，港口便可一览无遗。用望远镜仔细看，连舰上的编号也可看到。这样，她每天负责观察。什么舰船在哪个方位，她把它们一一记下来，又用极薄的飞机纸写上像火柴头大小的字，交给交通员，转送大队部，天天如此。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分析，中队大致摸到敌舰的活动规律。那时，盟军飞机常来炸日敌舰艇，队员们多次见到500磅炸弹在日本军舰上爆炸起火，日军跳水逃生的情景。看来中队的情报还是起作用的。对日敌舰艇的修理、制造等情况，也是中队收集的情报内容。这些舰艇到船厂维修，不少是伤痕斑斑，队员们就打听这些舰从哪里来，修好后又往哪里去，同时把这些舰艇的性能、用途、数量，以及一些图纸，收集归类后送交上级。

　　游击队员们冒着极大的危险收集这些情报。红磡船坞有一位游击战士名叫单柱贞，为了取得日本军舰的情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在制船舰图纸的机密车间工作。他经常设法窃取那些机密图纸送给部队。1944年初，盟军飞机进行地毯式轰炸，厂内工人、日本人都拼命逃跑躲避轰炸。他本来是一个长跑好手，完全可以比别人更快地躲进防空洞去。可他不走，这混乱场面正是取得秘密图纸的好机会，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留下。可惜，这车间正好挨了一枚炸弹，他还没来得及拿走图纸，就被炸死在战斗岗位上。当时他才20岁。另一位女战士张泳贤，她为了得到“敬记”造船厂的情报，不幸被捕而英勇牺牲。她更年轻，才17岁。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对于日军的军事行动、敌军的士气，中队也从各方收集。虽然不是很有系统，但收集到各方面零散材料后也可判断出大概情况。

　　军事方面的其他情报，如：日寇占领的启德飞机场（原是民用机场，后改为军用），中队有一个游击队员的弟弟在机场工作，经过教育，参加了游击小组。他机警地把启德机场的平面图偷了出来，中队便立即送交了司令部。又如：日军军火生产情报，因为他们怕空袭，把集中的军工生产分散转移到居民点去，他们把军工生产设备除部分转移到防空洞外，多数都设在居民住宅内，像生产子弹、手榴弹各工序部分都分开，仓库也分散，全部化整为零。大队要求中队把这些情况全部掌握，队员们便每条街都做调查、逐一登记，并绘制了简单的图纸，集中起来，送给大队部。市区中队还派人打进了日军的一些机构中去，如：日军宪兵部、派出所和伪区公所等，这样，市区中队也掌握了不少情况。

　　经济方面的情报，中队也很重视。对日军生产东西的数量、质量、用途，市区中队也一一了解，因为这些可以帮助市区中队分析形势，如：掌握日军印刷军用票、中储卷的数量，就能判断出日军经济崩溃将至。

　　收集情报任务艰巨，层层转送也十分困难。一般的东西不能原件照送，经过该区负责人审阅后，有时需要整理，有时需要重新密写。因为是自己编的密码，所以即便一旦被日军搜到，他们一时也弄不清楚。这些情报要尽量写得精细，使之篇幅不大，便于携带。有时还要伪装，通过层层封锁线。

　　声东击西智救美军飞行员

　　市区中队为了配合港九大队作战，还在军事上直接打击日军。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在轰炸香港时，被日军击落，他跳伞落在郊区沙田山地，港九大队游击队小交通员李石把他隐蔽在附近的草丛里，日军眼看飞行员落在沙田山地，出动上千人包围搜索，结果却毫无收获。他们恼羞成怒，疯狂地向港九大队反复扫荡：为了把日寇兵力牵制在市内，中队决定把窝打老道的四号铁桥作为爆破目标。这座铁桥位于港九市中心，是横跨大街的天桥。因为市区中队的目的只是要起到扰乱敌人的作用，所以爆破时间选择在4月22日深夜24时，方法是用定时器引爆炸弹。执行这一任务的是老梁和他领导的几个游击队员。头一天，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老梁他们突然发现钨丝与导火药（其实就是用七九子弹药粉）点不着，同时又怕30多斤的黄色炸药和两个雷管响声不大。他们要求中队赶快多送几个雷管和七九子弹粉。中队接到要求后，十分焦急，因为从中队部到港九市内的交通要道都有敌人重兵把守，敌人在原来的岗哨之外又增加了岗哨。紧急关头，中队队员们急中生智，安排一个11岁的小鬼亚庆仔牵着一头牛，将雷管和子弹粉装在牛竹内，亚庆仔镇定自若地拿着牛竹，赶牛过岗哨，及时地接应了梁大哥。人夜，老梁几个人，迅速地把定时炸弹放好，又把指针调整到24时，便马上撤离桥墩。时钟刚敲响24时，只听一声巨响，市区中队的行动成功了！

