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学增
黄学增，小名妃黄（阿贵），学名学曾，后改名学增，1900年9月14日出生于遂溪县乐民敦文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
黄学增的故乡，位于雷州半岛西面，濒临北部湾。雷州半岛是历史上著名贫瘠之地，气候干旱，水田极少，加上地主剥削，军阀盘踞，土匪横行，人民群众生活苦不堪言。黄学增的家有7口人：父亲黄英如，世代务农；母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姐姐早嫁，婆家也很贫苦；学增兄弟四人，启蒙塾师先后替他们取名叫学颜、学曾、学思和学孟，愿意是希望他们学有长进，成为孔子门下四位"贤人"一样的人才。但学增家庭贫穷，每年收成不足糊口，哪里有钱读书深造？大哥学颜替别人长途肩挑，担鱼苗去北海和广州湾，挣钱养家，20岁时不幸中暑发病而死。四弟学孟也因染上时疫，无钱医治，少年早折。岁月艰难，学增自幼失去入学读书的机会，从7、8岁起就要辅助家里劳动，替人养午、放鸭，为父母分忧。苦难的家史，在学增幼小的心灵烙上了深刻的印痕，培养了他刻苦耐劳的坚强性格。
黄学增一直到13岁才开始读私塾。15岁以后读乐民小学和雷州中学，又因家贫，辍学回家耕田种地。1920年他得到乡亲的支持，考上了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这年秋天，他背着简单行李，从雷州半岛偏僻乡村步行500多公里到了广州市。
这时候，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四运动深入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在广州广泛传播，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黄学增在这种革命环境中，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刊物，学习革命理论，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中共广东支部组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的活动。通过投身进步活动和革命斗争，黄学增的思想出现了飞跃，从一个农村的纯朴知识青年，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1922年，黄学增由团转党，成为中共广东党组织的早期成员之一，也是南路地区最早的一位共产党员。
1924年1月，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组织把黄学增培养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干部。早在1923年下半年，黄学增就被派遣到花县，在农村秘密建立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通过实际的斗争锻炼才干，1924年7月，黄学增在由彭湃主办的第一届广州农讲所毕业后，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委员会工农部助理，以后进入中共广东区委会工作，任农委委员。在风雷激荡的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这一公开身份，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1924年秋冬间，黄学增重返花县，同阮啸仙、韦启瑞等人深入农村，协助当地农民干部，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和自卫军。10月19日，花都农民协会庄严宣告成立，随即领导农民向地主土豪开展斗争，实行减租，取消"批头"剥削和各种苛例。大地主土豪江锦堂、江新南等则勾结反动县长江侠庵，发起组织花县田土业权维持会（即地主会），扩充民团，购置武器，进行反扑，双方斗争极为激烈。1925年1月18日，黄学增和花都县农民协会副委员长王福三，下乡捉拿地主土豪安插在县农协的代理人王锦昭，在归途中被地主武装包围，王福三不幸中弹牺牲，黄学增率领少数农军勇敢突围，退入元田村，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脱险，回到县农协所在地鱼荀庄，迅速组织力量，击退了尾追而来的地主民团武装，保住花县农民协会。
黄学增在花县工作期间，彭湃、周其鉴等则在广宁县开展农运，发动农民减租，农民自卫军同地主武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黄学增从花县赶到广宁，了解战况，并回广州组织了一批武器弹药，亲自押送到广宁，支援农民军的斗争。1925年夏天，广宁地主土豪不甘失败，他们勾结不法县长蔡鹤鹏和驻扎在当地的粤军第三师梁鸿楷部的一些上层军官，屠杀农民，破坏减租。8月1日，黄学增代表广东省农民协会，到省港罢工工人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报告广东农运情况，指出"国民革命当中，工农两阶级是最好的朋友，所以工农两阶级要有很亲切的结合"，共同打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同时呼吁省港罢工工人，以实际行动支持广宁农民的斗争。大会随即通过决议，要求国民政府惩办兕犯，撤回第三师，撤换广宁县长，给广宁农民有力的声援。
黄学增是广东农民协会第一届执行委员。在广东省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25年10月统计，全省有组织的农民，已有44个县，共46．5万人。各地农民在乡村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并大力支援省港罢工，协助国民政府统一广东，巩固革命根据地。工农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恐惧，国民党右派势力加紧了反共反革命的活动。他们攻击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阴谋分裂统一战线，夺取革命的领导权。
