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后勤工作分为三方面进行：一，建立税站，保护商旅，繁荣市场，征收行商税；二，建立武工队、民运队和乡、区、县政权，进行退租退息、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动员参军，支前筹粮；三，成立采购、加工、保管、运送军用物资的军需处。由于我们支队军需处，须要与军用物资的主要来源单位香港后勤处和沿海税站联系，故在坪龙地区、香港和海、陆、惠、紫、五边（支队司令部）都设立后勤机构。坪龙地区，是惠宝、沿海边线的中心，它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与海外联系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故我们的支队力争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敌人对这个地方也是不甘弃守的。可见我们的财物来之不易，因而我们全体同志严格执行财经制度，对极为微薄的官兵一致的给养标准，没有怨言。我们的艰苦朴素生活深深感动了广大群众，也激励了我们的同志。
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时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七年二月，我惠东宝地区恢复武装斗争后已发展到一百一十多人。同年九月，吴送通知我和他一同回去成立军需处。当时惠东宝人民护乡团已成立了七个月，队伍发展到三个大队，江南特派员蓝造任团长，管军事，副特派员祁烽管政治、经济。党的领导机关，叫特派室，只有祁烽、干事杨钧及三个佩带短枪的警卫员，杨钧也有一支小左轮枪。我和吴送没有枪，但敌人几乎天天向我们扫荡，军需处只好与特派室一起行军。当时军需处由曾尧、吴送分别担任正副主任。江南地工委在六月决定成立三个大队，建立政治机构，加强后勤、交通情报、税站工作。税站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的，下设一些分站，惠东宝护乡团坪龙税站就是其中的一个，站长李木，政委廖新华，在坪山、龙岗、沙湾、陈坑、葵涌等地活动。由于税收已开始，我们队伍人数又不多（三个大队六百多人），故经济常有剩余。至十二月底队伍已扩大到一千八百多人（不包海陆惠紫五边），战斗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所以，军需部门的任务就繁重了。
江南支队时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八年二月，惠东宝人民护乡团整编为广东人民解放军江南支队，建立一、二、三、四、五团，活动于惠东宝和海陆紫等地。五月又建立独立第四大队，活动于平山、多祝的公路两侧，增强这一带军事力量，掩护惠、紫边通往坪山地区的交通运输线。领导上为了增强军需力量，抽调吴送到二团搞军需工作，调钟光、叶浪辉到军需处。七月军需处开始设被服股，负责人钟光、曾锐明；粮秣股，负责人叶浪辉、曾新；财务股，负责人何华；培训会计人员由谢英明负责。还设立有五、六架衣车的车衣站，站长姓孙；设有五、六位同志的修械厂，负责人廖美田（后杨绿波）。建立有一挺机枪、三十多人的警卫排，排长为温容生，服务员黄秉，还有一个十多人的短枪班，班长姓罗，副班长为陈宋辉。这些武装力量是为着保护军需处，护送军用物资，以及从香港回来途径军需处前往支队司令部和边纵的同志。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起，由于我军事斗争迅速发展，在七月中、下旬的七天里，我进攻沙鱼涌和伏击山子下的敌人取得了胜利，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我们军需处正忙于接收装备，同时组织修理换下来的损坏了的枪（支）。过了十天，我们又在红花岭与敌人展开大规模的战斗，整整打了一天。当时我们军需处驻在距离战场七、八华里的碧岭村，把接收和修理好的机枪、步枪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有力地支援了红花岭战斗。由于军事上的急剧发展，我们的主要队伍需随司令部东移海陆惠紫五边去建立根据地。九月，抽调曾尧随军东上，副政委祁烽也随司令部东上。祁烽指示我说：军需处以后独立工作，设立党总支，可以接收新党员，要坚持在坪龙地区活动。
东江一支队时期的后勤工作
一九四九年我们队伍已有七千二百多人。坪龙地区沿海的沙鱼涌、葵涌、溪涌的敌人早已被我们赶走，沿海根据地已经形成，税收迅速增多，被服的加工数量很大，炸药雷管的需要量大幅度增加，从香港回来入伍的同志三几天就来一批，少则十人，多则三几百人，都要由军需处装备他们，接送他们；香港后勤处又常运来大批布料和毛毡等。司令部已在一月成立军需总处，曾尧任处长，黄翔任军需科科长，李根任粮秣科科长，何华也上调军需总处。坪龙地区成立军需分处，谢彬当主任，吴送当副主任，副官增加钟火、李生二人，还增加了石洁、梁巧芳、赵志辉、谢波、谢赞、黎明等，由吴送带领几位人员在王母设立接应站。
