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多次给广东省委提出:“日本侵略者,很快就要南下广东。”同时希望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并说明这事已征得觉中央同意。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一日,日寇在惠阳县的大亚湾和大鹏湾的沿海登陆,淡水、惠州相继失守。十月二十一日,广州失陷。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香港市委、香港海员工委等领导人廖承志、吴有恒、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和黄宇等多次开会,研究选派人员返回内地,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并确定由曾生带队回内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曾生、周伯明、谢鹤筹等十多人回到惠阳县坪山,住在曾生家里。十月三十日,在惠阳县坪山羊牯嶂李盘家,由曾生主持召开了一次有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救亡工作团(简称“惠青”)和坪山、淡水、盐田、沙鱼涌等十二个党支部的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同时决定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周伯明、郑晋(天保)和叶汉生四人,负责组建。不久,东南特委选派彭沃、翟信、陈石甫等十人回来;淡水地区党组织又选送十多人,一共有二十多人,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当时,武器弹药十分缺乏,便充分利用统战关系,以“惠青”工作团自卫需要的名义,派人到当地的国民党驻军温淑海旅借到十七支七九步枪,但没有子弹;向罗坤支队借到一千发子弹;叶汉生、叶维如从家乡拿来十二支新枪、四支德造七九步枪、四支驳壳枪、四支左轮和一些弹药;曾生从家里拿来一支左轮。共三十支枪,一千多发子弹。
为了不过早暴露我党力量,便利部队进行公开活动,以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与拥护。曾生、周石永、刘宣、陈铭炎等人,去龙岗大井温淑海旅部谈判,要求给一个部队番号。时值冬寒,温淑海派员去香港,要求“余闲乐社”捐赠一百套棉衣给他们。周石永将此事向东南特委书记梁广作了汇报,梁广表示,棉衣可以照给,但是温淑海必须给曾生部队一个番号。温只好同意给了“惠阳游击大队”这个番号。
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日寇扫荡淡水至龙岗公路沿线及大亚湾沿海一带。龙坪国民党守军温淑海部的麻荣标营溃退香港,武装部队由周伯明带领在沙头角莲麻坑边界坚持活动,抗击日寇进犯,收容国民党散兵。十一月底,日寇回师扫荡沿海地区,许多地方自卫队、壮丁队上j上:隐蔽,不断袭扰敌人。而国民党驻当地的正规军长官们却跑光了,数千名散兵无人指挥,惠宝工委和部队在返回坪山、淡水途中,特别是在大小梅沙一带,拾到了不少枪支。国民党兵在溃逃时丢掉的枪支,也有很多落在当地的老百姓手里,我抗日部队用钱买到两挺重机枪,还买到不少轻机枪和步枪。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曾生带领三十多名非武装人员,到达惠阳县沙坑周田村,根据省委、东南特委指示,在叶辅平家开会,宣布正式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曾生,政治委员周伯明,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郑晋;秘书彭荣;副官叶汉生、钟仕开、李家富;军需叶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占据淡水的日军撤出。高健带领常伯村自卫队五人,突进淡水城内,击毙伪警长罗贤,捣毁了维持会。次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带着“游”字臂章,在当地自卫队的配合下,开进了淡水城。游击队进入淡水后,立即竖起国旗,张贴安民告示,号召各地乡民返回淡水复市,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游击队逮捕匪徒,使淡水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十二月十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东江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
香港报纸纷纷发表文章、社论,宣传曾生游击队光复淡水,保卫家乡。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踊跃捐钱捐物,并派出黄伯财率领华侨慰问团,专程回到坪山慰劳曾生游击队。黄伯财高兴地说:“这样好的抗日队伍,我愿支援一个师编制的枪支、物资和经费。”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罗坤支队又开回淡水驻防。我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为搞好统战、团结抗日,便把部队开往坪山、龙岗一带活动。部队到坪山不久,由何与成带领的东莞壮丁常备队和壮丁模范队七十多人枪,从深圳开到坪山。香港大同罐头厂党支部书记蔡顺发带领工人十八人,也同期回到坪山,参加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东南特委为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武装,通过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惠坪公所等团体,先后动员七批救亡工作团员回到惠阳工作,人数约二百多人,党员约六十余人,为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提供了骨干力量。惠宝工委又通过各地方党组织,动员麻溪、寨溪子、坝岗、坑梓和坪山等地的党员和自卫队员一百多人参加部队。这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成立了特务队、政工队和三个中队。特务队队长彭沃,指导员刘云龙;政工队队长蔡国梁;一中队队长李燮邦,指导员李守仁;二中队队长叶清华,指导员黄业;三中队队长陈雄,指导员黄佛光。