在1926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学增同出席的林祖涵、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杨匏安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团结国民党左派，旗帜鲜明地向国民党右派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黄学增被选为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负责审查农民问题提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根据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制订的"三大政策"，重申了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在向大会解释这个决议案时，黄学增特别强调了取消各地武装民团、惩办反动防军、不法官吏、取消苛捐杂税、禁止高利剥削等20多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措施，以保证农民运动的继续发展。大会期间，发生了"高要领村惨案".1月3日，高要、广宁、德庆三县反动民团纠合黑社会组织"神打团"共5千多人，攻打高要县第二区农会第一分会所在地领村，打死农民13人，打伤农民25人，烧了三个村子。事件发生后，黄学增按照省农协的指示，以农民提案审查委员的资格，提议立即派得力军队前往救护农民、解散匪团、缉拿祸首、召集流亡、赔偿损失等五项措施，严厉惩办地主土豪的反革命活动。大会认为"提议人所具理由非常充分"，准予立案，并立即指派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2师第34团（即叶挺独立团）开赴领村，镇压地主民团的叛乱。叶挺胜利执行了任务，高要农民运动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乡农会从29个迅速增加到72个，农民自卫军也从900人发展到1600多人。大会期间，黄学增还为营救刘少奇而进行了斗争。当时，刘少奇被湖南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拘捕于长沙，未获释放。1月7日下午，黄学增在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带头斥责赵恒惕的罪行，提议大会表示鲜明态度，设法营救工人领袖刘少奇出狱。大会讨论了黄学增的提议，发出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电文指出刘少奇"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从众拥护之人".在全国各界的舆论压力下，刘少奇于1月16日获释，接着来到广州，同邓中夏、苏兆征等共同领导省港罢工工人继续战斗。
1926年5月1日至15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有广东49个县和全国11个省（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都派有代表出席，黄学增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任大会秘书长，主持大会会务。他日夜辛劳，为开好这次大会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会议分析了广东农民的阶级状况，回顾了广东农民运动的战斗历程，正确地指出："国民革命的真正群众是大多数的农民，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也就是在解除这大多数农民的痛苦。因此可以说，半殖民地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便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会议还针对广东农民当前急需解决的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通过了14个决议案，并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广东农民协会修正章程》。上述会议文件，都经过大会秘书处起草、修改，然后提供大会讨论通过。它们具体地反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我们党在农民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经验，对广东农民运动起着指导作用，也为全国各地农运提供了借鉴。作为大会秘书长的黄学增，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大会结束后，他同罗绮园、阮啸仙、彭湃、周其鉴等13人，当选为广东省农协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大家分工合作，继续领导全省农民运动。到11月，广东已有73个县，共70万农民组织起来，到次年3月，全省农会会员又发展到120万人。
