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广英
一、从参加百色起义到踏上长征路
云广英，1905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今海南省文昌市）朝奎村一个贫农家庭。1924年夏，考入广州市广州书院（今广雅中学）。三年的学习期间，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作为追捕通缉对象，而逃亡新加坡、吉隆坡等地。
1929年初夏，他从新加坡回到广东汕头，为参加革命，他多方寻找党组织。当他打听到同乡张胜之（张云逸）已到南宁进行革命活动后，同年5月他到南宁，找到了张云逸。当他向张说近两年的逃亡情况后，张云逸明确指出"青年人只有参加革命才有出路。"又说：目前革命处于低潮，但是应该认识到，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革命最终一定会胜利的！青年人必须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勇气，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遇到任何艰苦困难都不能动摇。听了张的这番话，云广英说："这次到南宁就是请你引导我参加革命的。我决心革命到底，任何艰苦困难我都不怕！"一个星期后，由陈铣（共产党人）按张云逸的指示，推荐他到李明瑞部队第十五师政治部当文书，开展"兵运"工作。
1929年12月，云广英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成为红七军的一员。1930年4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9月，云广英随红七军从贵州荔波县向东进发，经历了无数次战斗，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打败了前堵后追的敌人。历时10个月，转战在桂、黔、粤、赣四省，行程七千里，到达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合，编归红三军团，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1931年秋，云广英调任红七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参加了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1934年10月，由于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导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大转移。此时，他跟随中央红军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西瓦窑堡。
二、与李宗仁秘密接触
1936年6月初，广西军阀李宗仁、广东军阀陈济棠向全国发出"立即北上抗日"的通电，实为联合反蒋，史称"两广事变".中共中央十分关注事态的发展。当时负责中央对外联络工作的李克农同志到红军大学政治部，找时任组织科长的云广英谈话说："两广发生事变，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时机，向他们进行抗日民族统战工作。中央准备派你去，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做他们统战工作。你意见怎样？""我服从党的决定，没有什么意见！"云广英立即回答。过了三天，李又来对云说："中央负责同志今天开会研究你到两广的工作任务。现在你跟我到中央办公厅去。"他俩到了中央办公厅，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叶剑英均已在座。周副主席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作了分析，对他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的指示。他和李克农离开办公厅时，毛主席握着他的手说："你出去做这工作很好！" 6月25日，中央派白坚同志陪同他一起离开瓦窑堡。由张学良部队的王副官带路，乘坐一辆军车经延安到西安，然后乘火车前往天津。在天津白坚带云广英去见中共北方局华北联络局的领导王世英同志。因广东的情况有变化，决定云广英直接从香港转途去南宁见李宗仁。
1936年6月下旬的一天，拖轮驶进南宁的洋关码头。那时南宁形势异常紧张。洋关码头已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和警察。因为从外地到南宁的人不多，云广英一上岸就受到警察的注意。立即对他进行严密的盘查。并指定他到一间旅店住宿，以便监视。
云广英以林秀先的名字住下后，稍作了解，方知道近十天的时间，蒋介石已调集大军陆续自四面围困广西，想用武力威迫李宗仁、白崇禧从命。而李、白也采取措施严密布防，一方面防止特务入桂刺探情报；另一方面将其训练有素的民团武装集中统管，又把省防军由14个团迅速扩编成44个团，摆出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决斗的阵势。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为了尽快见到李宗仁，云广英当晚写好一封要求面见李宗仁的信，并有意把信藏在床席下面。当晚约11点钟，突然进来两个警察查房，询问他姓名、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后，警察四处搜查在床席下发现了给李宗仁的信。警察惊奇地打量他一遍问道："这信是你写的吗？"他十分镇静地说是，并说"我准备明天就去见李总司令。麻烦你们带我去好吗？"那两个警察互递眼色，摇摇头说："总司令部离这里又不远，你自己去吧！"第二天上午，他拿着给李宗仁的信，往民生路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走去。但离开旅店没有多久，就发现有两个警察尾随在后。到了总部的传达室，他递交了给李宗仁的信。时隔不久，由副官请他进了李的办公室。李见云广英进来，主动迎上去握着云的手，微笑着说："欢迎！欢迎！我知道林先生要来。今天能会面，很好！"李请他坐下后，立即挥手要身后的两个卫兵退出。随即李请云转达对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问候，云即表示谢意。
