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入侵香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顺应战争形势在香港西贡成立，鼓舞了香港人民的抗日热情，使香港人民逐步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人民的引路人。
一、港九大队西贡中队在抗战烈火中诞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侵略香港，在西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危急时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派干部分批进人新界，其中黄冠芳、江水等同志带领五十多人来到西贡。
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港九大队在西贡偏僻的山村——黄毛应村宣告成立。为了把常备队建设成为一支能独立作战的人民子弟兵，大队制订了进行军事和政治训练的计划。港九大队还从各乡选送一批爱国青年到常备队参加训练，除了一些因工作需要派回原地外，其余都留下来以扩大队伍，常备队迅速壮大。一九四三年上半年在战火的锤炼中，西贡中队终于诞生了。
西贡中队成立初时的代号为“红鹰队”，后来又改为“华沙队”。早期中队长是罗汝澄，副中队长是张兴，指导员为刘志明，民运区委李兆华。不久，罗汝澄调往大队部，改由张兴任中队长，范发为副中队长。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刘志明、李兆华相继调走，指导员由梁超（梁华）担任，民运区委由张婉华担任，直至抗日战争胜利。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的发展，西贡中队在港九大队直接领导下迅速壮大，活动范围日益扩展，从初期只活动在高塘村、赤径村、大浪村一带，逐步扩展到沙田区、坑口区乃至整个西贡区半岛，直接威胁几龙市区。
为了及时掌握敌情，西贡中队建立了交通情报网，在坑口、沙田、北潭涌设交通情报站，各区敌情能经过交通站传送到中队部。游击队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有的由部队派人去刺探；有的由游击小组、民兵、青年会的成员利用赶圩的机会从中打听；有的由西贡圩内地下工作人员收集；也有由敌伪人员向我们提供的。
二、西贡中队与西贡人民的战斗情谊
游击队进入西贡后，从抢救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抢运武器及军需物资开始，就得到西贡人民的热情帮助。从香港转移到九龙市区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要到游击根据地去，其中有一条路线就是从牛池湾往西贡，由企岭下乘船过大鹏湾到大小梅沙。从九龙坳到西贡圩的一段路程，因为要避开日寇的巡逻队，改走南围一带的小路，那一带英军曾经布下许多地雷以防日寇偷袭。南罔村的群众为游击队带路，安全通过雷区。在到达山寮村后，受到当地开明绅士黄亚平热情接待。
渔民容娇一家三口，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支援游击队。容娇的丈夫已病故，她带着子女石桂好和石来福以捕鱼虾为生。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激发起容娇对敌人的极端仇恨，从那时候开始，她用自己的渔船把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一船船的物资运送到大梅沙或小梅沙去。这一家三口经常替游击队送情报、书刊，送游击队员外出执行任务。
一九四三年的一天，容娇的艇载着大队部的军需欧伟明到坑口去检查工作。那天正遇上大雾，发现敌情时，小艇与几条敌船的距离已经在三十米以内，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逃脱。容娇镇定地让欧伟明下到水里，掩护在渔船边，敌人登船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就走了。欧伟明在容娇的掩护下安全脱险，继续前往坑口执行任务。
北潭涌农妇李申娇的事迹也十分感人。她丈夫是个海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杳无音讯，李申娇带着独生儿子靠种几分地糊口，生活很困难。香港沦陷后，粮食供应很紧张，李申娇经常以番薯充饥，可是对待游击队员，特别是伤病员却关怀备至。她经常放下农活上山去找草药给伤病员治病，她自己吃杂粮，把米省下来煮粥给伤病员吃，使他们能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有位女游击队员分娩，李申娇把自己省下来的几升糯米给产妇做黄酒，母鸡生下的蛋连独生儿子也不让吃，留下给产妇调养身体。游击队员们赞扬她：“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抗日游击队同西贡人民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一九四三年春天，日军向游击区进行大“扫荡”，港九大队的领导机关隐蔽在大浪村螺湾一个靠近海边的山洞里，从洞口可以看到敌人的舰艇在海上巡逻，严密封锁交通要道。躲在洞里的同志缺粮、缺水，白天也不敢生火，又饿又渴，一天天挨下去，敌人还不撤退。就在这个艰难时刻，大浪村的妇女组织发动群众，利用夜问不容易为敌人发现的机会，担着粮食和柴草，摸着崎岖曲折的小路，向大队领导机关运送粮食，使游击队避过了日军的“扫荡”。