二1926年春至1927年春，黄学增的主要革命活动是在广东南路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的南路地区包括现在广东省的阳江、阳春、高州（茂名）、信宜、化县、廉江、吴川、电白、遂溪、海康、徐闻、梅菜（市）和现属广西的合浦、钦县、灵山、防城、北海（市），共有15县2市。这里长期以来在军阀龙济光、邓本殷的统治下，同东江、西江、广州四郊相比，农民运动相对沉寂。党为了发展南路农民运动，开拓南路革命工作，十分重视南路革命干部的培训和输送工作，先后通过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南路培养了正式学员19人，旁听生3人，又通过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来农民运动特派员10多人。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南下前夕，黄学增与王文明等筹备"罗阳高雷钦廉琼崖八属旅省革命团体联合会"，组织了一批革命青年从广州出发随军南征，到南路秘密开展工作，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攻势。中共党员韩盈、薛文藻和广州农讲所学员黄杰、黄广渊、陈钧达、苏天春等人，在海康县和遂溪县秘密建立农民协会并组织农民武装——自卫军，为南路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926年初，南征结束，广东统一，2月问，黄学增以中共广东区委南路特派员、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主任、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等秘密的和公开的身份，回南路领导以农民运动为中心的革命运动。根据当时南路各县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和干部缺乏的实际情况，黄学增把省农协南路办事处的工作重点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26年春夏间，办事处设在梅菜市农民工作的重点放在雷州的遂溪、海康县；第二期（1926年秋以后，办事处设在高州）农运工作的重点放在高州的茂名、信宜、廉江等县，以便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扩大影响。为了迅速开展以农运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黄学增很重视党的发展工作。他依靠在南路工作的农讲所学员，在各县秘密吸收农运积极分子入党，于1926年春夏问先后在遂溪、海康、阳江、吴川、梅菜、廉江等县（市）建立起党的支部，还在一些乡、区农民协会里面建立党小组，逐步扩大党的力量。南路地区第一批党组织的陆续建立，保证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方针和要求在南路的贯彻执行，加快了南路革命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发展的步伐，与此同时，一批有较强工作能力的党员被安排在南路办事处、各县农民协会、国民党"南特"和各县党部里面，担任了重要职务。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党在统一战线和各项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中的领导作用。
为了迅速开展以农运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黄学增参照广州农讲所的经验，在南路举办了各种讲习班和学校培训当地干部。1926年4月，燕子开办了梅菜市宣传学校招收学员数十人，讲授社会进化史和工农运动史。他亲自讲课，他在梅菜时，则由南路办事处的主要干部韩盈、杨枝水负责校务及授课工作。5月间，在海康县举办"雷州三属宣传讲习所"，该所工作由团雷州支部出面公开主持，招收学员60人，学习时间3个月，讲授社会进化史、国耻小史、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党组织法等课程；主要教员是团雷州支部的成员，黄学增、韩盈也兼任一些课程；同时，开办"雷州工农实习班"，学习时间较短，以适应工农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此类干部训练班，也在高州举办了一期。通过上述讲习所、实习班、宣传学校培训出来的干部，多数分配回原籍各县从事农民运动，少数在梅菜、雷城等地从事工运，组织工会。
为了迅速开展以农运为中心的南路革命运动，黄学增很重视有组织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到南路工作后仅仅一个多月时问，他就根据自己和各特派员调查的素材，写成了长达3万4千多字的调查报告——《广东南路各县农民政治经济概况》，在《中国农民》第4、5期连续刊载。这个调查报告详细地纪录了党在南路各县历史、地理、经济、政治、文化、民团、土匪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关于地主土豪对农民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情况和高、雷两府九县早期农民协会成立的情况，特别详细而具体。由于有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调查材料作依据，黄学增领导的南路办事处，就能够根据省农协的指示，结合南路各县实际，领导南路农民运动较快地发展起来。这主要表现在坚决支持农民反抗苛捐杂税和坚决打击地主土豪的破坏活动两个方面。