当时在座的就他们俩人。云广英向李宗仁阐明我党对时局的看法和立场，云还对李说："党中央派我到广西来，就是为了商谈关于联合抗日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全国多方面愿意和决心抗日的力量团结起来，互相配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我们就一定能够战胜日军，取得全面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李听后说："林先生所讲的话很好，我没有什么意见，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和拥护。我们也正在促进抗日运动的发展，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互相配合".李最后说"我最近工作很忙，我让王公度主任（李部政治部主任）与林先生联系。有什么事，请与他谈……". 7月中旬宣侠父（中共地下党人）找到云广英，提议说："你是否可以去看看李济深先生（建国后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他谈一谈？"云按约定时间到李下榻的"宜园"见面。会见时，李济深热情地同云广英握手。坐下后，李先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问好。云和李济深的谈话内容基本与李宗仁谈的一样。李济深对云所谈的问题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中共所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很正确。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各方面的力量，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蒋介石搞个人独裁，对日妥协投降，不顾民族存亡，我是一贯反对的。'两广事变'的发生原因就在此。"云说："李先生的主张很好，我党很早就提出，现在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把日军赶出去。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我想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是赞成的。" 8月中旬，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广西完成了战略包围，内战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一天，王公度主任来找云广英说："最近蒋介石派兵来威胁我们，无非是逼迫我们停止抗日救亡的活动。目前情况紧迫，如何对付他们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林先生对此有何见解？"云考虑到我党的方针是"逼蒋抗日"，而不是"反蒋抗日"，打起内战，对抗日是很不利的。因此对王说："我们党多次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其目的是坚决反对日军的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还是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为上策。不过在谈判中，必须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为前提。要求蒋介石立即将包围广西的全部军队撤走，这是主要条件。这是我个人意见。请你把这个意见转告李总司令。"大约过了10多天，蒋、桂双方经过谈判，矛盾得以解决，避免了一场可能爆发的内战。
9月中旬，云广英离开南宁前，李济深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要云转送。云因怕途中被敌人盘查出现意外，只好背熟记下。信约三百字，基本内容是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诚意同我党合作进行抗日救国。还表示在今后的行动上同红军密切合作。
10月初，云广英回到西安。在红军驻西安联络处见到叶剑英参谋长。随即向叶详细地汇报到广西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并把李济深写给毛主席的信默写出来交给叶，请叶转呈毛主席。叶参谋长接过信说："你的记忆力很好，信由我转呈毛主席好了！"
三、在八路军驻香港、广州、韶关办事处的岁月
