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叶剑英与李嘉人（右）在广州在珠岛宾馆合影。

　　李嘉人1914年出生于广东台山县。1932年7月，在台山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9月至1934年12月，在广州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并毕业。1935年6月至1936年9月，赴日本东京求学。

　　中断日本留学，回国参加抗日

　　日军长驱直入的侵略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怒，也激起李嘉人投身抗日的激情。他立即中断学业，从日本返回台山，担任台山培英中学和台山县战时联合中学教师，组织老师成立联合会；教育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台山《劲风日报》、台山青年抗日同志会以及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的抗日救亡活动，鼓励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在台山影响很大。1938年7月，由留日同学邝启常介绍李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中共台山中心支部书记。

　　1940年中共台山县委遭到破坏，7月李嘉人因身份暴露，被列入国民党反动派要逮捕的“黑名单”，不得不紧急撤离台山到广西桂林。按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利再战”的指示精神，先后以公开身份在逸仙中学、德智中学、贺县临江中学、西南商业专科学校任教。期间，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国道理，教育和引导青年开展抗日救亡的斗争，并带领几批青年学生辗转进入解放区参加抗日军队和游击队。这些青年后来都成为解放战争中党的骨干力量，并且都成为了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不畏险阻送军情

　　1944年6月，反法西斯同盟军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飞虎队）为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派出情报组搜集日军在广东的军事设施情报。桂林文化界党组织奉周恩来的秘密指示，选派了既有知识又工作沉稳、严谨、精细的李嘉人去执行这一任务。李嘉人即带领钱涤生、廖少达两位学生通过吴大琨向美军详细了解具体要求，然后通过封锁线和地下交通站的帮助秘密回到广东。由邓楚白和李嘉人分别向东江游击纵队和珠江游击纵队的领导详细汇报并取得党中央的批准后，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的情报组通过各种秘密渠道收集了日军、伪军在广东的布防情况、日伪军机关所在地、日本占领军的军用飞机场、飞机库、码头、广州发电厂位置以及东纵、珠纵需要援助的武器种类等情报，派李嘉人冒险辗转千里，按约定时间回到指定地点，把情报转交吴大琨翻译成英文交给美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即派飞机在日军飞机场上空侦察拍照，证实日军当时停放在露天飞机场上的都是木制飞机，只有飞机库里的才是真飞机。随即出动大批飞机前去广州准确轰炸日军的飞机库和日军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给日军以重创。这一战果极大地振奋了两广人民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决心。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队长陈纳德和在华美军司令部对情报提供的精确也大为赞赏。

　　然而李嘉人这项忠于祖国、为抗日千里送军情的历史功绩却在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作为攻击周恩来的炮弹，原东江纵队和珠江纵队的领导人均无一幸免地受到冲击和恶毒批斗。李嘉人也为此被诬陷为“国际间谍”，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招致无数次的被抄家洗劫和没完没了的审查批斗，以及侮辱人身的挂黑牌游街，继而被投进监狱经受长达五年的摧残折磨。李嘉人去世后医生曾对我们说：李嘉人的心力衰竭是省里老干部中最严重的。而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被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横遭迫害；夫人许稚人（1945年入党，曾多年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党作过许多贡献，时任南方日报社编委兼农民版副总编辑）也因此受连累被无休止的诬告陷害、粗暴批斗、百般侮辱、野蛮摧残，于1968年5月含冤屈死。

　　1945年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济深不满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秘密回到家乡广西苍梧一带号召两广群众抗日，并准备发动西南民主独立运动，建立华南民主联军。蒋介石深怕李济深与共产党联系，下令封锁广西各地通往苍梧的水陆交通，同时派特务彭泽湘去暗杀李济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广东临委，由东江纵队出面与李济深联络并加以支持。东纵由此派李嘉人作为东江纵队的代表前往与李济深联络与会谈。李嘉人肩负着统战的重任，单枪匹马不辞艰难险阻，辗转通过沦陷区终于顺利到达广西贺县八步。此时李济深因与张炎（广西籍将领）联系不上已转到广东罗定县与蔡廷锴将军（原十九路军军长）商谈。李嘉人又折回到国民党统治区郁南县都城，通过地下党“三罗”（即罗定、云浮、郁南三地的党组织）的负责人唐章的协助，赶到罗定县谭启秀（原十九路军师长）家中与李济深和蔡廷锴进行会谈，表达了共产党对李济深发动西南民主独立运动和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的支持，并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磋商。会谈结束后李嘉人告辞外出时，突然从谭家走出一些人来，他们窜到街上把手一招，沿街装扮摆摊的人随即一拥而上，前后左右把李嘉人包围起来。罗定党组织派出暗中保护的同志迅速引导李嘉人进入路边的厕所里，把谭启秀已下令要挟持李嘉人的危险情况告诉他。李嘉人迅即折回谭启秀家里，向李济深、蔡廷锴报告发生的情况。李济深、蔡廷锴大为生气，责问谭启秀。谭无奈地搪塞说：“没有什么，看见这位先生同你们谈得这么密，认定他是重要人物，为了保护他罢了。”李济深要求谭启秀向李嘉人道歉并保证翌日派轿子送李嘉人到他要去的地方。谭启秀还假惺惺地要求李嘉人介绍“三罗”和罗定县共产党负责人与他认识，以便更好的“合作”。李嘉人识破谭的反动面目，不予理会并劝导他积极抗日和爱护青年。第二天谭启秀只好派轿子为李嘉人送行，罗定县党组织派人暗中随行护送，直到被郁南县党组织派来的人接走，李嘉人才安全脱险。事后罗定县党组织的同志都调侃只有31岁的李嘉人居然破天荒地享受了这辈子唯一的一次坐轿子的滋味！李嘉人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不畏困难，不怕牺牲，为瓦解敌伪力量，团结争取上层民主人士投入抗日进步斗争作出的成绩得到党组织的充分肯定。