不久,国民党当局借口统一指挥,要把曾生部队交给第三游击纵队司令骆凤翔,取消原来的番号。东南特委为保存我们部队,派代表提出要求:一要暂缓归属;二要同骆风翔谈判;三要和李章达谈判。初时,由曾生找李章达,但李说无权解决,以后,由叶锋、叶汉生等为代表,到惠州找骆谈判。一九三九年五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正式改编为“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副大队长周伯明、郑晋,政训员卢伟良。下辖两个中队,一个特务队,隶属于东江游击指挥所。
但是,骆凤翔只给曾生部队一个空头番号,既不给钱也不给枪,而且指定只能在坪山驻防,部队只能有两个中队的编制,人数二百人左右。我们利用这个“合法”番号,大力发动群众,加快部队发展。一九三九年秋,香港、南洋又动员一批人回来,成立了第三中队,中队长由周伯明兼,指导员陈一民,这个中队只有两个小队,六、七十人。
随着部队的迅速发展,一些附属单位也相继产生。当时,枪支弹药很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南特委书记梁广通过梅县中心县委,召集原江西中央苏区兵工厂枪炮股长周玉庭带领十多个工人来到坪山,建立了枪械修理所。他们不仅能修理,而且能制造一些步枪。还建立了医务室、电台、鞋厂和被服厂等。这时,部队已发展到四百多人;活动范围,也从坪山扩展到葵涌、龙岗、沙湾和深圳一带。到一九四。年初,新编大队第一、二中队各有一百多人,第三中队七十多人,特务队六十多人,政工队三十多人,干部训练班三十多人。一九四。年三月七日“东移”前夕,部队又整编为第一、二、三中队,干部队、政工队和大队部及其下属的医务所、修械所和电台,一共五百多人。
(二)
对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国民党顽固派妄图以武力加以消灭。但这支队伍却在日、伪、顽夹击下愈来愈发展,从三十多人发展到五百多人,后来在“东移”中受到较大的挫折,但始终没有被打垮、被消灭。这是因为:(1)有完善的政治工作系统和精干的政治工作队伍。总队(大队)设立党委会,由政治委员或政训员负责;中队(连)建立党支部,由政治指导员负责;小队(排)级以上干部全是共产党员。初建队时,总队统一由政委或政训员管思想政治工作。每天有政治课、军事课和三操两讲制度。后来,部队的活动,经常不是以中队为单位,而是以一个小队为单位。为了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完成各项军政任务,小队又建立政治服务员制度。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代表。由于当时在部队中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所以基层还设政治战士(党员),保证部队在分散活动的情况下仍然有人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2)官兵一致。官兵生活待遇没有等级差别,每人每月伙食费四元,谁都没有津贴费。其他生活待遇官兵也是一样的。在政治上干部与战士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干部不能打骂士兵。这样,部队内部矛盾减少,团结增强。
(3)加强领导,培训骨干。中央和省委及时派来八路军的梁鸿钧、李松(振亚),新四军的卢伟良、李东明和省委的邬强等军事领导干部,加强了部队的领导。从一九三九年秋开始,省委以曾生部队为掩护,以李松、邬强为主要负责人,在坪山举办了两期武装军事骨干训练班,每期三个月,共培训了一百多人。曾生部队的大部分中队以上干部、部分小队干部和各地的主要区委成员都参加了训练。主要是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学习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学习步哨、勤务、投弹、射击、刺杀、行军警戒、搜索和夜战等。既学习理论,又进行实地演习,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4)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从建队起,就特别注意对部队加强纪律教育,搞好军民关系。这是使部队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部队要求每个干部战士不仅要懂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要严格执行,做到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犯群众利益,不打骂群众,不调戏妇女。部队每到一个驻地,特别是新区,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帮助群众打柴火、挑水、割禾、莳田和打扫环境卫生等,同群众打成一片。当时,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虽未公开党的领导,但群众一眼就能分辨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三)
惠宝人民游击队创建以来,在抗击日寇、救乡救国,为人民服务诸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1)维护社会治安,肃清土匪,安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部队组建之时,正是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全部跑光之日,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田园荒芜。惠宝游击队在坪山马拦头杀了伪维持会长黄宗显,抓了淡水布仔的土匪黄香仔,安定了民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七日,收复了淡水,捣毁了维持会,处决了伪警长罗贤和维持会长曾庚。人民当家作主,成立了第二区行政委员会。恢复了市场贸易,帮助民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在我游击区范围内,出现一片安定繁荣景象。