我们所需的被服，弹药主要靠从敌人手里缴获，炸药、雷管以及制作被服的布料主要是从香港采购，并由驻港后勤处运回。至于加工衣服、子弹袋、米袋、简易胶鞋面，全是在我游击区通过统战商人和我车衣站加工。这些物资在游击区的圩镇是买不到的，一般商人也不敢经营这种买卖，因为一旦泄漏消息，就会有杀身的危险。
我们的物资保管和挑运，全靠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因为我们军需处的驻营时间一般是三两天，在情况紧急时只住一天就要转移。每次行军都有三、五担到十多担物资随行，以应付各团来领取，故经常遭到敌人的袭击，有时我们来不及撤退，群众叫我们先走，留下物资由他们代为掩藏。一九四九年一月间的一天，早上四时敌人已登上我们驻地朱古岭村的山头。群众匆匆赶来报告，叫我们赶快离开，屋里物资由他们代为处理。群众是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的呵！我们行军都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走的又是崎岖小路，他们挑着几十斤重的物资，有时要爬过成千米的高山峻岭，花费六、七个小时。我们的车衣站设在群众家里，车衣人员化装成群众。修械厂设在靠近山坑的村庄，粮食也分散在群众家里，各部队要取粮食写个小纸条就行。夏天到了，把队伍的军毡、寒衣收集起来托群众代为保管。
支队军需与各团军需工作分工，由支队领导决定，各团活动范围内的税收和粮食供应由各团自理，剩余的款项上交支队军需处。一团没有固定后勤地段，所需物资则由支队供应。被服和日常生活开支都是沿袭东纵时的标准，日吃两餐，每餐九两米（16两为一斤），二两油，五分菜钱（港币计），柴火自拾，每月加猪肉一斤。一年发面衣和内衣各两套，布床单一张，手巾、牙刷各一件，竹帽一顶，防雨油布一平方米，胶鞋一对（一九四八年八月前发胶轮底一双，我车衣站缝制的十字布鞋面一对，由同志们自缝）。冬天每人发军毡一张，皮波恤衫一件。连以上干部发小蚊帐一张，公文袋一个，作战望远镜一个，每人每月生活费一元。
三年来，我们队伍已发展到一万七千多人。被服供应原则上是由支队军需处供给，但只供应靠近领导机关的一、二团和司令部及途径我处的来往同志。三团是自己解决，而在惠紫五边和海陆丰活动的四、五、六团主要由自己解决。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我江南地区的形势也起了很大变化。三月，陆丰县政府印发了陆丰银行铅印版钞票，面额从一角到十元；海丰县政府也油印了青、红两色的新海丰银行钞票，面额从一角到十元。四月，华南分局财委已建立南方银行，印发了草绿色的南方券，面额为一元、二元、五元、十元。在我支队地段的陆丰县河田镇成立了南方银行第一支行，任命第七团政治部主任王泳兼行长，华南财委的陈培兼第一副行长，我为第二副行长，曾文为秘书。我们在河婆提回一百二十万元南方券，开始逐步回收陆丰等银行发行的钞票以及其他各种钞票。至九月下旬，驻河田镇的各队伍分头到广州、惠州等地准备接管城市，留下南方银行第一支行的四十多位同志也随着东江支前司令员刘宣带领的司令部到陆丰、海丰两县接管财经工作。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七日，进入海丰县重镇汕尾接收广东省银行汕尾支行，并把它改为南方银行汕尾办事处，又接收了朱子文在汕尾的青洲盐务署。
干后勤工作的主要体会
在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干后勤工作，因为经费和物资都少，所以我们紧紧抓住这几条；
一、依靠党的领导。由于支队党委切实加强了对后勤工作的领导，各方面、各部门和全体指战员都能体谅当时的困难，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忍受和克服许多难于想像的困难。如，交通站、情报站和税务站每天都给我们传递敌情；从香港运回大批物资时，二团每每派出部队在海边接应。如果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后勤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各方面的配合与支持；没有军事上打开斗争局面，后勤工作就没有活动的余地。
二、适应游击区的特点，明确分工。我们是这样分工的；筹粮由地方党负责；筹款主要由香港财经小组和支队所属各团的税站负责，但又要强调全局观点，统一开支标准，剩余要上交。
三、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与保护。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贯彻了党所制定的为群众谋利益的方针政策，因而得到群众和爱国士绅、开明地主、商人的拥护。我们没有稳定的后方，驻地往往离敌人只有十多华里，在情况恶劣时只有几华里，群众每每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我们。如果得不到群众的保护，我们就会难于立足。可见军民鱼水情谊多么重要。
（马毓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