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了日军的“万人扫荡”，我们的部队越战越强。回顾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人民武装的五年来，我们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中间经过东移挫折，又由大到小。重新回到敌后以来，在东江人民的爱护、支持下站了起来。1942年，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残酷进攻，1943年，我们英勇作战接连取得抗击日伪的辉煌胜利。这支东江人民子弟兵成长壮大了。
党中央根据全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和我军成长的状况，决定公开宣布华南抗日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武装队伍。命名我们的部队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指令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
1943年12月2日，是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的光荣日子。这一天，坪山镇内，红旗在朔风中猎猎招展。广场上，聚集了1000多战士和不计其数的群众。庆祝会上，政治委员林平同志宣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和向全国发出的通电。宣言书和通电迅速飞遍了东江两岸，飞向全国，在国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宣言中这样写道：“从五年来的抗日自卫斗争中，使我们全体同志一致认清：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救星。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历次制止了内战危机与投降危险。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困难面前都不畏缩后退，总是有办法克服困难，向前迈进。我们东江子弟兵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就是由于有共产党正确的政治主张作指导，以及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与各界的援助。因此我们全体同志一致热诚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反对内战投降，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一贯政策，更一致热烈的接受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认为我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能够获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们全体同志的无上光荣，是东江同胞的无上光荣，是广东同胞的无上光荣！！”
东纵正式成立的这一天，我在宝安县大船坑指挥破坏敌人广九铁路通车计划的战役，没有参加庆祝大会。夜深了，想着这是华南抗战史上有着深远意义的时刻，我的思绪有如长河奔流，滔滔的浪花把我带回到几年来的峥嵘岁月。
我想起了1938年春，自己满腔热情出发到东莞的夜晚；想起了在东莞打响了抗日枪声的峡口榴花塔之战；想起了和曾生同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想起了我们两支部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的许许多多场面。将近六年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们有过几乎全军覆灭的东移，一个个亲如手足的战友流血牺牲，我们的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几起几落，斗争是多么艰苦啊！但是，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我们在毛主席游击战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在重重困难中不仅没有倒下去，相反的，我们发展、壮大起来了。今天，我们公开举起了党的旗帜，让它高高地飘扬吧，它将指引我们走向胜利！
