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震同志为东江纵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写了题词：“南域先锋，海外蜚声，艰苦风范，永继永存。”这16个字，同几个老帅所题写的翰墨，以及廖公生前为《东江纵队史》所写序言一起，量重千钧，对原东江纵队战士及人民群众是很大的鼓励、教育和鞭策。
东江是我党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地区，东江人民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东江纵队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去创建和发展起来的人民军队，其光辉的斗争史，是继承和发扬东江人民革命前辈英雄业绩的历史，也是毛泽东思想胜利实践的历史。
抗战爆发之初，中央就派张文彬同志来广东主持党的工作。以张文彬为书记的党委会，在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个法宝上，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路线，时刻准备着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冬，中央又派廖承志同志到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军一触即溃，10天之内广州失陷。东江人民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纷起抗敌。日军登陆翌日，廖承志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开展东江游击战争，随即派曾生同志等到惠阳发动群众，组成“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这之前，东莞中心县委按照省委部署，由王作尧、阮海天和黄木芬等同志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建立了抗日武装，随后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这两支队伍经过五年异常艰苦而曲折的斗争，给日伪以沉重打击，粉碎蒋顽三次反共高潮的残酷”进剿‘’，取得辉煌胜利和重大发展。根据党中央指示，1943年12月2日我军公开宣告是中共领导的部队，命名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从此，在华南战场上展开红旗漫卷东江的壮丽场面。随着战局的变化，我军执行党中央指不，从1945年春起先后派遣几支队伍北上，准备迎接王震同志率领的南下部队，配合开创五岭根据地。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遽然宣告无条件投降，形势突变，南下部队奉命北返。我粤北队伍就地展开，把红旗插匕帽子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向我进攻，我军在东、北、韩三江之间分散坚持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消灭我军之阴谋。1946年6月30日，我军主力2500多人北撤山东，扩编为两广纵队，在三野指挥下参加华东及中原许多重要战役。北撤时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在解放战争中发展成粤赣湘边纵队。在解放大军南下扫荡残敌之时，两个纵队于1949年9月会师粤北，配合四野、二野大军担负解放广州一翼的任务，并为解放广东全省作出应有的贡献。
抗战八年，东江纵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敌伪和蒋顽两面夹击中成长，发展成为1．1万多人的革命劲旅。它驰骋在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控制着几百里重要海岸线，威胁着日军盘踞的广州和香港。1944年6月，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发表讲话时指出：在华南，敌军共4个半师团8万人，在广九沿线之第五十七师团，由我游击队抗击其70％，在广州外围之一。四师团，我抗击其30％。除叶剑英上述所指的抗击日军外，在战区的伪军，绝大部分是由我抗击的。8年间，我对敌作战14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6000多人，缴获枪支6500多件、炮25门。被俘日军以及其中的朝鲜、台湾人，在我军教育下觉醒过来，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自愿成立了“台湾人民解放联盟”、“朝鲜独立同盟华南支部”、“日本反战同盟华南支部”，积极参加我军的瓦解敌军工作。我军在国民党三次发动反共高潮中坚持自卫，与顽军作战600多次，粉碎其消灭我军的阴谋。我军浴血奋战，从日寇铁蹄下解放了大片国土，根据地和游击区总面积共6万多平方里，总人口约450万以上。我军所至，发动群众抗日，组织起1．2万余人的民兵。在根据地，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先后建立了7个县级政府以及一批区、乡、村抗日民主政权；领导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救灾度荒；实行合理负担，征收抗日公粮，废除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动员农、工、青、妇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开创了蓬蓬勃勃的抗日局面。在抗战七周年的时候，党中央、中央军委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的电报中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这就是对东江纵队以及广东其他兄弟纵队的历史评价。