1936年冬，云广英在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1937年3月底，李克农同志找云说："你去年到广西向李宗仁、李济深进行统战工作，颇有成效。你带回李济深给毛主席的信，主席看了很满意。目前全国各地抗日运动迅猛发展，形势很好。党中央最近决定要派部分干部到广东开展抗日运动。你是广东人，派你到广东去工作很适合。你有什么意见？"云广英回答说："共产党员是革命的工具。我服从党的决定，没有意见。"几天后，李克农带他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由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指示派遣他到广东的任务。周副主席首先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接着强调加快华南，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广东地区抗日的重要意义。临别时，周副主席指示说："你去广东，可把云清的名字改为云广英。"叶参谋长说："你到香港，尽快设法搞一部发报机。这事可到澳门找柯麟先生帮忙。柯在澳门是有名望的医生，是一位同情我们的进步人士。"朱总司令紧紧地握着云的手说："你是广东人，熟悉当地情况，语言也方便，出去工作很好！"翌日，李克农给他指示说："你可偕同爱人陈英同志（1930年参加红七军）先行。不久中央还会派一些同志到香港。你们走的路线仍经天津，先找王世英同志。"随后约定以后与中央联系的办法。
4月初，云广英夫妇离开延安经西安到天津，王世英带他去见北方局的刘少奇书记。刘就有关抗日统战工作指示说："目前全国与华南的抗日运动发展很快，形势很好。去年中央已经派了孔志诚（薛尚实）同志到香港工作。他是中共中央南方临时工委书记。你到香港先找他。他会给你介绍情况和帮助的。"云广英到达香港后，很快分别拜会救国会的负责人李章达、民族大同盟的领导人陈铭枢、十九路军抗日将领云应霖，以及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谭平山先生，向他们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他们都表示赞成和拥护，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加抗日的群众运动。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中央陆续派张云逸、廖承志、张文彬、连贯和专搞秘密电台的林青到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筹备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加强对广东抗日运动的领导。
1938年1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址在广州市德政北路一间红砖屋二楼。张云逸领导办事处工作。3月，张调新四军任参谋长后，云广英担任办事处主任。
八路军办事处是我党设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的一个公开、合法的机构。当时在广州南石头和南雄县两地监狱中，关押有我党的同志和革命青年300多人。云广英亲自去找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洁之和国民党南雄县长莫雄，以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担保为条件，无条件释放在押人员。在被释放的同志中有区梦觉（建国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8年夏，中共长江局派于光远和两位女同志来中共广东省委参加青年工作，但国民党以"汉奸嫌疑"罪名拘捕，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云广英又通过左恭积极活动，以办事处担保，才被无条件释放。宣传动员广大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华侨、港澳同胞参加抗日斗争，也是办事处的重要任务。1938年8月间，中山大学邀请云广英到该校作两次演讲会，各有上千名师生参加。他作题为《武装民众的政治工作》、《抗日游击战争》、《怎样加强与提高抗日军队的战斗力》的讲演，博得师生们的赞扬，对鼓励知识青年参加抗日起了积极作用。自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成立后，陆续介绍到延安和参加八路军、新四军进行抗战的人数达1000多人。1938年"七七事变"抗战一周年纪念活动中，云广英代表八路军办事处与国民党当局协商，发动广州几十万群众举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火炬示威大游行。在这次纪念活动中，郭沫若先生带头领队参加此次游行。市内的几个闹市区搭起抗日献金台。办事处的同志登台向广大民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作战的胜利事迹；号召群众支持八路军、新四军。许多群众当场和会后慷慨捐献金钱及药品等。不久，全省又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广州、香港两地献金活动最为热烈，取得献金超百万元的巨大成绩。
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前，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办事处迁往粤北。12月，办事处在韶关西河租赁一幢民房——安园，继续工作。1939年11月，云广英帮助筹备、掩护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并出席此次会议。这次会议中央长江局派博古到会作指示。此次会议顺利完成各项议程，并选举出广东、香港地区将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10名代表。
云广英在八路军驻香港、广州、韶关办事处工作近四年时间，在中共南方局、长江局和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四、从延安到东北
