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父亲林西于延安留影

　　林西， 1916年出生在安徽黟县百户村。少年时代，在家乡私塾读书三载，之后进入县里华侨创办的敬业学校，那是个有百余学生的“新式学堂”，读到五年级，成绩名列前茅。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东北三省，林西开始关心国家形势，他聆听了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讲演，找到邹韬奋的《生活》杂志和一些苏联文学，从中吸取了力量，对红军、苏联萌生崇拜。16岁的林西，前往安庆市，到“天成布庄”当学徒。艰辛的底层劳动生活，使他饱尝磨难，渐渐感受到社会的不合理。林西经常寻找一些进步文学、社会科学书刊，悄悄于午夜之后阅读。1936年，时年19岁的林西结束了四年学徒生涯，用尽微薄积蓄与一些志同道合青年，在安庆市开办了“求知书店”，推销进步书刊。书店才开三个多月，就被当时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在《民国日报》上点了书店的名，给他们带上“共产党”的帽子。虽知开办进步书店有危险性，但他和同伴们仍锲而不舍。

　　1937年，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后，林西和同伴们奔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参加抗日。办事处的李涛同志（以后在延安军委任作战部长）接待他们。鉴于“求知书店事件”在当地已有知名度，李涛认为新四军刚成立，他们在安徽有群众基础，返回家乡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于是林西一行人回到皖南，参加了陈毅司令员领导的新四军一支队，当时新四军授予林西“尉官”军衔，担任民运干事等工作。林西的弟弟也在他的影响下，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牺牲。

　　1938年春，林西22岁，新四军要派干部到延安学习，林西被派往延安。到延安后，林西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天调到抗大总校训练部任政治助理员。

　　1939年冬，林西调入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任干事，在部长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下管干部工作。1940年，兼任军委机关党总支副书记，分管办公厅、作战部、俄文学校、美军观察组等；1945年5月，还兼任军委直属锄奸保卫委员会常务委员，负责军委各局保卫工作。在延安期间，他结识了1938年16岁就从香港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女学生聖罗拔（原名陆慕莲，“文化大革命”时改名陆坚），他们于1943年在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延安杨家岭共结连理，生有一儿一女。林西给女儿取名和平，给儿子取名民主，饱含了他对革命未来的无限期盼和向往。

　　1947年3月，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陕北，企图围剿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主席指挥下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延安保卫战。中央决定一部分干部战略转移，林西任干部大队大队长，负责带领干部赴革命根据地太行山。1947年5月至1948年初，林西受命参加处理高树勋邯郸起义后改编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

　　1948年5月，林西重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秘书科科长，兼任一室组织工作研究员。直至北平和平解放，随总政机关进入北平。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林西在中央军委总政机关工作长达10年，有幸在不少中央军委高层干部的领导下工作过，如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刘少奇、杨尚昆、王稼祥、谭政、傅钟等。这些领导人的行事作风，人品学识，使林西受益匪浅。

　　1949年8月，叶剑英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南下江西赣州组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林西被总政治部点名随叶剑英南下，任华南分局办公厅主任，另兼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干部调配委员会副主任、华南分局调干委员会委员。当时广州虽解放，但两广其他地区仍在继续清剿国民党残敌，面临巩固新政权、剿匪、土改、解放海南岛等大量工作，都是通过华南分局办公厅上传下达，内调外联，分局机关的保卫工作涉及方方面面，十分复杂、繁忙。

　　建国初的广州，战争创伤随处可见，被炸毁的海珠桥，烧毁的南方大厦残垣，四处可见的流浪者，满目疮痍的市容。虽然经济条件很差，但新政府必须承担百废待兴的责任。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林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广州城市建设中。1951年，令林西最关注的一个建设，就是现在广州文化公园的旧址。那时是一处被日军炸毁的废墟，面积约四万平方米。为了繁荣经济，华南分局决定在这片废墟上办一次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由林西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这是林西初涉建筑工程的工作，开始有机会接触很多专业知识分子。他组织了12位建筑专家，研讨方案，建成了一组庞大的、单层展览建筑群及展出场地。大会结束后，这场地闲置荒芜下来。当时林西觉得很可惜，新中国也该有新的文化设施，不如改建成一个能提高人文素质，兼科普教育、休闲娱乐于一体，又适宜一家老少都可去的场所。