一九四四年春，护航大队长刘培，在惠阳县霞涌战斗中负伤，转来大浪村治疗，刚好碰到敌人出动一千多人对西贡区进行篦梳式大“扫荡”，搜索被日机击落时为我救获的美围飞行员克尔中尉。大浪村群众在妇女会长赵连娇、许辛娇带领下，星夜将刘培同志抬到深湾隐蔽起来，使他安全脱险。随后，我游击队还在各方群众出色的掩护下，把刘培送到港岛的私家医院治疗。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为掩护抗日游击队，西贡人民曾经付出了血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一九四四年初秋的一天早上，天还没有亮，日本侵略军悄悄地把村包围起来。叛徒杨九仔带着日军挨家挨户搜查，全村男女老少被赶到村边的晒谷场上。日本军官园外和警备队长井上带着杨九仔在人群中转来转去，仔细地进行辨认，看看有没有游击队员，但始终没有找到，于是他们就向游击队员的家属下毒手。敌人把邓振南、邓民友的父亲邓福，邓戊生的弟弟邓德安和进步青年邓戊奎、邓石水、邓三秀等抓到村里的教堂去，采取毒辣的手段进行刑审，企图逼使他们供出游击队的活动，以达到消灭游击队的目的。园外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东洋剑，架在邓福的颈上，威胁他说出游击队的情况。这一招失败之后，园外下令向邓福灌水，一勺勺水从口鼻灌进去，使邓福当场窒息．不省人事。这时敌人在他脸上泼冷水，邓福慢慢地苏醒过来。凶残的敌人又用一条扁担压在他的肩上，两个日兵分头踩上去，只听邓福“哎呀”一声，腰骨给敌人踩断了，躺在地上动也不能动。几个日兵发出一阵狞笑，眼里闪露出凶光。他们再用麻绳绑住邓福的双手，吊在教堂内的横梁上，还在脚下点着禾草往上烧，邓福的双脚都被烧烂了，惨叫声震撼着教堂内外。敌人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到宁死不屈的人，他们始终得不到半点游击队的消息。此时敌人兽性大发，又对邓德安、邓戊奎进行毒打，采取吊飞机、用火烧等毒辣手段。邓德安的双脚几乎被烧焦了，骨肉都露出来，被折磨得不省人事，邓戊奎被烧得也很严重。他们两人坚贞不屈，在敌人严刑酷打下，没有吐露半点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最后敌人洗劫全村，将所有牲口、财物抢掠一空。敌人走了之后，村民立即对邓福、邓德安、邓戊奎进行抢救。由于缺医少药，加上伤势严重，邓德安三天后便死去，当时只有二十岁。邓福因腰骨折断，双脚烧伤，医治了半年才能下床。邓戊奎也医治了三个月才痊愈。
三、深入虎穴枪毙叛徒杨九仔
杨九仔是西贡区新窑村人，曾在港九大队当过炊事员，对游击队活动比较了解，后因有贪污行为，被禁闭审查。由于看守疏忽，被他撬开窗门逃跑了。他怕游击队追捕，躲在西贡圩内，不久，被日军宪兵队长园外知道。经过敌人的物质引诱，杨九仔甘心出卖自己灵魂，投靠园外，提供游击队活动情况，成为人民的敌人。园外经常带着这条“狗”到各地寻找游击队的踪迹。由于游击队已作了安全转移，因此，杨九仔虽然多次带领日军“扫荡”，都连连扑空。鉴于杨九仔的叛变行为对游击队威胁很大，给游击区造成严重的破坏，西贡中队决定及时惩办这个可耻的叛徒。
一九四四年秋，中队长张兴、指导员刘志明和十多名手枪队员在北潭涌的中队部里研究铲除杨九仔的行动计划。
深夜十一时，由刘志明率领的手枪队出发了，他们乘坐一条小艇向西贡圩方向驶去。当晚月色朦胧，游击队员个个精神抖擞，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小船飞快地越过亚公湾，向枕头洲靠近。在西贡圩的海湾里，一条日军炮艇停在那里，艇上的探照灯不时向海上乱照。小船在枕头洲的转角处停下来，船上的人静静地观察四周的情况。深夜，周围一片沉寂，小船缓慢地向西贡园洲角靠近，船上的游击队员紧握手中枪，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刘志明带着几名队员，配备一支手提机枪，扼守在“亚妈庙”转角处，那里距离日军宪兵队只有五十米左右，是敌人进人圩场的必经之路；另一组在码头附近警戒，以防备敌人的巡逻队；第三组直奔杨九仔的住家，那里离宪兵队约百米左右。杨九仔的屋门紧锁着，无法打开，宪兵队的狼狗，不时发出嚎叫，游击队员急得冒火。经过细心观察，发现相连的房屋可以攀登，大家急中生智，叠起人梯爬上天台转落二楼，撬开杨九仔二楼的房门，几只电筒和手枪同时对准又肥又胖的杨九仔，他大吃一惊，坐在床上大呼饶命。为了速战速决，游击队员用一支航空曲对准他的胸膛，连开数枪，杨九仔像猪一样死去。战斗结束后，刘志明带领全体队员安全返航。
第二天早上，西贡圩的秩序和往常一样，由陆上和海上到西贡赴圩的四乡居民川流不息，唯有宪兵队长园外心神不定，等待着他的干儿子到来商量下一步的“扫荡”行动。当他派一名特务到杨九仔家时，才发现这家伙倒毙在血泊中。