南路办事处成立不久，就爆发了吴川县农民要求取消苛捐杂税的斗争。该县第五区农民多以种蒜为业，土豪李永益勾结县长羹鹗元，以1千元承包了蒜头捐税，巧立名目，苛抽竟达一万元之，多，农民饱受敲诈剥削，痛苦不堪，1926年3月15日，该区农民协会负责人李士芬（中共吴川县支部振文小组负责人），联合48乡农民代表500多人，到梅菜游行请愿，要求取消蒜头捐。这件事引起各方面的震动。苛捐杂税是压在南路农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仅是牛捐一项就有牛只捐、牛头捐、牛皮捐和所谓"牛脚捐"（牛不按只抽捐而按脚抽捐，一牛四脚，抽捐是牛只捐的4倍），苛细残酷异常。又如蒜头捐税，先按重量抽捐，名为"蒜头捐"，又按蒜价抽捐，每元抽银9厘，名为"蒜串捐"，全部由农民负担，黄学增抓住了苛捐杂税这个与农民切身利益攸关的尖锐问题，把农民发动起来。他热情会见农民代表，代表南路办事处坚决支持农民的要求。他写信给县长苏颚元，为贫苦农民的利益呼吁，要求苏鹗元立即下令取消蒜头捐和蒜串捐。但苏鹗元怯于土豪势力，不敢为农民撑腰，托词推诿。于是黄学增亲到县署，据理力争，各区农民代表亦集会抗议，终于迫使苏鹗元下令取消了蒜头捐。南路办事处于1926年秋迁到高州后，又领导了有名的"捣毁大利公司"的斗争，发动茂名县一万多农民行动起来，把地主恶霸杨老二开设在高州城内垄断粪便收售、残酷剥夺农民的"大利公司"打得稀烂。这些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使农民从中看到了团结的力量，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地主土豪和反动民团的破坏活动也猖獗起来，南路办事处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严厉地打击这种反动势力，1926年4月问，海康县第四区肇榄乡大地主卓子藩钻进了农会，窃取区农协候补委员和乡农协委员长职务。黄学增得知实情，立即以南路办事处名义发布命令，历数卓子藩罪恶，指出他"本系一方的大地主，与农民利益绝对冲突，并有重利剥削农民的事实"，宣布免去卓子藩本兼各职，不准列名会籍。这时候，又发生电白县黉花乡民团团董李公录破坏农民运动的事件。李公录为维护民团征收捐税的权利，对农会极为仇视，他造谣惑众，胡说宣统皇帝已经复辟，农民协会即将垮台，并派团丁持枪胁迫农会会员退会。事情发生后，黄学增立即知会电白县署，把李公录逮捕法办，并且乘势裁撤了第三区赛花、文山、儒弓、牛眠、福般岭等乡的民团，惩办部分不法团董，收缴区团保局公款公枪，全部拨归第三区农民协会，在各乡建立农民自卫军。但电白县地主土豪不甘失败，各区乡捣毁农会，吊打农民、焚烧农舍、勒收谷捐的事继续出现，，他们还秘密组织"八堡会"，纠集反动势力，叫嚷"捕灭农民协会，使农民协会永不发现于电白境内".在这种情况下，黄学增曾多次深入电白农村调查，写成《为电白农民求救》一文，把地主土豪破坏农运的罪行公之于世，提出惩办土豪劣绅、解散不法民团、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取缔"八宝会"等项严正要求，广东省农民协会也发表通电，有力地支援南路农民的斗争。南路办事处迁高州后，黄学增又深入茂名县东部各乡，发动群众对反动的民团局局董大地主梁祝铭进行斗争，并以国民党"南特"的名义，咨令县署和当地驻军把梁祝铭拘押起来，有力地推动了高州各县农民运动的开展。
在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南路各县农民运动很快进入蓬勃发展时期。1926年7月底统计，南路各县（缺合浦、钦县、防城、灵山、北海数字）农会会员从年初的9干人左右，发展到5万人左右，其中遂溪县则从原来的2800人发展到28000人。4月15日和17日，遂溪、海康两县农民协会相继成立，发表联合宣言，号召农民冲破个人主义、家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团结起来，在省农协和南路办事处的领导下，"猛烈地向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番鬼佬）及其工具军阀（带兵老爷）等一切反革命派进攻".各地农民在农会组织领导下，起来反对苛捐杂税，要求减租定息，收缴民团枪支，清除土匪，打击地主土豪和军阀邓本殷的潜伏势力。与此同时，工人组织工会，青年组织同志社或新青年社，学生组织学生会，妇女组织妇女解放协会，商人组织商会，原来比较沉寂的南路，出现了革命高潮。到了1927年初，南路大多数县份都成立了县一级的农民协会或筹备处，整个南路农会会员人数超过了10万人，（有的回忆录说近40万人）。1926年夏天以后，农民运动的中心已经从广东移到湖南、湖北等省，广东农运从整体看已逐渐呈现停滞状态，而南路农运则仍有发展，这里面有各种条件在起作用，黄学增和南路办事处的努力工作和正确领导无疑是主要的条件。
1926年7月北伐开始以后，蒋介石进一步加紧同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勾结，夺取革命领导权，把革命引向失败。各地反动势力和国民党右派，肆意制造纠纷，攻击工农运动，攻击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面临破灭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黄学增在南路，在统一战线内部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毋庸讳言，当时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国民党，对广东南路革命运动的发展是起过促进作用的。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南路特别委员会在潘兆銮、黄学增、林丛郁等人的主持下，比较注意对下属各级党部的改组工作，派遣一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担任各县党部筹备员，农民协会成立时，一般都宣布全体会员加入国民党，这就为各级国民党组织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造，以适应民主革命的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潘、黄、林等人也很注意发挥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作用，通过它较为顺利开展农民运动和各条战线的群众革命斗争。