　　在敌人鼻子下设电台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地下党组织派李嘉人任广州文化统战特派员。李嘉人精心挑选广州市西湖路100号和102号筹办“广州书报杂志供应社”，因为这两幢楼房既有前后门又有天台与外相通，可以进退自如；房子与广州市公安局的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便于掩护隐蔽；而且市公安局内有电台，附近地区还有商业广播电台和受国民党当局庇护的经济电台，可以利用每天下午五时至六时市公安局交班和各电台广播的黄金时间进行秘密收发报活动而不易被发现，为党传递情报和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志士，巧妙地在敌人鼻子下开展工作。当然李嘉人也强调：任何办法、任何条件也不会是绝对安全的。因此每过一段时间，电台就要转移一次。李嘉人曾说过“我们的事业能立于不败之地，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也是原因之一”。

　　书报社暗地里设有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华商报》，还有《大公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读报室，吸引了不少学生和群众，读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出版业务也不断扩大，终于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警觉。1946年5月，国民党市政府便衣特警纠合一些人砸毁了书报社。但由于李嘉人的警觉性高，而且早有安排，及时组织撤退工作，使党组织没有遭受损失。国民党市政府也没找到任何证据和把柄，最后仅怀疑这是一个“民盟”机构，草草把书报社门市部查封了事。李嘉人这种对党忠诚、胆大心细、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在建国后还被许多同志提及。

　　1946年8月，李嘉人接到党的指示，转到香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港九工委统战委员会负责人连贯同志的领导下，开展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他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向各群众团体宣传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不畏困难地联系与接待海外侨领，发动他们支持广东游击区的斗争；极尽所能地关心和安排各界民主人士的生活和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发挥文化界人士和各阶层民主人士的积极性，为解放战争作贡献。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李嘉人先后任香港分局政治秘书，粤港工委群众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他精心组织并参与护送李济深、何香凝等各界有代表性的人物一批一批地秘密离开香港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心全意团结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为迎接全国解放和广州解放而努力工作。

　　1948年9月，李嘉人随同中共香港分局领导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参加华南解放工作会议，在章汉夫同志的领导下参与起草制订有关政策。他勤勤恳恳、认真细致、实事求是的作风给分局领导留下深刻印象。

　　1949年5月，李嘉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在分局书记方方的领导下到广东潮汕、兴梅地区参加游击战争，与粤赣边纵队会合，为国民党将领曾天节的起义举行仪式，并组织官兵学习我党的各项政策，提高起义官兵的思想认识。9月，李嘉人随方方在江西赣州与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会师，并参加了关于解放广东、全面接管广东的赣州会议，并作了三次会议记录。10月下旬，他随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进驻广州。

　　橡胶垦殖的开拓者

　　建国后，国际上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不仅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还不断骚扰中国的边境。1950年中共中央提出“以粮食为基础，以橡胶为纲，胶粮并举”的发展方针。强调这是稳定农业发展，把橡胶事业的发展同国防建设结合起来，加强边境地区防务，自给自足屯垦戍边的一项战略措施，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接着超过两个师的部队于翌年夏季直接进驻华南，海陆空三军奉命为橡胶垦殖提供必要支援。