东纵战旗在炮火硝烟中飘扬，我们乘日军万人扫荡后伪军驻防立足未稳之际，以水银泻地之势，向日伪军发动猛攻，开展了一个杀敌立功竞赛。我军首先向广九铁路这条日军在华南的战略动脉开刀！
1944年1月11日出击广九线常平站，全歼伪军三。师八十九团的1个连。2月3日，彭沃大队向林村车站守敌进攻，歼灭了日军驻林村看守物资仓库的1个分队。25日开始向广九线全线展开破击战。29日在常平解决广九路伪护路队、伪区署。
斗争是非常激烈的。3月，伪四十五师调来接伪三。师的防，开了1团人到东莞、宝安两县交界的黄獠坑。我们的第三大队把他们诱人口袋，第五大队赶来支援，把成团的伪军打垮，消灭了他们两个连。5月，我们纵队领导机关把东、宝两地的一些部队集中到东莞梅塘地区整训，驻广九路樟木头一带的日军侦得情报，立即出动奉安师团加藤大队约400多人，远道奔袭。凌晨，敌人摸到梅塘附近，我第三大队独立中队政委李中、中队长黎汉威率部立即抢占制高点马山阻击敌人，掩护机关撤出。敌人用密集的炮火和机枪轰击扫射，李中（钟若潮，泰国归侨）同志中弹牺牲。邬强、彭沃同志分别带领部队增援配合，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敌人从小路撤退了。敌人这次进犯，死伤了五六十人。我们也牺牲了二十几位同志。
在广九路沿线，军民间传诵着机智的“仲夫队”袭击常平的新闻，还有“老虎山下的英雄”黄友小鬼的动人事迹。
常平是敌人的1个主要据点，驻有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团，伪警察1个大队以及几个联防队。但是，这个水泼不进的据点，却让我们以卢仲夫同志名字命名的“仲夫队”打得它焦头烂额。“仲夫队”曾经夜袭了驻常平圩伍贞祥当铺的伪警察大队，不发一枪生俘了该队的大队长，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手枪百余支。他们曾两次日间化装潜入常平解决了两个联防队，其中1次，我们的手枪组在敌人营房附近生擒了日宪兵队长山本少佐和他的翻译官。东纵《前进报》报道常平的战况时，用了一个风趣的标题：《打常平实在平常》。
黄友同志是何通独立中队“小鬼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素来以战斗英勇顽强著称。1944年7月21日，独立中队袭击广九线上的平湖，全歼伪军1个连。当中队押着近100个俘虏，带着缴获的80多支枪，在风雨泥泞中撤返时，途经老虎山下，断后的“小鬼班”遇到日军的追击，走在队伍中间的伪军俘虏伺机哗乱。黄友立即主动请缨带领全班就地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前进。全班的小英雄在尽力杀伤敌人之后，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了，只剩下17岁的共产党员、班长黄友。他的头部负了重伤，还竭尽生命最后的力量，抱着枪滚到泥潭旁边，把枪埋下了泥潭，不让武器落入敌手。
纵队司令部为表彰黄友同志，授予他“抗日民族英雄”的光荣称号，授予全班以“黄友模范班”的集体荣誉称号。《前进报》上登载了报告文学《老虎山下的英雄》。延安新华社也向全国发出了广播。他们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了东纵全体战士向敌人展开更坚决的斗争。
广九线在东江纵队的频繁出击下，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日伪军迫得只能龟缩于东、宝县城和铁路线上几个较大的据点中不敢出来。
日本侵略军在港九地区重兵驻扎，布防严密，巡逻队穿梭似的来来往往。但是，像一把尖刀似的插在敌人的心脏中的港九大队在强大敌人面前，充分运用游击战的特点，制定了一套在城内和市郊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的战术，使敌人像瞎了眼的巨兽一样，处处挨打，受袭击，惶惶不得安宁。最使敌人伤透脑筋的是我们的短枪队，刘黑仔的短枪队就是其中的一支。
刘黑仔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孤胆英雄。在香港刚刚陷入日军手中的时候，他就给未站稳脚跟的日军来个“满天神佛”的打击：他的短枪队在香港岛的筲箕湾、铜锣湾、中环、九龙的尖沙咀、深水±，步到处张贴传单和标语，使敌人军警四出，如临大敌。敌人指挥部的电话响个不停，这里报告说发现刘黑仔，那里也报告说发现刘黑仔，几乎天天都如此。在敌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黑仔他们就化装成做买卖的商人、西装笔挺的绅士、捕鱼刚回的渔民四处活动开了。一会儿，九龙某处站岗的敌兵给打死了，过一会儿，尖沙咀的日军营房爆炸了，接着，某汉奸在大街上被枪毙了，尸上放着一张给汉奸们的警告书……敌人听到刘黑仔的名字，无不谈虎色变，不寒而栗。