但是，南路各级国民党组织在改组和发展过程中，也保留了或混进了不少官僚政客和反动分子，他们是国民党内的右派，随着革命的深入，日益趋向反动。1926年9月10日，海康县长苏民、徐闻英利民团局长邓志圣，勾结驻防军营长陈公侠，包围海康县农民协会，捕去农运特派员程赓，诬以"通匪济匪"罪，不顾南路办事处和海康群众团体的抗议，秘密加以枪杀。他们又借北伐名义压迫农运，发布通告，规定"任何团体"未经他们批准，不得武装集会，也不得收缴民团的枪支，违者按"扰乱后方"治罪。这是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在南路搞的一桩摧残工农运动、破坏统一战线的严重事件。黄学增公开揭露了反动派的罪行，发动海康县农民协会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提出撤办苏民、撤办陈公侠、缉办邓志圣、抚恤程赓家属等四项要求。国民党左派人士，也发表文章和报道，斥责摧残工农运动的反动势力。数月后，周恩来也在《人民周刊》第37期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一文，援引程赓事件，深刻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明确地指出："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放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
1926年底，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继续发展，国民党右派的活动越来越猖狂，关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的争论也随之激烈起来。12月23日，黄学增在《高州民国日报》副刊《高潮》上发表《读了宫俊先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以后》一文以共产党光明磊落的态度，论述了同当时革命现实密切相关的三个严肃的理论问题：共产党的最高目标及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步骤：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区别；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条件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文章指出："共产党是本着马克思科学的共产主义，依据共产主义实现的步骤，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目的"而无政府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道德去感化资产阶级，使其抛弃压迫无产阶级的特权，同趋于平等地位"，这与共产主义毫无同共之处。文章明确写道：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是以反帝、反封建政治纲领为基础的，具体说，"这个合作，是要坚坚实实使中国各阶级民众，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的压迫底下解放出来".共产党"根本的主张，虽然是社会革命，但是在目前的主张，却是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他虽然是特别代表工农阶级利益而奋斗，同时也不忘记其他阶级的利益（各阶级共同利益），所以共产党不但是人民解放后盾的将领，而且是人民解放的急先锋，与国民党是一样的前进。"黄学增的这篇文章，既讲了共产党的最高目标，又讲了当前的任务：既坚持了党在国共合作中"急先锋"的领导地位，又表示党在反封建的基础上同国民党合作，"一样的前进"，而且不忘记其他阶级的利益"，这就在理论上反对了当时党内日益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也驳斥了国民党右派攻击共产党、攻击工农运动、妄图分裂统一战线的反动论调。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宣传自己的主张、探索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的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它对维护南路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1927年3月间，黄学增到广州出席省农协第二届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这时候，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会后，黄学增留省工作。
四黄学增在对敌斗争中，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宁死不屈。大革命时期，他在广东花县元田、高要广利、吴川龙头岭等地，曾经多次遇险，多次脱险，但他对自己安危置之度外，继续到各地农村领导农民斗争。他在向当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农民部长的罗绮园汇报吴川遇险情形时说："回想自实际做农民运动以来，被土豪劣绅、土匪及一切反动派之劫杀，大小几以十次…一不过为着党和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时是准备牺牲的，故大胆地绝不畏怯。"这种为党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献身的精神，在大革命失败后，严酷斗争中，在黄学增身上表现更为突出。