　　他的建议得到分局领导支持，林西积极组织实施。为了力求节省，设计师们均因地制宜，利用原有展览会的建筑加以改造。改建后有水族馆、农业馆、热带植物馆、地矿馆等，另有旱冰场、露天演义场、棋类竞技场、室内小剧场等，还安装了孩子们喜欢的旋转木马、飞机、风车，俨然是一个中国游乐园的雏形。不过它却比美国沃尔特？迪斯尼先生1955年正式开建的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还早了三四年。

　　1952年1月，一些人借全国“三反”运动之名，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把林西作为批判的主要代表人物，大会小会残酷批斗，在《南方日报》上宣布撤销林西的全部职务。最后，处理林西的意见，虽呈报中央却未得到批复。林西被隔离审查数月同年6月被调去组建现在的广东省交际处，行政九级降至十二级。林西曾在延安长期做干部工作，熟知处理干部的程序，但面对意想不到的局势，无可奈何，坦然处之。

　　新中国成立后，橡胶一直是西方国家封锁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禁运战略物资。气候适宜的海南岛解放后，促使中共中央决定：要想办法解决种植天然橡胶树的问题。叶剑英受命兼任1951年11月初成立的华南垦殖局局长，此时林西便被调到华南垦殖局任办公厅主任，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筹建处副主任，当时主任是李嘉人。

　　1953年2月初，李嘉人和林西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彭光钦教授等一行科技人员，加入筹建位于广州沙面的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彭光钦任筹建处副主任，他是中美庚子赔款“清华学校”派赴美国留学生之一，曾从事研究天然橡胶多年，并取得可喜成果。国民党政权溃退台湾时，他是7位被蒋介石点名要带往台湾的重庆著名科技界人士之一，他拒绝前往，藏身重庆。他后来是国家首届聘任的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

　　林西和彭光钦教授一起深入荒凉的海南岛，在条件差、物质缺、困难多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细致而艰巨的调研工作，为后来建立垦殖大军、攻克大面积橡胶树种植奠定了基础。他们共度三年艰难时光，这是林西继“展览交流大会”后，又一次有机会接触到彭光钦那样在中国屈指可数的高级知识分子。林西欣赏他的科学敬业态度，敬佩他的爱国情操，他们后来成为互信互敬的朋友，也更深一层奠定了林西为官几十年尊重知识、爱惜人才的作风。

　　1955年，已近40岁的林西，准备调往国务院外交部工作。临行前，当时任广州市长的朱光向省委提出，希望将林西留下，参与组建广州的中苏友好大厦工程。林西因此担任了“苏捷展览馆”副主任、主任，并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十一级。该中苏友好大厦后来改扩建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1956年至1966年，林西先后在广州市政府任正、副秘书长和副市长等职。他在陶铸、朱光、曾生等领导下，具体执行实施领导层的方针，走过了广州城建辉煌的十年。林西总是遵循“从不懂，到学习，成专长”的逻辑发展轨迹，他善解领导意图，勇于实践，事必躬亲，是个想方设法创造性完成任务的人。林西全力落实广州珠江水上居民上岸居住，贯彻了党的为民政策。他组织整治交通道路，扩宽东风路、环市路，建成全国第一座广州大北立交桥，完成了扩建白云国际机场，新建广州流花火车客运站等市政项目。

　　1956年党中央发出“绿化祖国”的号召，林西倡议成立全国第一个广州市绿化工作委员会，并亲自主持“绿委”工作，他抽调了40多位工程技术人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全市绿化规划布局。并通过“绿委”制定出管理法规，如古树要挂牌保护；砍、移树木要经“绿委”批准；砍一株，最少补种成活三株；立碑保护“广州之肺”的白云山林场等管理细则。当时广州建立起有史以来罕有的“求绿”、“爱绿”的良好社会风尚。城市绿化覆盖率达28.3％，行道树由建国前的5200株，到1966年增至为56万多株；公园由4座增到18座，面积扩大了20多倍。越秀山、白云山、麓湖、流花湖、荔湾湖、东湖等都得到扩建、整治和保护。