在日寇魔爪里抢救困处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人，是东江纵队为国家所作的一大贡献。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许多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被困在香港、九龙。这些人中不少是文化界的各方面精英，是我国的瑰宝。抗战爆发后，他们在国统区里，同我党一起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方针，以致遭受顽固派的迫害。“皖南事变”后，他们更无法立足，转移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活动。当时在香港出版的进步报刊有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邓文钊主办、范长江为社长、胡仲持为总编辑的《华商报》，邹韬奋、夏衍、胡绳等为编委的《大众生活》，金仲华为总编辑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救国会同人主办的《救国月刊》，茅盾主办的《笔谈》、郁风主编的《耕耘》，张铁生主办的《青年知识》，张明养主办的《世界知识》，马国亮主办的《大地画报》，一时蔚为大观，对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产生巨大影响。他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立场，引起日伪和蒋顽的极大仇恨，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后，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党中央电示廖承志同志：”许多重要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被困留香港，他们不少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想尽一切办法将他们抢救出来，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廖承志同志和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以及我军政治委员林平部署抢救工作。我军以极大力量，同地方党紧密配合，经过近3个月努力，胜利完成这一重大任务。在日军进攻港九之日，我军即派出两支武工队进人九龙新界开辟游击区。一支由黄高阳、曾鸿文率领，活动于元朗和荃湾_带；一支由黄冠芳、刘黑仔、刘春祥等率领，活动于九龙城以东和西贡、沙头角等地。他们宣传组织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团结爱国士绅，争取有民族意识的绿林首领，打击敌伪和土匪，保护群众利益，很快便站稳了脚跟。他们开辟了一条从九龙市区经荃湾、元朗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一条从西贡到沙鱼涌的海上交通线。建立这些交通线，就能让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在离开市区后，置于我军武装保护之下，安全到达我军基地，然后再交给地方党负责接送到后方安全地区。此次抢救出来的七八百人，少数由香港党组织派人护送从海上撤离，绝大部分是从我军的陆、海交通线进入宝安和惠阳游击基地的。抢救出来的有国民党左派元老及老同盟会员何香凝、柳亚子、陈汝棠，救国会的刘清扬，农工民主党的李伯球，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妇女工作者沈兹九、韩幽桐、吴全衡，香港著名爱国人士邓文田、邓文钊等。文化界人士中有对我国革命文化有卓越贡献的邹韬奋，世界著名作家茅盾；有理论界的沈志远、张友渔、胡绳、张铁生、千家驹、黎澍；有新闻出版界的范长江、金仲华、杨刚、乔冠华、徐伯昕、梁若尘；有文学界的夏衍、胡风、周钢鸣、戈宝权、叶以群；电影戏剧界的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王莹、章泯、宋之的、于伶、许幸之、赵树泰、李枫、蓝马、凤子、胡蝶；有音乐界的盛家伦；有美术界的丁聪、郁风、叶浅予、特伟、胡考；有教育界的成庆生、叶方等等。此外，国民党的官员和眷属，如刘璨和余汉谋夫人等，也被我军抢救出来。困留香港的重要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界人士全部安然脱险，许多文化界的精英免于陷入敌手，对于当时的抗日民主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蒋管区内的斗争，以及革命文化的发展都有其重要的意义，我军上下均以能够竭尽全力胜利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引为无上光荣。
我军深入港九敌后，又控制着南海几百里海岸线，使我军能够直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贡献，这是我军斗争史上值得书写的一页。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组织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做了三件事。一是在港九地区营救国际友人和外国官员逃离日军集中营。据不完全统计，经我军营救护送到大后方的英国、美国、印度、丹麦、挪威、菲律宾人前后共89名，其中有英国的赖特上校、京上校、谭臣警察司、祁德尊少校。二是救护对日作战遇险的美国飞行员。1944年2月，美第十四航空队克尔中尉，在美空军飞袭香港的空战中，因座机中弹跳伞降落，于新界被我游击队员发现救护，从1000多日军反复搜索中安全脱险。1944年5月，美第十四航空队在大亚湾海面轰炸敌舰时，美机1架被击落，5名飞行员由我军海上游击队救护脱险。他们是：勒夫哥中尉、拉弗累尔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艾利斯上士。1945年1月，我军又救护了美第十四航空队飞行员依根中尉和美第三舰队飞行员克利汉上尉。被救护的飞行员当离开我军归队时都留下热情洋溢的信，表示对我军的敬佩和“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谢”。在大亚湾海面得救的5位飞行员的信里还写道：“我们美国人也曾从历史记载中读到了并研究过那些坚强的军队。但是在全部历史中和在全部我们的学问中，都从来不知道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英勇的军队，终有一天，全世界都将传颂你们伟大的工作——而我们对于你们所做了的和正在做着的工作仅只知道一点的，都认为能够向你们致敬，能够称你们为兄弟，是我们的光荣和特有的权利！”