1941年秋，云广英奉命回到延安，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指导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兼俄文学校副校长。1942年春至1944年冬，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4月23日，云广英作为中共大后方正式代表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闭幕后，中央指派伍晋南任政委、杨尚奎任队长、云广英任副队长兼参谋长，带领在延安选调的广东、广西、江西等省籍的2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到华南地区发展革命势力。出发时，朱总司令来送行，给大家很大鼓舞。当队伍到达太行山时，日军已经投降。中央指示干部大队转往东北解放区。
1945年10月中旬，干部大队到达沈阳后，东北局陈云书记与云广英和雍文涛谈话并分配工作，陈云还特别强调要加快组织人民武装来对付汉奸武装和土匪。几天后，云、雍带领30多人离开沈阳赴吉林延边。云广英以和龙县委书记兼警备团政委的身份带了-部分同志到和龙县开展工作。
在和龙县工作近两年的时间里，他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社情、民情、敌情，团结县委一班人，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清匪肃霸，反特除奸的斗争。那时，和龙周边有两股土匪势力都与国民党有关系，而原保安团内部也混进有汉奸、特务。针对这一复杂情况，县委决定分轻重缓急开展对敌斗争。1946年2月间，云广英亲自带领警卫人员把混进保安团的周东民（汉人营的营长，长期充当日本特务）逮捕起来，并召开千人大会公审后就地枪决，全县军民欢呼叫好。随后，在军区的协助下，先消灭距县政府只有6公里的一股300多人的土匪。又请苏军协助消灭距和龙县五六十公里约有四五百人的另一股土匪，为保卫和巩固民主政权打下良好的基础。接着是实行土地改革。通过这些工作，促进朝鲜族和汉族人民的团结，对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巩固革命根据地起到积极作用。1948年秋，云广英奉命调任延边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孔原同志任地委书记）。
五、南下广东
1949年夏，中央电令东北局选派10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大队。由杨尚奎、伍晋南和云广英负责带队。广东省政府成立时，云广英担任秘书长。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任中共粤北区党委第二书记、粤北行政公署主任。1954年10月至1955年1月任中共粤北区党委第一书记兼粤北军分区政治委员。1955年1月至1958年4月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1956年6月至1958年4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广东省直属机关委员会第一书记。
1958年5月，云广英因被错误认定犯有"严重右倾失职，严重地方主义情绪错误"而受到撤销省委常委、省委政法部副部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兼党组书记、直属机关党组书记职务及行政降二级的处分，下放到高要县任县委副书记。期间，他到大湾公社蹲点，与基层干部、农民群众一起，同甘共苦；参加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劳动；不搞浮夸、虚报高产风，得到群众的赞扬。1959年他调回广州，对于1958年的处分，他是难以接受的。因为所谓犯有"严重右倾失职错误"，是指他在任省检察院检察长时，"放了三万多坏人".认定"检察院的领导大权长期操纵在右派分子郑北辰和卢伟良手中"，根本没有证据，与事实不符。1979年11月16日，在省检察院党组的复查报告中作出结论："经复查，我们认为，1956年的肃反定案工作和三长负责进行的清案工作，都是在省委领导下，遵照中央指示的政策精神进行工作，对于每一宗案件的处理，都是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的，是符合中央的指示政策精神的……至于领导大权的问题，前副检察长郑北辰、卢伟良两同志都是组织委派的。云广英同志在出差时，把工作交给副检察长主管是理所当然的。郑、卢两同志原来是属于错划的右派，现已改正，因此，不存在'领导大权长期操纵在右派分子手中'的问题。"云广英之所以被枉加犯有"严重地方主义情绪错误"的罪名，是因为他认为不存在有"古、冯反党联盟"的事实。并且不参与对古大存、冯白驹同志的批判。他说："古大存、冯白驹不可能反党，更不可能有什么'联盟'，反地方主义是当年省里个别领导，向中央片面反映不实情况所造成的。后来又以宗派主义反所谓地方主义".又说："对我的处分，实际上还牵连省、市、县三级检察院上千名干部的政治生命。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不反映，谁敢反映？我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是党员的权利。" 22年后，1980年7月17日，云广英才正式看到省委纪检会给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的一份通知。该通知说："关于云广英同志1958年所受的处分，省纪委已作了复议。经省委审查和中央纪委批准，予以撤销，并恢复原政治待遇和原行政八级工资待遇。
1990年6月9日，云广英在广州病逝。他实践了参加革命时对张云逸将军许下"我决心革命到底，任何艰苦困难我都不怕"的诺言，走完了革命人生的里程。
他的一生，组织给予了公正的评价：云广英同志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位久经锻炼和考验的老红军战士、老党员。他的一生是一心为革命、为我国人民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的一生。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