　　林西在广州生活数年，常看见广州人喜种花卉的习俗，尤其春节前后，四处都有不少散落的个体卖花档叫卖。他便想到是否由政府牵头办个春节花市，利用花市可以更好地发展悠久的广州花卉文化传统。1957年林西积极倡导，组办了首届“广州春节花市”。此后他还不断要求广州园林局在全面绿化基础上，做到一年四季让老百姓都能看到花。1959年朱德、董必武、谢觉哉、陈毅、郭沫若等国家领导人先后参观花市并赋诗词。至今广州的春节花市依然年复一年繁荣昌盛，广州“花城”的美名也由此渐渐流传。

　　1958年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在广州筹建，林西兼任筹委会秘书长，做了大量细致的指导工作。他要求技术设计人员“地处华南，要有自己的特色，草要平，水要稳，林要疏密高低层次，室内外融合，显示自然美，显示野趣，这是岭南派特点，不要硬搬苏州园林的小巧玲珑，西方园林过分的人工造作”。林西从划地到拨款，从园林设计到施工建筑，无不亲自过问。他常对干部说：“华南植物园虽然隶属中国科学院，但她地处广州，她种的每一株树，建的每一个区，都是广州绿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她引种驯化的科研成果，也多为华南地区，特别是广东省、广州市利用，所以应该尽力关心支持她的建设和发展。”现在的华南植物园早已成国家的名胜风景，享誉中外。

　　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刚过，林西倡议发动群众评选“羊城新八景”，以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他想通过美好的河山，让人民群众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心。这是一个好点子，但是当时有同事担心，在肚子还吃不饱的情况下，会招来异议。由于出自于公心，团结了一批骨干力量，成立了广东园林学会，广造舆论，他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得到社会上的好评。

　　60年代初的广州城建队伍，在全国大城市中还处弱势。林西深感建筑工程、园林绿化没有一个配套的技术班底不行，他不拘一格，广聚人才，深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建立一支建筑设计、工程施工、园林配套的技术队伍。正是这支队伍不负众望，使广州城市建设跃上枝头。60年代中国建筑学会评出的全国优秀建筑创作奖，广州占三分之一，被同行业尊称为“广派”。

　　广州还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园林建筑诞生于那个年代。除广州老百姓喜闻乐见，也曾得到不少中央领导的赞赏。如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陈毅外长等中央首长选定进行重要外事活动的地点“白云山庄”、“双溪别墅”；邓小平改革开放后来白云山，欣赏有加的“三叠泉”；罗瑞卿总参谋长赞赏的园林幽雅、外型明快美观的“友谊剧院”；深得朱德委员长喜爱，让人流连忘返的“兰圃”；受到周恩来总理称赞，花钱不多又实用的爱群大厦扩建工程等。这些景观处处都留下林西热爱园林建筑的脚印，无处不彰显着林西睿智构图的痕迹。

　　林西极为反对建筑设计“千篇一律”，鼓励设计师们“创新思考”，“一件好作品不要怕被人咒骂”，“要能问心无愧，不要但求无过”。1965年初夏，在他极力敦促下，申办了广州城建学校（现广州城建大学的前身）。他还提出要让已有建树的设计人员兼职授课，强调广州要培养自己有岭南特色、学之以用的城建专门人才，他诚挚地希望广州的园林建筑人才源远不断，后继有人。

　　这十年，是林西年富力强奉献工作的十年，也是他尽职尽力付出心血的十年。

　　1966年5月后，林西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被作为广东省、广州市城建系统“封资修”代表，大会小会层层批判。他被戴高帽，挂黑牌，低头作飞机，拉出去游街，遭受“造反派”拳打脚踢，皮鞭凌厉。被关禁闭数月，还被“造反派”拖到越秀山体育场大型批斗会台上批斗。尽管如此，林西仍尽力保护工程设计人员，由自己承担莫须有的罪名。寒窗酷暑，时光蹉跎，林西就在“牛棚”、“五七劳动干校”度过那段令人深省的岁月。

　　1967年秋，周恩来总理派身边的工作人员到广州查找林西下落，并派干部实地了解和调查林西的问题和处境。直到1970年有一天，广州军区的一辆吉普车将林西从五七干校“牛棚”接走，从此他被借调到当时是中央保密的南湖工程任总顾问。