　　1951年11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成立华南垦殖局，任命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兼任局长。叶剑英认为开创橡胶垦殖业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既要讲究科学技术，又要进行繁杂组织调度的经济工作，需要有坚强睿智的知识型领导干部。时年37岁的李嘉人，处事沉着果断、思考周密细致、归纳有序深刻的品质深得叶剑英的赏识，因此他向中央推荐李嘉人。同年12月，李嘉人被任命为华南垦殖局专职副局长。

　　从1952年至1958年整整7年时间，李嘉人成了垦殖战线实际上的执行指挥员。为开创中国的橡胶事业，填补国内经济发展事业的空白而日夜操劳。他牢记叶剑英的指示“我们的步子要迈得大一点，快一点，国际国内形势容不得我们慢吞吞地干”，把指挥部前移到垦荒的第一线；率领由军队转业官兵、全国调集的农林学家、技术人员以及一大批大学毕业生和民工组成的20多万人的垦殖大军艰苦创业，披荆斩棘，不分朝夕地奋战在粤西、海南等地，共开垦荒山800多万亩，种植橡胶200多万亩；他与垦殖局的有关人员不辞辛苦地奔走在荒山野岭之中，实行定额管理和经济核算、建立生产与奖励挂钩制度、树立标兵模范、推广先进典型，创建了一批既能自给自足、又能为国家创造财富的朝气蓬勃的国营农场；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奋探索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途径，大力鼓励和组织开展各种综合利用的试验研究，其中利用蔗渣造纸的科学实验获得成功，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特地致信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在1958年4月广东省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嘉人当选为广东省副省长，主管科技、文教、卫生方面的工作。在任期间，他坚决贯彻党的文教工作方针政策、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认真注意做好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满腔热情地努力办好和发展文教卫生事业。广东省各地陆续增建小学、中学，地市一级的医院也有所改善和完备，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趋向越来越好，李嘉人的工作也越来越忙。他是广东省第一、二、三、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0年，根据建国后广东省区域界限的新改变，省委批准编制新的《广东省地图集》，由李嘉人兼任广东省地图集编纂委员会主任。他亲自组织动员，说明这是一项系统研究工作，是一件有长远意义的基础工作；明确指出此项工作量大而繁琐、要求精确而细致；并具体安排中山大学地理系、广州地理研究所、省测绘管理处、省水电厅等有关单位派员组成广东省地图集编辑部，由曹廷藩任编辑部主任。在长达五年的编纂过程中他多次要求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精诚团结，精益求精，使测绘编辑工作顺利进行，其内容和印制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964年，李嘉人按照党组织安排，赴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在这一年中，他系统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再次通读《资本论》以及一系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专著，理论水平进一步提高。

　　在中山大学的日子里

　　1965年2月，为加强对文教工作的领导，省委决定李嘉人兼任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副校长。从1965年至1979年，李嘉人“三进三出”中山大学的遭遇几乎全省干部皆知。

　　在中山大学，李嘉人深得人心。他那实事求是、平易近人、关心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维护学术团结风气的工作理念以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襟怀坦白、心胸开阔的人格力量使他在学校的工作开展非常顺利。他深入参加有关教研室的备课，努力纠正当时政治学习中流行的形式主义、实用主义和庸俗化倾向，并亲自听课讲课、倡导出版《中大论坛》，鼓励学术交流、提倡百家争鸣、奖励教育改革；中山大学的教育水平日益提高，影响日益增大。但是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摧残了这一切。1966年5月后李嘉人被打成“走资派”、“中大三代黑王朝头号人物”，受到污辱人格的抄家和谩骂，挂“黑牌”和“坐飞机”等批斗日日上演，司空见惯。中山大学的200多名教师、教授也被残酷揪斗抄家，中大校园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和安详。

　　1968年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在广东的代理人黄永胜更是有意利用学生，恶毒诬蔑李嘉人“不是好人”，是“国际间谍”，是“美国战略情报特务”，进而挑起学生们对李嘉人更大的斗争，谁都可以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把拳头打在他的身上、把脚踢到他的腿上，并把李嘉人赶到地下室居住，赶走保姆不让煮饭给李嘉人吃；继而更是违法地把李嘉人关进监狱，遭受非常人所能忍受的折磨。长达五年的监禁，严重摧残了李嘉人的身心，践踏了他的自由，剥夺了他为党工作的权利。他常常吃不饱饭，几乎见不到阳光，大小便受限制，遭到经常性的打骂，有病不能及时医治，没完没了地被监视写交代，被迫写检查。这种种的残酷折磨使李嘉人感冒不断，继而患上严重的心脏病和高血压，身体非常虚弱。然而这也更坚定了他坚持真理的革命斗志，在狱中他写下“肝胆照日月，柳树叶常青”的自勉词和一首七言诗表达对栽赃污蔑和逼供讯的不满，顽强地与疾病和各种残酷迫害抗争。后来李嘉人曾说：“再晚些时候出监狱，我一定会被害死在监狱”。