以后，在东纵战旗下，涌现了更多刘黑仔式的英雄，港九大队如虎添翼，在敌人的心脏中纵横驰骋。1944年2月11日，他们抢救美军十四航空队失事飞行员克尔中尉出险。12日日军立即出动海陆空军1000余人向九龙地区进行扫荡，港九大队与敌周旋于九龙山区，炮击沙头角以钳制敌人，并派出短枪队深入九龙散发传单，使敌人恐慌地回师港九，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接着，从4月中旬起，又对港九地区的敌人进行了全面出击：抢救被俘印度士兵；袭击吉坳敌伪军；深入九龙市区爆破亚皆老街的第四号火车铁桥；消灭沙田第四号地窟警卫队；处决汉奸特务头子陆通译；活捉日本南支派遣军高级特务头子东条正之；短枪队在大埔秘密登陆，解决日军岗哨；在梁洲海面截获敌船……港九大队还在香港、九龙市中心大量散发、张贴胜利捷报及告香港九龙同胞书，使港九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港九同胞拍手称庆。
当敌人因广九线被我切断，开辟了一条从香港到台湾，一条从香港到菲律宾的海上运输线时，我们也相应地在大鹏半岛两侧成立了两支海上游击队。东侧1支是刘培护航大队的海上中队。中队长是吴海，活动范围是澳头港的外围。西边1支由港九大队组织，中队长是陈志贤，活动于大鹏湾上。
两个中队刚成立时，都只有20多人，最初是挑选一些渔民出身的战士组织起来的。他们出过海，经得起大风大浪，更重要的是，他们与当地渔民有密切的联系，军民骨肉相亲，能更好地展开工作。那些朝夕出没在风浪中的渔民，在茫茫的大海中，凭着看多少叶风帆，便可辨认出哪是渔船，哪是“捞家”（即土匪）船，哪是汉奸、日军的船。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就像多了一双“千里眼”。
在40年代初期，海上只有敌船是机动的，普通渔民多用单桅帆船。这种船比较小，像个半月形，航行时，扯满帆，船就侧向一边，尾巴翘得老高，成“之”字形行驶。渔民们把它叫做“槽仔”。“槽仔”灵活，目标小，速度快，不管是顺风还是逆风都能使用，这样的小船就成为我们海上队的“战艇”了。海上队的装备也很差，用的大多是英军从九龙溃逃时留下来的陆上武器装备，就连渔民使用的鱼炮也是我们海上队的主要武器之一。
清晨，太阳从海面上露出半个脑袋，我们的战士们便与渔民一道出海了。远处，忽然出现了陌生的船只，富有经验的渔民报告说是敌人的船只，于是，海上队的“槽仔”便赶在其他渔船的前面，缓缓地向敌船驶去。
日军看见了渔船，总想捞点便宜，大声叱喝让渔船向他们靠拢。这一来，真是正中下怀！“槽仔”不声不响地鼓满风帆，向敌船驶去。100米，50米，30米，20米，突然，“打！”一声令下，冲锋枪的子弹、手榴弹、鱼炮便像刮风似的扫向敌船，毫无准备的敌人在浓烟中倒下去了，敌船就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欲坠，成了海上队的俘虏。
用这样的装备和战术，海上队击毁过日伪军、海匪的机帆船和大木船十多艘。在香港到菲律宾的那条航道上还俘获过日军3艘运输船。
1944年夏天，我在大鹏半岛上的鹤薮村养病，有机会接触到大鹏湾上的海上队，听到了不少有关海上队战斗的具体情况。
“老虎仔”是海上队的小战士，他是我的警卫员松仔的好朋友。一天，我正在屋里教松仔识字，忽然，“老虎仔”提着个挂包飞也似的闯进来，说：“王同志，给你送战利品。”说着，就从挂包里拿出一捆黄澄澄的烟叶。“这是真正的菲律宾吕宋烟，烟味纯正芳香，听说吸起来舒服极了，正好给王同志养病用，还有烟纸呢，这是上等的宣纸。”他又从挂包拿出一叠已经剪裁好的宣纸，举在头顶上夸耀。
“哪来的？”
“敌人‘送’的呗。”
“那不成，”我对“老虎仔”说，“你们把战利品分了吗？缴获不归公啦？再说，我们的《前进报》正缺纸张呢。这么好的宣纸剪来当烟纸，多可惜。有时候一张纸可以抵得上一颗炮弹。”
“放心好啦——”小鬼狡黠地笑起来，“我们都交给政治部了。这是我们海上队的奖品。这些东西是同志们叫我送给你的。”“缴到的多着呢！有人参、洋参、中药、西药……一箱一箱的，数也数不清。”
“怎么弄到这么多的东西？”松仔十分感兴趣地问。“嘿，两军相遇——勇者胜。”“老虎仔”眉毛一扬，俨然像一员虎将的样子。他一屁股坐在竹椅上，咕噜咕噜地喝下一大盅凉开水，然后摆开一副说书的架势讲起战斗来。
“前天下午，有3艘日本运输船在大鹏角抛了锚，七八个日本兵坐小船上岸。渔民看见了，马上向我们报告。当时，我们一部分”槽仔“出海去了，只剩下两条。小队长王锦说，不要放过这机会，两条船也要去打！于是，我们就立即登船出发，沿海岸悄悄地向日本船靠去。
“越来越近了，这时，我们看到那3艘船，两条木的，一条铁的。木船是货船，铁船是护送的炮艇。炮艇上有不少全副武装的日兵，有七八个上了岸，正在沙滩上脱得赤条条地洗澡。队长叫我们沉住气。我就拿起一把鱼叉，装着看鱼。敌人瞧不起我们这两条破‘槽仔’，一点也不作防备，我们两条”槽仔“便顺流直插到敌船中间，敌人正叫骂着，我们一抛缆绳，索住敌人那艘铁船，十几个战士便分头跃上去，敌人慌忙开枪，没有打着我们的人，却让我们一下子打死了好几个，其余的全做了俘虏……”
“老虎仔”讲完就要走了。我说：“多呆一会，再讲讲我们第一个海上队的故事吧！”