杨九仔在日军的鼻子下被击毙，使园外非常震惊，他一面向九龙总部汇报，一面马上在西贡圩上戒严，船上的群众不准上岸，岸上的群众不准落船，任何船只一律不准离开西贡，否则格杀勿论。顿时，西贡圩陷于一片混乱，船上的群众水没有得喝，饭没有得吃，赶圩的人不准回去，引起广大群众极其不满。敌人在西贡圩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查，可是连续搜了七天，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有找到。接着敌人出动四百多人到各乡进行大“扫荡”，也以失败告终。
四、西贡中队出其不意夜袭官坑庙
一九四四年冬，日军在太平洋作战节节失利，盟国海、陆、空三军逐步向日本本岛推进，日军在港地位岌岌可危。日本侵略军为了保住香港，在沿海各地强拉群众掘战壕，挖洞穴，筑碉堡，加派重兵驻守，妄图负隅顽抗。
官坑庙在九龙郊区观音山附近，是日军保卫九龙市区的战略要地。驻那里的二十多名日军，到处拉夫挖战壕，还调戏妇女，抢掠财物，群众恨之入骨。为了消灭这些敌人，游击队派出侦察员化装深入敌人驻地侦察，摸清敌人的情况。
在一个深夜，北风呼呼地响，周围一片漆黑，中队长张兴，指导员梁超带领部队出发了。游击队朝着敌人的阵地摸索前进。前头的尖兵迅速解决了敌人哨兵，其余战士马上冲进敌人的营房，手提机枪的子弹对准敌军射去，手榴弹、驳壳枪发出了怒吼，打得敌人大声嚎叫，有的举手求饶，有的还来不及起床，就被游击队击毙了。少数逃出去的敌人，拼命还击，企图作垂死挣扎。经过十多分钟的战斗，敌人全部被歼灭，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在战斗中吴寿同志不幸中弹牺牲。官坑庙一役，粉碎了敌人在这一带修筑工事的企图。
五、西贡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经过三年的抗日斗争，人民的觉悟日益提高，游击区日趋巩固。遵照上级指示，一九四四年冬，西贡中队根据地理条件和斗争的需要，以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为榜样，成立联防会作为地方政权的组织。西贡区划为新一区，坑口区划为新二区，沙田区划为新三区。新一区负责人有刘锦文、邓振南，新二区有成连，新三区有许达章等。联防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设正副会长三人，其中一人由民主人士担任，下设书记一人，军事委员一人，负责经济工作一人，负责群众工作一人。联防会成立时，各村群众敲锣打鼓，像过年一样欢天喜地，庆贺人民政权的诞生。联防会成立给人民以新的动力，他们以当家作主的精神，积极参加民兵，开荒生产，支持抗日战争。不久又推选新一区邓振南、新二区成连、新三区许达章等三人作为参议员，前往东江纵队在惠阳县麻溪召开的路东行政委员会会议，大会选举叶锋同志为路东行委会主任。
各区联防会成立后，纷纷进行基层政权的建设，民主选举村长，配合民运队组织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开荒生产，开展“二五”减租等一系列活动。
西贡区地方贫瘠，粮食缺乏，人民生活非常困难。黄毛应是个只有三十多人的村庄，饿死了八、九人。邓才同志一家七口，就有五人被饿死。其他各乡都有类似情况。游击队除了发动群众开荒生产外，还在北潭冲成立了供销合作社，由刘恩胜、黄亚连等人负责，前往内地采购粮食、生油等，供应当地群众，对缓和当时粮食困难起了一定作用。
六、西贡中队对日寇无情打击赢得胜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港九大队队长黄冠芳、政委黄云鹏接到东江纵队司令部发来朱德总司令“为日寇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的通知。大约在八月下旬，黄冠芳、黄云鹏在黄宜洲一间古老的房子里召开西贡中队干部会议，到会的有张兴、梁超、张婉华、邓振南等。黄冠芳传达了朱总司令的命令，并商讨如何敦促西贡日军投降问题。经过大家讨论，决定由邓振南为代表，前往西贡圩与日军谈判。
不久，大队部接到谈判报告，做出两手准备。一手仍然争取日军投降，一手准备武力解放西贡。敌人在谈判后拒不答复，西贡中队在港九大队的指挥下，动员全部兵力，在第三天早上天亮前包围西贡圩，附近乡村的民兵、青年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也在圩边山上待命。中队长张兴、指导员梁超和谈判代表邓振南都在等待日军的答复。天刚刚亮，太阳还没有出来，草地上的露水湿透了游击队员的衣服。日军在驻地操场上进行晨操。八点钟已过，游击队爆破组首先将大涌口的桥炸掉，以防九龙敌人增援。中队长张兴一声令下，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同时向敌人开火，一梭梭仇恨的子弹向敌人阵地倾泻，架设在杨洲小岛上的平射炮的炮弹飞向敌人阵地。这次战斗虽然没有把日军全部消灭，但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使他们惊恐万分，当天就狼狈地向九龙总部逃去。
日军逃走后，西贡中队接管了西贡圩，被日军血腥统治三年零八个月的西贡人民终于盼来了胜利。
（原载《红广角》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