(2)开展游击战争,痛击日寇。一九三九年初,日寇进占南头、深圳和沙头角之后,惠宝人民游击队奉命在大小梅沙、葵涌、沙头角和横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寇作战三十余次,尤其在葵涌、横岗、马拦头诸役中,给进犯的敌人以重大打击,缴获甚多。一九三九年九月初,葵涌和沙鱼涌陷落。沙鱼涌当时是国际交通进出口岸,地位极为重要。国民党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主任香翰屏要惠宝人民游击队收复葵涌、沙鱼涌,还指定国民党张英大队和罗坤支队各派一个连归曾生指挥,但张、罗并没有派队伍来。惠宝人民游击队于九月十二日单独夜袭葵涌和沙鱼涌。经过一夜战斗,击退日寇五百多人,收复了葵涌和沙鱼涌两个据点,缴获许多战利品,取得了东江地区抗击日寇的第一次大胜利。接着,日寇数百人,又从沙头角登陆,沿海岸东进,企图经溪涌再袭沙鱼涌。我方派出部队在马拦头高地进行伏击,粉碎了日寇再夺沙鱼涌的迷梦。随后,我部一中队又在横岗鸡心石高地伏击日寇一个大队,毙伤敌三十多人,并击毙敌战马三匹,取得了三战三捷。惠宝人民游击队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3)坚决查私缉私。我收复沙鱼涌、葵涌和淡水等地之初,东江一带的不法之徒纷纷出笼,通敌、走私活动猖獗。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命令我惠宝人民游击队加紧缉私,以制止奸商资敌行为。我队派员前往各关口,特别是沙鱼涌、葵涌等关口查处私货,计查获钨矿、桐油、牛皮、锡铝等军用物资数百担,其中,在沙鱼涌一次就查获罗坤支队长走私钨矿二百担。除少数物资经国民党派员交涉放行外,其余全部如数上交东江游击指挥所,价值共达二十万元。
(4)依靠群众,取得准确情报。由于我队代表群众的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到处都有耳目,所以能够及时得到准确的情报。情报的主要来源:一是各地方党组织和广大群众;二是派出民运队员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三是靠各地税站的同志。由于获得准确情报,故能连战皆捷。连香翰屏也不得不承认我队是“最能执行命令,最能打击敌人,最能得到准确情报”的部队。
然而,国民党当局,对这样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欲把它置于死地而后快。一九四。年三月初,香翰屏调集了惠阳、博罗、东莞和宝安四个县的县大队,汕头、惠阳两个地区的李坤、罗坤、梁桂平、袁华照四个支队和保安第八团两个营,还从大后方调来一八六师一○九六团(即凌团)等十倍于我之兵力,从北面和东面向我压来,形势危急。迫使我部东移海陆丰。三月八日,国民党军队进攻淡水和龙岗,重重包围了坪山,并派出数十名便衣武装潜入坪山,以作内应。三月八日晚,大队部正在召开“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敌人进攻开始了。三月九日晚,新编大队五百余人,忍痛离开了诞生地——坪山,越过重围,开始了“东移”的征程。
同年九月,曾、王两部奉党中央指示,返抵宝安抗日前线的布吉上下坪村,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东江发动反共高潮,妄图消灭我军的阴谋。从此,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抗日根据地也迅速扩大和巩固,为东江纵队成立奠定了基础。
(四)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诞生予日寇入侵华南的紧急关头。它为后来各地区抗日武装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经验。
(1)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是由当时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提出,并取得党中央同意后,在广东省委领导下组建的。这支部队建立后,党中央对它的发展和壮大是非常关心的,还从八路军、新四军派来军事干部,以加强领导。东江地方党这时的领导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利用群众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二是在党的领导下,把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结合起来,地方和部队的党员交换使用。部队派到群众团体的党员骨干,分别担任各团、队的领导,身份暴露后立即调回部队。这样,既保证了党员骨干的安全,又有利于我党在合法的名义下组织武装部队。
(2)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惠宝工委除利用群众团体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外,还向驻守淡水的罗坤支队和驻龙岗的温淑海旅派出政治干部,目的是为了把国民党的部队改造成大革命时北伐军式的军队。但是,惠宝工委并没有把大部分力量放进去,而自己组织了三十人枪的武装。这一点头脑是清醒的。我们部队曾经两次接受国民党给的番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和第四战区东江游击指挥所第三游击纵队新编大队。在当时我党的力量还比较弱小,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十分正确的。我们虽然接受国民党的番号,但基本上仍然保持独立自主,使部队很快地发展到三个中队和一个特务队、一个政工队、一个干部训练班。
(3)香港爱国同胞、南洋、安南、逞罗、美洲、菲律宾等地的华侨青年,为保卫自己的祖国,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舒适的生活,回到东江参加抗战,仅一九三九年上半年,就回来二百多人。在党的领导和东江人民的支持下,华侨回乡服务团,从二百多人迅速发展到五百多人,在东江十三个县市建立了七个分团、五个队和一个流动剧团。有的直接参加各地的抗日武装,有的同当地党组织密切配合,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团体和抗日武装,有力地支援了东江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广大华侨和港澳同胞还节衣缩食,踊跃捐款捐物,支援抗战。曾生游击队收复淡水以后,一次就收到由宋庆龄转来的二十万元捐款。其他军用物资,如被服、军鞋和药品等不计其数。
(4)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从建队开始,就按照红军的优良统传和作风进行建军,并结合本队实际有所发展和创造。例如,小队有政治服务员,班有政治战士。
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建队前后的功绩及其经验,和广东其他抗日游击队的英雄业绩一样,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薛玉生、卢国秋整理)
原载《东江党史资料汇编》第二辑,原中共惠阳地委党史研究小组、中共惠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198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