“没时间啦，我要去拆水雷！”“老虎仔”止住脚步，向我们解释说。“我们的炸药不够，正想法找的时候，刚好海上漂来了许多水雷。有人说这些水雷是美军空投下来的，也有人说是英军过去布下的，遇上刮台风，拴着水雷的铁索被海浪打断，水雷便一个一个地浮上水面，漂到沙滩上来。日军对这些水雷，一个办法是用炮击引爆，另一办法是把它拖到岸上拆卸。渔民们偷看过日军拆卸水雷，现在我们就如法炮制：先把水雷顶上伸出来的6个角拧下来，卸下雷管。然后用锤子敲凿子，把顶上的大盖子撬开……真过瘾，1个水雷就有几百斤炸药。”
大鹏湾上的这支海上游击队，在几十个像“老虎仔”这样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的努力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沿海打击了敌人，保护了当地渔民的利益。渔民们送粮送船支持他们，不少年轻的渔民还报名参加了部队。海上队不断发展壮大，到1945年初，就成为海上大队了。
大鹏半岛东西两侧的两支海上游击队，就像两条翻江倒海的蛟龙，扰乱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有力地配合了东纵学上游击队向敌人的出击。1944年9月间，海上游击队还直人大亚湾敌军巢穴，歼灭伪军海军陆战队一个大队，生擒了伪大队长。
这一年夏秋之间，华南日军出动配合进攻湘桂线。我们纵队向日军展开了秋季出击，一方面钳制日军北犯，另一方面尾追日军，开辟新区。
邬强和何维同志各率领二支部队挺进江北，在博西地区连续打击敌人，给北犯的日伪军以很大的困扰和牵制。他们钉着敌人的尾巴，一直追击，渡过北江，经过东莞、博罗、增城、龙门、番禺、从化、花县、清远等县，历程2500多里，并一度收复清远县城，创下了光辉战绩。
东莞水乡地带，土匪割据，地形复杂，但是抗战前后有许多党员在这一带活动过，有较好的群众基础。我们乘着军事出击节节胜利的东风，派出谢阳光、何清大队挺进水乡，在土匪兼伪军的刘发如、李潮部之间插足，并且派了以沈标、李少清为首的主力猛豹大队，配合开展斗争。他们紧密地依靠群众，多次粉碎了刘、李部的合击，解放了高炒、低涌的凌屋村等地。
在广州市郊，我们也派出部队展开活动，散发大批的宣传品，并不时地对敌人的岗哨、巡查队袭击，打到广州市郊的龙眼洞、罗岗洞，直迫白云山脚。独立第二大队曾攻人罗布洞，歼敌1个连。大队长肖光生同志就在这里光荣牺牲了。
经过了半年多的主动出击，东纵从1943年12月2日成立起到1944年12月1日这一年之中，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依靠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在军事上与政治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一年来，我们纵队的发展正如那滚滚东江，一浪高似一浪，汇合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曾生同志在东纵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上总结纵队一年来斗争的成果时说：“一年来斗争的结果，毙伤及俘虏敌伪军合计2789人。敌伪士气大为削弱，对我甚为惧怕，稍为突出的据点都放弃了，只能固守沿铁路线及沿海的几个大据点；每个据点都要配置两个营的兵力，而且深沟高垒，不敢外出。一年来，我们收复了青溪、观澜、乌石岩、黄松岗、霄边、北栅、罗岗洞、三江、鸾岗等23个据点，扩大了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我们的部队还进出香港、九龙，活跃在广州近郊。我们的队伍扩大了6倍，提高了斗争技术和指挥艺术。我们多次的营救盟国人员脱险，盟国对我已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切力量的发展，这一切条件的存在，就使我们在国内外的政治威信大大提高。现在我们的地区已成为中共领导下15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将来对日反攻，我们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东纵战旗在胜利中高高地飘扬！
（作者王作尧（1913—1990），抗战时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沈阳军区空军、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广东省军区顾问等职。一九六一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原载《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