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四·一五"后，黄学增随广东省委机关转移到香港，负责同内地来港找党的同志接头，传达省委指示，筹集款项，购买枪支，支持广宁、遂溪等县的党组织秘密准备以至公开发起武装暴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屠杀。
1927年夏天，黄学增任中共广东省委西江巡视员，奉命秘密返回西江一带巡视，依靠当地党组织，发动农民举行夏收暴动。在白色恐怖的危险环境中，黄学增"绝不畏怯"，化装潜行，昼伏夜出，首先在高州县领村发动农民自卫军300余人，举行了武装暴动，后来又潜返广宁县，于1928年1月上旬领导农军在石涧举行武装暴动。不久，高要、广宁两县农军汇合，组成一支800多人武装力量，在广宁绥江河一带山区，一面作战，一面筹集给养，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达一年半之久。
1928年初，黄学增任中共广宁县委书记，4月，被选为广东省委委员，不久，又被选为省委候补常委。在这年夏天，琼崖革命斗争遭到了严重的挫折，红军主力几乎被打散，党组织也受到很大的破坏。5月间，省委决定派黄学增为琼崖巡视员，到琼崖主持工作，恢复革命力量。黄学增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再次秘密潜返广宁，布置广宁县委停止公开斗争，分散隐蔽，避免损失，待机再起，接着到了海南岛。6月16日，从海口市步行到了中共琼崖特委所在地——乐会县第四区。
当时琼崖革命力量正处于极为困难，险恶的环境中，各县和红军的干部牺牲很大，仅文昌一县，被敌人捕杀的负责同志即有四、五十人。红军人数大减，武器缺乏，补给困难，干部、伤员、军械制造工人连饭也吃不上。而敌人以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战术，先后向中路、西路和东路进攻，并以重兵包围乐会，企图彻底摧垮我琼崖党组织和红军。困难吓不倒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他们坚持革命一定会胜利，主张"无法之中，仍需设法"，首先改组了琼崖特委，自己担任了特委书记，接着，召开琼崖工农兵第一次代表会议，以王文明任苏维埃主席；整顿红军余部，统一建制，把全岛红军（时仍有10连）置于特委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加强领导，逐步发展：把部分已暴露的干部送离海南隐蔽起来；派冯白驹等分头到澄迈等地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和红军；特委、苏维埃机关和红军余部退入山区，开展分散的小规模的群众斗争：举办干部训练班，学习党的文件，讨论革命形势和土地革命等问题。经过一番努力，琼崖革命力量到了1928年底和1929年初，逐步得到恢复，红军武装也发展到3000多人。1929年，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梁秉枢任师长，黄学增任政委。革命道路是曲折的。黄学增在琼崖工作时期，由于受到当地"左"倾路线的影响，对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重要问题，认识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犯过"左"倾盲动的错误。1928年11月，广东省委在"城市中心"论的思想指导下，决定南路特委和琼崖特委合并，改称南区特委，特委机关设在城市（海口市或北海市）。年底，黄学增执行省委指示，把特委机关从山区迁进了海口市，希望通过发动城市暴动，夺取城市政权，扭转被动局面，进而夺取全琼崖革命胜利。这是在一个错误的思想指导下的一个错误的行动，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暴露了自己。1929年3月以后，特委下属机关在海口市陆续被敌人破坏，一些领导同志被捕牺牲，琼崖革命斗争再次遭到严重的错折，在特委机关先后被破坏的过程中，黄学增没有被捕，他隐蔽起来，继续留在琼崖坚持斗争。1929年5月底，秘密到香港，向暂时设在那里的中央广东省委汇报了琼崖的严重情况。省委决定重组琼崖特委。黄学增则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勇敢地重返琼崖，隐蔽在海口市，继续指导琼崖革命斗争。
黄学增在海南岛工作后期，曾先后在省委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五卅运动后广东农民运动的状况》和《省港罢工时代之广州四郊农民》两文，通过回顾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情况，论述农民运动在民主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和当前实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1929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黄学增不幸在海口市隐蔽地（福音医院）被敌人逮捕。被捕后，他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久即被敌人杀害，年仅29岁。
黄学增与彭湃、阮啸仙、周其鉴是被誉为广东早期的四位农运领袖之一，土地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和海南岛武装起义的一位领导者、海南岛红军和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
（阮应祺、邓荣诗、杨杰生）
原载《情怀粤桂边》，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粤桂边分会编，200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