三是与美军和英军合作。我们尽力给“英军服务团”以协助，向美军提供对日作战的情报。1944年10月，美军派欧戴义到东江来，要求我们同他们合作建立情报站，以利盟国空军对日作战，并预作将来在华南登陆反攻的准备。经请示党中央批准，我军特设联络处专司此事。对我军所提供的情报，美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和驻华美军司令认为“在质与量都非常优越”，“对美军战略部署在中国的组织成功，有着决定性的贡献。”延安《解放日报》曾全文译载的《美亚杂志》题为《东江纵队与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一文，曾称颂我军“是纪律良好，经验丰富，获得当地居民和国外爱国团体支持的一支很强的军队"，并认为如能给这支军队以武器装备，对于盟国对日反攻是有很大意义的。我军在直接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使我军名扬四海。
八年来，我军远离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华南敌后孤军作战。除了几位老红军当领导和骨干以外，全军指战员大都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过去没有摸过枪杆子的。活动地区在敌占两大城市广州、香港之间，敌占重要交通动脉广九铁路两侧，是块既无高大山岭依靠、回旋地又很小的狭长地带。铁路线日军戒备森严，沦陷区里日伪据点林立，国民党顽军则在我们背后向我们捅刺刀。在这种困难情况之下，我们能够生存、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为广东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其力量源泉究竟在哪里？
我军之所以有力量，首先由于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是我军取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建军之初，我曾、王两部坚持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放手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武装抗日；一方面从广东实际情况出发，争取国民党军队的番号，以利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因而获得顺利的发展。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广东顽军妄图包围消灭曾、王两部。当时由于对形势估量失误，认为国共两党必然分裂，因而决定东移海陆丰，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指出，向国民党后方转移，“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失败”，曾、王两部应该回到惠东宝地区，大胆坚持抗日与不怕打磨擦仗，才能生存和发展。坚决执行这一指示，我曾、王两部度过了艰险，并随即取得了一次顺利发展。1942年4月，国民党顽军向我发动了持续一年的进攻，是我军又一个危急关头。是年初张文彬同志到了部队，随着一同前来的刘澄清同志给我们装修电台，直接同中央通报，这对我军及时上报情况和获得指示，正确进行斗争和取得胜利有重大意义。这一年国民党交替使用军事进攻与和谈骗局两手，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及时电示，指出余汉谋对我军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必须在全军肃清和平幻想，坚决地进行自卫斗争。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我军终于在1943年春粉碎了顽军进攻，并取得打击日伪军的光辉胜利。1944年7月和1945年1日，日军作垂死挣扎，两度进攻粤北的时候，我军胜利地创建了罗浮山根据地，使东江河两岸解放区连成一片，又大踏步地前进，开辟了粤赣湘边界新区，从东江跃进到北江。这些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党中央及时指示我们以粤北山区为主要发展方向，配合其他地区兄弟部队，把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到全省。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以美式装备正规军为主力，动用七八万的部队，向我军我区全面进攻，他们声称“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力量”，破坏《停战协定》，抗拒军事调处，力图把我军消灭在他们的重围之中。党中央洞察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及时给我们确定了“分散坚持斗争、保存干部和有生力量”的方针，我军执行这一方针，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斗争空前残酷的情况下，坚持长达十个月的斗争，终于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消灭的阴谋。在谈判桌上，周恩来同志亲自参加和部署谈判，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华南中共武装北撤的协定，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终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胜利完成北撤任务。当我军在困难、危急的时候，是党中央的英明指示使我们转危为安；当我军在胜利发展的时候，是党中央的英明指示，使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坚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服从命令、听从中央指挥就无往而不胜，这条历史经验，至今仍然是我们必须记取的。