　　这声巨响连一海之隔的香港东西区都听见了，当然，近处就更厉害。当时，香港、九龙的居民都不知道这响声是怎么回事，猜想可能是飞机轰炸，可是又听不到飞机声。但日军当晚就紧张起来，一切日伪人员马上投入作战准备。次日早晨，港九全市戒严，敌伪人员全体出动，进行大搜捕。开到郊区和宝安去扫荡港九大队的日军也被迫回到市区内，而这正中了市区中队的圈套。这就是威震港九的四月大行动。这次行动既锻炼了全体游击队员，又粉碎了敌人扫荡港九大队的阴谋。市区中队得到了港九大队的表扬。

　　1944年7月25日，周恩来同志以中央名义下发给市区中队的电报中说：“港九市区的武装斗争有成绩，但不宜常做，以免引起敌人过多的报复和进攻。”

　　想方设法破坏敌军工生产

　　市区中队还积极派人潜入敌人工厂，破坏军工设备和生产。这是中队对敌斗争的又一重要内容。每个游击队员都设法在这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发动工人罢工，干扰军工生产。在日寇的铁蹄下，香港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日本鬼子动不动就打骂工人和克扣工人工资，工人们心头都有一团怒火。市区中队就因势利导，用各种方法组织工人怠工，使做1天的工作量3天也无法完成。为了防备敌人发现．各个车间、工场互相联系，并指派专人负责。

　　1944年夏天的一个中午，美机空袭太古船坞，当场炸死300多人。市区中队当即利用工人（包括日本人）的恐惧心理，鼓动工人不要为敌人卖命；并经常制造一些假空袭警报，人们（包括日本人）听到就拼命往防空洞跑，使工厂停产。

　　二是偷走日军物资。1943年广东各地大旱，民不聊生。日军配给香港市民的粮食由六两四缩减到三两二，而且多是杂粮。当时香港工人生活十分困苦，配给的三两二米根本养活不了自己，更谈不上养活妻儿：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偷走工厂的物资变卖。但一旦被日军搜出时，便遭受毒打、吊飞机、脱光衣服用漆涂、在烈日下暴晒等等。工人偷走日军物资既可解决一些生活困难，又可破坏日军生产。于是，市区中队要求游击队员领导群众进行斗争，使群众认识到偷走日军物资是爱国行动，并组织人们有计划地进行。这样，组织工人偷走日军物资成为每个队员的斗争任务。凡是部队可用的物资都送交大队部。

　　三是破坏日军军械生产。中队破坏敌人生产设备和物资的行动，多是发动工人群众一起进行。队员们把工人发动起来，他们帮助我们出主意，破坏敌人的生产。如：太古船坞机械车间的工人们，在加工切削地雷壳及迫击炮弹壳时，将接口螺丝加工得过松或过紧，使接口不牢靠，或是旋不进盖子，使产品不配套，让它报废。后来敌人有所察觉，规定每台车床生产的产品，要登记操作者的姓名。针对这一情况，中队又对验收的中国工人进行教育，使他们在验收过程中马虎了事，不让日军找出次品是由哪个工人生产出来的。红磡船厂主要生产登陆舰和维修舰艇。这个厂因受美机的连续轰炸，生产受到一定损失。

　　这种破坏敌人生产的行动，不只限于各船厂，中华书局印刷厂也进行得很巧妙。工人们在油墨中放上钉子等异物，电板在印刷中便被异物弄坏了，不得不再另制电板，这样敌人既花钱、又费时间，影响了生产进度；度量车间把纸张量得不合规格；机修车间不是弄坏机器，就是倒洒油墨，弄脏白布（印刷时要用白布）或纸张。日本人常常大发雷霆，责问日籍工段长和中国籍班长，但又因抓不到证据，也只得不了了之。

　　市区中队从成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年10个月里，在港九大队的领导下，在特殊的环境里，采用特殊的方法开展斗争，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心脏，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

　　（原载广东《红广角》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