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祖籍广东惠阳县鸭仔炒乡窑前村（现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之子，1908年9月25日生于日本东京大久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廖承志一生中只在抗战时期组织“香港秘密大营救”期间踏足家乡惠州一次，停留半月余（1942年1月6日至22日），但他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革命生涯对惠州的革命和建设都具有影响。
抗战时期的廖承志
（一）从发起到组建，从壮大到转移，廖承志在发展东江人民武装力量方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虽然没有直接领导这些队伍，却是幕后杰出的指挥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后，当年12月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广东，负责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并参加广东省委（任省委委员）工作。廖承志频繁往返于香港和广州，动员港穗各界团结一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积极协助宋庆龄筹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于1938年6月促成这一推动国际援华抗日进步组织正式宣告成立，担任该组织秘书长。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县沿海大亚湾登陆，15日侵占惠州，21日广州沦陷。面对危急局势，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东江敌后开拓抗日游击区的指示”，于10月13日在香港召开有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中共香港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开展东江武装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最终作出决定：由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组织人民抗日武装。
正是在廖承志的发起和领导下，惠宝边人民抗日武装开始着手组建。廖承志支持指导王作尧、阮海天、黄木芬等人在东莞、增城和宝安，先后组建了人民抗日武装。与此同时，在廖承志的帮助下，广东省委常委梁广回东江打游击，并将“海员游击队”改名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至此，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已经建立起了由中共领导的多支抗日人民武装。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沙坑周田村（今惠州市惠阳区秋长街道周田村）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10月底成立）书记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
为了获得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廖承志于1938年11月和12月，先后两次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组建经过及其现状，东江地区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概括性报告，同时建议中央派出一批得力的广东籍军事干部补充和增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组织领导。其中12月24日给中央的电报是与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新四军军长叶挺联名发的。中共中央接到廖承志的来电后给予了高度重视，于1939年春先后选派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参谋长、延安警备区参谋长梁鸿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分党委书记、新四军东南交通站站长卢伟良，原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官李振业（伯崇）和邬强，到东江地区参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工作。
在廖承志等诸多军政领导人的艰苦努力下，在中共广东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以及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在人力、物力、财力的全力支援下，东江军民抗日民族自救运动不断高涨。东江地方主要抗日武装曾生和王作尧两支部队发展到800多人，惠阳县的坪山和宝安县的龙华、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1940年初国民党当局开始掀起了反共、反人民抗日武装的逆流，迫使曾、王二部突围至海陆丰一带，部队伤亡惨重。得知曾、王部转移消息的廖承志，立即将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4月23日，廖承志会同尹林平、梁广、周伯明等人，就曾、王二部东移海陆丰的具体经过及面临处境，作了详细研讨，并将情况及处理意见详细电告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8日发出《曾、王两部应回防东宝惠并注意行动事项》的电文，即“五八指示”。随后不久，廖承志向东江抗日武装传达了中共中央上述指示。曾、王两支部队秘密返回东宝惠敌后根据地。当年9月中旬在宝安县召开了“上下坪会议”，这次会议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壮大，东江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起来。对此，廖承志在9月2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作了简明扼要的汇报。