我军之所以有力量，又由于依靠人民群众的爱护和支持。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我军汲取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我们是人民子弟兵，土生土长的工农是我军的主体。广大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为保乡卫国，不仅在精神上、财力物力上大力支援部队，而且选派自己的优秀儿女回乡参加我军作战。还有大批政治、文化素质很高的革命知识青年从香港和国统区前来参加部队。我军指战员们来自人民，爱护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利益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军创建之初，就决心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建设成为一支人民军队，一开始就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1942年初，在张文彬同志直接领导下，按照人民军队的体制，把部队区分为主力大队和地方大队，同时动员群众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在部队内部建立和健全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系统。梁鸿钧同志把红军的传家宝《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出来，由政治部记录印发全军传唱、执行，使我军所到之处，群众纪律严明，不损民间一草一木。根据毛主席关于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指示，我军英勇抗敌，浴血奋战，在日伪魔爪下收复大片国土，解放众多人民。军队视人民如父母兄弟姐妹，人民视军队如自己的子弟。为了哺育我军，他们不怕艰难困苦，甚至不惜流尽自己的鲜血。特别难忘的是东移受挫，和1942年顽军长期残酷进攻以及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大军围攻的那些最艰苦的岁月，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舍生冒死支援，我军怎能坚持得下去呢？为了支持自己的子弟兵，不少东江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除开基本群众，还有爱国的上层人士，如宝安龙华乡民主乡长、老同盟会会员卓凤康就壮烈牺牲在国民党顽固派屠刀下。东江纵队的历史，是东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求解放的历史。现在，我们国家的史册已经翻到了“四化”建设的新页，我衷心祝愿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建设起一个日新月异、开遍“两个文明”之花的幸福家园。
我军之所以有力量，又由于部队具有优良政治素质，全军上下团结一致，高度发挥了集体智慧，高度发扬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精神。据不完全统计，八年奋战中我军牺牲指战员共2500多人，其中不少是爱国归侨和港澳同胞。这些东江英烈中有在东移受挫时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的李燮邦、何与成、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和叶镜源等烈士；有战斗在顽军心脏，以后为争取伪军而英勇牺牲的地下党员李一之同志；有在1942年的反顽斗争中，顽军袭击我阳台山区的伤兵医院时掩护伤员撤退，英勇献身的中队政治指导员、菲律宾归侨沈尔七，同时不幸被俘、壮烈牺牲的有女卫生员陈笑影、王丽、莫福娣。还有为部队筹集经费而被顽军枭首示众的税站总站长黄国平、税收人员张金雄。1942年12月，我军卢耀康、马来亚归侨陈炎等17人，在宝安县黄田，与大股顽军顽强作战到最后一颗子弹，在海滩的泥泞里全部壮烈牺牲。1944年5月，日军远道奔袭东莞县之梅塘，独立中队政委钟若潮（李中）率部抗击敌人于梅塘的高地马山，从拂晓坚持到下午，直到附近我军赶到进行合围，才使敌人大败溃逃。马山之战，钟若潮同志壮烈牺牲。他是暹罗（泰国）华侨工人，牺牲时新婚方3日。1944年7月21日，我军一部在奇袭伪军全胜后，沿平湖、龙岗公路转移，被增援日军追击。该部的黄友“小鬼班”担负阻击敌人，掩护部队撤退，最后全班壮烈牺牲。他们的英勇事迹极大的鼓舞了全军。党中央得悉后，追认黄友烈士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斗英雄”、“中国共产党模范党员”。同年9月，我北进部队远离东江基地，挺进北江地区时，女政治指导员黄宝珍在作战中被俘，在顽军严刑毒打下坚强不屈，从容就义。还有率自己的儿女6人从香港回来参加抗日游击队、为全军上下一致敬仰的李淑桓烈士牺牲在顽军之手。港九大队女中队长方兰的年迈母亲冯芝烈士在香港当义务交通员，为掩护同志挺身而出牺牲在日军牢笼之中。许许多多前仆后继的烈士，为国家为人民献身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队政治委员李少清，是国统区著名的“孩子剧团‘’团员，在部队锻炼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工作者，1945年6月，在我路西部队进攻日伪军作战时中弹牺牲。大队长沈标（香港工人），在新基之战全歼伪军一个整营的作战中重伤身亡。1945年7月，我博罗部队为保卫罗浮山基地，在柏塘之”三棵松“山头抗击顽军，20多名指战员在战场上流尽最后一滴血。短枪队是我军的特殊兵种，他们或者神出鬼没地独立作战于敌伪心脏，或者在攻打敌据点担负爆破和突击任务，战功卓著，日伪军为之丧胆。由于他们承担最危险的战斗任务，不少队员英勇牺牲了。他们当中有陈前、刘黑仔、叶凤生（南洋归侨）等。刘黑仔烈士纵横港九的战绩，几十年为人称道不衰。”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让我们踏着烈士的血迹，继承和发扬他们的伟大献身精神，在”四化“新长征途中奋勇前进吧！
（作者杨康华（1915—1991），抗战时期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等职，离休前任广东省副省长。）
（原载《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