　　1971年仍是文化大革命延续的年代，林西恢复工作，任广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兼生产组城建办主任。那时国务院决定在广州兴建一组外贸工程，立项包括中苏友好大厦改扩建为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白云宾馆、友谊商店、流花宾馆的北楼及南楼、矿泉别墅、东方宾馆西楼。工程筹建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国务院外贸部副部长陈树福、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庞立牍和刚刚恢复工作的林西组成。

　　这组外贸工程历时不到五年全部完成，工程获得国务院、建工总局的好评。李先念副总理称赞这些工程：体现了“多、快、好、省”。这些建筑，分别获多项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创作奖”，国家建工总局的“优秀设计奖”，“优秀建筑设计奖”。并载入《中国现代建筑史》史册，被称之为“南国奇秀”。

　　1978年，霍英东等香港知名人士及财团来国内考察。霍英东先生与广东省政府达成意向，希望在广州投资建一个宾馆。林西亲自带霍先生看了他推荐的三处地点，霍先生选了其中沙面的白鹅潭地段，他并提出希望与广州市共同合建白天鹅宾馆。

　　合建白天鹅宾馆，是由霍英东先生出资，中方只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条件合作，林西还提出由中方自行设计、施工和经营管理。这一构思当时在省、市政府无先例可循，无样板可看，产生不少非议，怕搞不好又会受批判。林西及时将情况向当时的省、市主要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作了详细汇报，得到他们坚定的支持。

　　林西请广州著名建筑设计师佘峻南和莫伯治承担白天鹅宾馆的建筑和园林设计。因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牛棚”封闭了很久，林西提出让他们出国考察，却受到很多反对意见，怕他们一去不返等说法。林西坚持“设计是百年大计”，力排众议，并保证：“如果他们不回来，就撤我职”，他不惜用自己的乌纱帽来保这两位设计大师出国成行。

　　佘峻南和莫伯治总设计师风尘仆仆如期归国，全心全力投入白天鹅宾馆的设计。林西还将“文化大革命”中已流散各处的有才干工程人员、技术干部陆续调回广州，安排工作。他重新将建筑、园林设计和施工人才扭成一股蓬勃的力量。佘峻南作为总设计师，多年后都一直感念林西爱才，爱建筑，是共产党的好“伯乐”，才使他有一个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大舞台。

　　如今白天鹅宾馆优雅写意的外形，多少人在为她讴歌，她成为广州市的骄傲。她荣获“国家工程组织”、“建筑施工”、“建筑设计”三项金奖。被评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中国建筑学会“优秀建筑设计奖”。其酒店管理水平进入世界第一流旅馆组织LHW，成为旗下第一家中国成员。总设计师佘峻南和莫伯治的优异成绩亦获得国家建筑部门的肯定，他们后来都被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81年，迈入65岁的林西任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兼市政府党组书记，主持广州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同年，他被聘为中国建筑学会园林绿化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广东园林学会理事长。

　　1982年初，胡耀邦总书记拨乱反正，在全国范围内为许多老干部洗冤平反，胡耀邦总书记在延安时曾与林西共事近8年，他很了解林西，信任林西的作为。在他的关心努力下，1982年初，促使省委将林西的行政级别恢复到1952年他被华南分局撤职前所定的九级。

　　1983年，联邦德国政府邀请中国参加十年一次的“国际园艺展”。这是个重大的国际性园艺盛会，被看作国家之间的园艺比赛。国家城建总局委托广州园林局设计和承建，参展园林定名“芳华园”。这是广州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性园林展。林西十分重视，责无旁贷担起决策的责任。

　　在林西的具体策划下，“芳华园”的设计方案，得到国家城建总局“百分之百地满意”。“芳华园”是中国首次在世界上亮相的露天园林，其观赏效果轰动欧洲。当地媒体纷纷赞扬：“中国的芳华园是园艺展中的一颗明珠”。艺展评委会设三枚金质大奖章，“芳华园”竟荣获两枚。园艺展亦使广州园林名声远播，之后不少中国驻外使领馆，邀请广州派园林建筑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出国帮忙。

　　1985年，林西退居二线，任广州市顾委会副主任兼中国园林学会顾问。

　　1993年3月26日，林西病逝于广州，终年77岁。

　　林西一生追求理想，淡泊名利，轻薄荣华。他的人品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誉和敬重，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职权官位，而是他具有的人格魅力。他用毕生实践，履行了自己“做官要为民，做官要爱民”的诺言。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