1941年10月下旬，正当日军倾全力进攻香港之际，廖承志应港英当局之请，代表中共就中英合作抗日展开谈判，以英方从武装弹药和经费方面全力资助东江抗日武装为合作条件，英方表示同意。在10月25日至12月7日间，廖承志先后三次致电中共中央汇报谈判经过，并请指示下一步方略，毛泽东主席则在各次复电中向被他称为“小廖”的廖承志作了具体嘱咐。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次合作谈判最终未能达成正式协议。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不久，国民党统治集团积极酝酿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国民党广东当局加紧策划消灭广东人民武装力量的阴谋行动，随后对东江抗日武装和东江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军事围攻。此时刚从国民党监狱出狱不久的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于1946年3月底从重庆启程返回广东，会同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柯夷组成“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加上先期到达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方方等人，于是年4月2日在广州沙面同国民党广州行营代表举行联合会议，具体谈判广东人民武装北撤的问题。通过艰苦谈判，双方签订了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联合决议。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东江纵队主力部队，由于廖承志等人的据理力争和精心策划，不仅获得国民党广东当局的承认，而且顺利北撤与主力部队会合，在解放全中国和广东全境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县周田村成立，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图为总队成立时旧址——周田村育英楼
（二）组织和领导了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为巩固和发展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廖承志任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主任后，在倾尽全力组建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时，利用自身有利条件，多渠道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收到了预期效果，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利用多种途径全力支援东江人民抗日武装，不少人更是以同乡会名义组成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工作团直接回到东江地区，其中惠州属团体较多，回乡后的部分成员加入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11月，黄适安率领刚刚成立的南洋惠侨救乡会代表团到达香港，恰逢新四军军长叶挺也来到香港，廖承志即与连贯等人同黄适安、叶挺商讨有关大规模的组织更周密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方案。1938年12月中旬，在廖承志的推动下，由中共东南特委主持，在香港召开有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代表参加的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确立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工作宗旨。1939年1月中旬，“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淡水宣告成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下属七个分团、五个队、一个流动歌剧团，先后宣告成立并及时奔赴东江抗日前线，人数达5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惠阳、博罗、龙门、东莞、宝安、增城、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紫金、海丰、陆丰13个县。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在廖承志等人的动员、吸引和鼓励下，不仅有组织地奔赴东江抗日前线，而且节衣省食，从财力物力上源源不断地支援祖国抗战。据初步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南洋救乡总会共捐献和筹集资金达3.8亿元（国币）。“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所属“两才队”、“文森队”、“吉隆队”，在回国时带来布匹、衣物、药品及其它用品不计其数。1939年初，海外华人华侨由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到港币20万元，以后还多次转给曾生部队捐款、被服、军服、药品等大批物资。人数不多的纽约惠属华侨，在1939年下半年汇回资助曾生部队和“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款项达到国币5000余元，港币6000余元。1940年以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药品等物资，主要来自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献。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大批共产党员和抗日战士遭枪杀或关押。廖承志密切关注香港各界对这一事变发生的反响，利用各种途径同香港各界头面人物交流沟通，于1月20日、1月24日和2月4日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去香港各界反应的三封电报。同时，由于廖承志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不仅使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及时了解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实行径，而且也能够全面了解中共的基本态度和原则，有利于消除他们担心内战的疑虑，从而继续全力支援祖国抗战。随后，廖承志专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加紧争取中间及动摇者”的建议，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正是在廖承志的组织和支持下，在叶锋等中共党员干部的直接领导下，东江各地规模相对较小、组织相对较松散的同乡救亡团体得以整合，大力推动了以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设，便于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全力支援家乡的抗战事业，使当地抗日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同时也为巩固和发展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
位于惠州市区桥东上板塘70号的东湖旅店，当年是廖承志等领导和组织文化人秘密大营救的重要交通站
（三）组织和领导了在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营救活动，使惠州成为延续中华优秀文化命脉的重要中转站