　　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后，在中央档案馆查到党中央当年批准东江纵队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情报组建立联系的电报，才使李嘉人的“国际间谍”和“美国战略情报特务”案真相大白，沉冤昭雪。李嘉人被结束监禁，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2年9月，李嘉人从干校回到中山大学；10月，省委任命李嘉人为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3年1月，驻校解放军宣传队撤出，李嘉人就任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他立即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拨乱反正，大刀阔斧地整顿教育秩序，排除困难恢复原有学系，复建外语系，扩建数学系，增加专业，重新强调基础教学。他还不辞辛苦地把学校原来的教师调回到教育岗位，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工作条件和居住困难，并对1972级的入校新生采取增加半年时间补习文化课的措施。

　　对林彪和“四人帮”推行“左”路线，造成教育事业大倒退、大破坏的做法，李嘉人极为不满，称之为“下了一盘死棋”。1974年在学校师生大会上，李嘉人公开表示要“坚决按中共中央四号文件办，决不能批邓”；旗帜鲜明地对“四人帮”抛出的“梁效”文章斥之为“不符合逻辑”、“自相矛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四人帮”炮制电影《春苗》（表现一位赤脚医生要破除正规的医疗程序，打倒有文凭的医生）的险恶用心。结果，在1975年“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嘉人在全国又是首当其冲，被“四人帮”安插在教育部门的死党迟群污蔑为教育战线上“复辟回潮的代表人物”、是“文革前的当权派、文革中的反对派、恢复工作后的复辟派、右倾翻案的吹风派、正在走的走资派”，声言要在全国点名批判。李嘉人再次离开了中山大学，成为广东省因“批邓不力”而唯一被“免职”的省级领导。

　　但李嘉人与“四人帮”的斗争决不停息。据张根生（时任省委副书记）同志回忆：1976年在他去北京参加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前，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突然给他打电话要与他谈谈。谈话中李嘉人向他提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就是千万不能让江青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张根生表示争取找到能说上话的领导反映，后来他果然把此话向叶剑英讲了。李嘉人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表达不同意见，敢于公开自己观点，敢于旗帜鲜明与“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的革命家。

　　“四人帮”倒台后，李嘉人先任省委统战部副部长，随后又兼任省委党校第一副书记、第一副校长（当时的省委书记王首道兼任校长、书记）。在省委党校，李嘉人为肃清“四人帮”流毒、改善教师队伍结构和生活做了应做的工作。

　　1977年3月，国务院任命李嘉人任中山大学校长。李嘉人第三次回到中山大学。同年12月任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李嘉人又一次为扭转广东教育事业被极“左”破坏的局面努力工作。1979年2月，李嘉人因急病住院，当病情刚好转，他就找有关部门的同志到医院商讨如何加快高等院校基建步伐，以解决高校教职工住房紧缺，课室、实验室不足的问题。他亲自找省的主管领导解决经费问题，亲自写信给省基建部门的负责人商请支持，亲自安排具体工作。经各方努力，1979年高校基建任务完成比较好，及时缓解了院校房舍的紧张局势。他为恢复和发展广东的文教事业，巩固与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做了积极有益的工作。

　　不久，李嘉人做了一次大手术，他的身体更虚弱了。按照医生的意见，应该安排一段时间休养。但李嘉人为了打开中美高等教育开展交流的局面，为了建立起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交流关系，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派，率领中山大学学术代表团，不辞辛苦远渡重洋赴美国访问。在紧张繁忙的20多天访问中，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为中山大学与洛杉矶分校校际交流关系的建立，为开展中美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做了自己应做的工作。

　　访美回来，李嘉人一天也没有休息，又扑到繁忙的工作中去。1979年8月底，李嘉人的心脏病又发作了。这次发病是那么急促，经过三天的抢救才脱离危险。然而，当病情刚刚开始稳定，他就考虑起全省的教育、卫生、计划生育工作，关心着中山大学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英语培训中心，甚至在卧床不起的情况下，还满腔热情地接待普通群众的来访。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群众闯进病房，向卧床的李嘉人反映高校招生工作的问题，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李嘉人的健康担心，想劝说来访者离开，但李嘉人却热情接待，耐心的听取他的意见，指示工作人员交代有关部门及时调查处理。过不了几天，又有好几位群众到医院反映情况，李嘉人同样热情接待，忍着病痛伏案细心听取意见。事后秘书向这些来访者谈起李嘉人的病况，他们都深感内疚。

　　1979年12月22日，抱病参加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李嘉人因突发性心力衰竭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享年65岁。李嘉人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