1941年12月8日日军对香港发动进攻的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急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强调要设法尽快帮助旅港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撤出港九地区，将他们转移到南洋或东江地区。次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等，要求坚决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营救滞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随后，周恩来还多次致电廖承志等提出了营救的具体意见。
廖承志在接到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以及中共南方局电示精神之后，立即于当日召集有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参加的紧急会议，详细分析当前形势，决定了撤离时各小组的负责人及联络地点，分发了隐蔽和撤离的必要经费，同时决定将这一艰苦任务交给中共广东地方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去完成。
1942年元旦过后，紧张的秘密大营救行动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行动的总指挥，廖承志与连贯、乔冠华等人先行，从九龙出了日军封锁线到达宝安沿海一带。在石桥坑，廖承志与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曾生以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等，就营救工作的接待和护送问题，作了详细研究，商定分五批护送到东江地区的文化界人士名单。从这年1月底至2月底，是营救工作最繁忙、紧张的时刻。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转移到惠州为中心的东江地区后，中共惠州地方组织和东江抗日武装领导人予以了高度重视，建立了专门化的“惠州交通站”，将他们再转移到老隆及粤北地区。
为护送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廖承志1942年1月6日同连贯、乔冠华秘密到惠州，于22日离开。回到家乡期间，正值惠州一直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非常严重，廖承志目睹这一人间惨状无限悲愤，吟诗一首《惠州西湖留丹亭》：“破堞楼头来复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字里行间，诗人在流露对家乡山水人文满怀深情的同时，表现出对家乡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呈现出的残破景象的深深忧愤。
由廖承志组织策划的这次营救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的行动，创造了营救人数众多而无一人伤亡且不费一枪一弹的奇迹，产生了巨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尤其是同时营救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女士、南京市长马俊超夫人、国民党海军少将陈策，以及英、美、荷、比、印等国际友人近100人，更在国民党内部和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惠州陈江廖仲恺衣冠塚
（四）廖承志与以叶挺为代表的惠州革命志士保持了深厚的友谊
廖承志一生中很少踏上家乡惠州的地面，但不影响他与家乡惠州的密切联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生于惠州、长于惠州的一些惠州革命志士保持着深厚友谊。与他友谊最为深厚的是惠阳秋长镇周田村的叶挺。从1925年廖仲恺被刺身亡叶挺到廖家探望开始，至1946年叶挺从重庆回延安途中罹难为止，廖承志与叶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两人既有同乡情，也有战友情，这从叶挺牺牲后廖承志为他撰写的《遥献》一文可见一斑。如文中提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1925年9月，当廖承志父亲廖仲恺被刺身亡后不久，叶挺到廖家来探望，“我们相对着一个钟头，没有谈些什么：突然，他站起来了，对着我，向母亲说：‘他会继承他父亲的事业的。’我想：‘我会的”’。
当叶挺在广州起义后因受到党内不公平的对待脱离党组织并在国外漂泊期间，生活比较艰难，但仍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发展的动向和情况，并主动地和他认为有中国共产党背景或与之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有史料显示，当时周恩来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叶挺在德国时，周恩来、黄平（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都有去看望，旅居德国的廖承志等人也不断鼓励叶挺，对叶挺的触动和启发很大。
廖承志在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不久的1938年11月，恰逢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南洋惠侨救乡会代表团黄适安也来到香港，他们一起商讨有关大规模地组织更周密的“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组建方案，后来他们的这个“救乡计划”很快得到实现；1938年12月24日，廖承志又与新四军军长叶挺以及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等人联名给中共中央发电报，要求中央派出一批军政干部“参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领导工作”，共同推动了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
在叶挺1941年1月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顽固派扣押、囚禁不久，廖承志先后指派叶挺的连襟麦畅生、新四军军部副官处科长梅文鼎，通过关系前往江西上饶探视叶挺，并在1941年2月至8月半年时间里向中共中央发去四封电报，较详细地报告了麦、梅探视叶挺的过程及细节，为中共中央及时了解叶挺在国民党监狱中的信息，设法迫使蒋介石政府释放叶挺，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材料。
抗战中后期到解放战争前，两人都在国民党监狱里度过了数年的囚禁生涯，但都表现出对革命的无比坚定和对党的无限忠诚。1946年上半年两人在党的营救下先后出狱，4月7日晚，廖承志夫妇与叶挺夫妇、邓发夫妇等在司徒慧敏（香港秘密大营救中脱险的文化名人之一）家吃饭，次日廖承志原定与叶挺夫妇以及邓发、王若飞、博古等人一起乘坐同一架飞机往延安的，因临时决定另有任务未能成行，结果幸免于难，而叶挺夫妇等人则因飞机失事而全部遇难。纪念散文《遥献》便是廖承志在当月29日因感于叶挺及家人的不幸遇难而作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深挚真切之情，既蕴藉含蓄又起伏跌宕，令人心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