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节摄于济南。左起：母亲凌惠云、伟平、父亲罗克明与伟林。

　　受革命启蒙立终生志向

　　罗克明1920年2月出生于广州市，1932年秋入读广州市培正中学。他对日军的侵华野心和暴行极为愤慨，当年就参加了广州学生反日大游行。1936年罗克明入读广东省一中（现广东广雅中学）。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极端的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面对国家的内忧外患，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何在。他在省一中就读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国青年抗日同盟，在组织内负责编辑出版《时事批判》等进步刊物。由于他喜欢研究哲学，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同学们称他为“哲学家”。在此期间他读了《共产党宣言》和《左派幼稚病》等一批进步理论书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

　　1937年11月，罗克明和周益宽及周奋等10位进步同学几经周折经武汉、郑州和西安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入读抗日军政大学，被编入第三期三大队第八队学习。抗大毕业后又转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在延安的前后两年的学习为罗克明打下了较为坚实的革命理论基础，同时也使他更加牢固地树立起终身为人民谋福祉的志向。他说，这段经历一生受益，对自己60多年的革命工作影响深刻。

　　1938年2月，罗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1939年11月，他被分配到华中解放区工作。他随同刘少奇同志前往河南新兴县，同行的有刘瑞龙、曹荻秋和潘琪等人。途中刘少奇对罗克明讲，你们马列主义学院出来的是革命的“母鸡”，以后要不断地生革命的“鸡蛋”。从此，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还是在和平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罗克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关心群众疾苦律己严而待人宽

　　在罗克明心目中，共产党的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于为人民谋利益。关心干部和群众的疾苦，个人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服从人民利益，律己严而待人宽，是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必备的品格。

　　1949年底，罗克明随大军南下到广西平南县，任首届中共平南县委书记兼县长，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当时广西土匪猖獗，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我基层和农会干部，形势十分险恶。罗克明把儿子托付给在广州的老母亲，做好了夫妻同为革命牺牲的准备。1950年秋，正是剿匪的关键时刻，六陈区副区长、老八路王明贵同志病了。因六陈区没有医院，罗克明马上打电话与梧州地委联系请求协助解决医院床位，并嘱咐区长蒙一平同志一定要派干部护理，注意路上安全。蒙一平同志率一个班武装护送，路上击退遭遇的土匪，将王明贵安全送到武林赴梧州的船上。

　　从1958年至1964年，罗克明在肇庆地委工作，任地委第一书记。当时老同志云广英被指“右倾”受到冲击，有一段时期曾在高要县大湾公社蹲点。其时正值经济困难，物资极端匮乏。罗克明设法买了点红糖送给云老补充营养，还特意跟下面的同志打招呼，让他们不时安排车子送云老回广州休息。罗克明有时候下乡带回来几只鸡蛋，也要问问有哪位同志身体不好，让人送去。罗克明很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他1998年回肇庆探望80多岁的当年的炊事员刘炳，还送了人民币1000元给老刘帮补家庭生活。

　　罗克明处处考虑群众利益，对同志尽力关怀照顾，但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罗克明夫妇在建国前生养了4个儿子，由于战争时期环境恶劣，老大出生仅几个月就被托给江苏泗洪的一家老乡寄养，直到5岁多才领回来。老二出生不久就因病夭折。老三也是托付给老乡，后来死在逃荒的路上。想到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个人一点牺牲算不了什么，罗克明很少对别人提及这段历史。

　　50年代初，罗克明担任东江地委组织部长，妻子凌惠元任博罗县委副书记。一次地委负责人梁威林找罗克明商量，打算调一位东江的老同志担任博罗县委副书记，同时将凌惠元提为正书记。罗克明考虑到该老同志是广东人，熟悉本地情况，又是男同志，担任正职更有利工作的开展，遂安排该同志担任博罗县委正书记，凌仍为副书记。后来省委负责人得知此事，说这样的事只有罗克明同志能做出来。罗克明和妻子是数十年的战友和伴侣，一生相互扶持相互关心。妻子晚年患了精神方面的疾病，罗克明宽容隐忍，设法访医寻药。直至自己病重时，罗克明还亲自将妻子的药包好，叮嘱家人按时用药。

　　实事求是追求真理

　　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罗克明经历了多次政治斗争和运动。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刚正不阿，是他的政治原则。

　　曾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杜导正同志，在《我是怎样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文中提及，“1959年夏，我到高要县去，与地委书记罗克明有过一次谈话，我们俩很熟。罗说，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没有讲客观规律。我同意他的意见。”应该说，能在当时的环境下说出实话是很不容易的。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唯恐天下不乱，在接见群众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儿子很不理解，去问罗克明。当年曾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与江青同班学习的罗克明立即拉下脸来，低声回道，“江青算什么？”

　　当时，也曾有人建议罗克明站出来支持某一派群众，可以进入领导班子。罗克明不同意，认为两派群众都是革命群众，领导干部不能为私利做出任何不利于团结的事情。罗克明身居领导岗位，工作任劳任怨，讲话和写文章均亲自动手写稿而不假手他人。谦虚谨慎，艰苦朴素，淡泊声名，从不计较个人的待遇和位置，是他一贯的作风。

　　罗克明建国初期在广西平南县任书记兼县长期间，对前解放军桂中支队第十大队在平南的艰苦的革命斗争给以充分肯定，大胆使用当地干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建立基层人民政权，并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当时百废待兴，县政府经费十分紧张。为减轻人民负担，罗克明坚持步行下基层，暂时不买自行车。他下乡不吃中灶伙食，同志们很受感动，请他按规定吃中灶，他笑着说，同大家一起吃大灶也很好呀！1951年夏他调广东工作，临行前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只备每人清茶一杯。广西平南知名人士刘振威（中国楹联学会理事、广东楹联学会副主席）在《闲吟楹帖选》一书中有《赠罗克明同志》联：“两年施德政，四十载忆深情”。文中提及“罗公克明…随解放军入桂，首任中共平南县委书记兼县长，年未满三十，主持党政，井井有条，诸如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安定民生，经济建设，百废俱兴，为县中干群所共仰。”

　　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原主任周德光在《缅怀赖仲元》一书中，提及省委党校原副校长赖仲元对罗克明1978年在省党校任第一副校长时的工作的评价：罗克明的领导具体，既抓住主要矛盾，统管全局，又对全面各个局部了如指掌，作风平易近人，显示其出色的领导才能，令人心悦诚服。但罗克明从不居功自傲。1997年家乡东莞市要编写《东莞英才录》，主编张磊同志要到广州采访罗克明，罗克明谢绝了。后来罗克明清明回乡扫墓见到张磊，说：我不是什么英才，只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过去几十年如果工作有一点成绩的话，应该记在党的功劳簿上。如果真的要写我，倒应该写建国后这几十年来的教训，太深刻了。“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写工作中的失误，就是一面镜子，使同志们吸取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更出色些，这不是使党更伟大，国家更繁荣，民族更富强，人民更幸福么？事后罗克明只邮寄了一份《罗克明简历》给张磊同志。

　　萦怀天下走人生

　　罗克明1985年退居二线工作，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仍然十分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他从建国后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他关注民生，勤于做社会调查，甚至在乘出租车时也不忘和司机聊上几句。他关心国际大势，不忘了解外部世界的情况。他应邀到许多单位和企业去讲学，结合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和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探讨中国的改革路向，为改革开放政策摇旗呐喊。他的讲学理论联系实际，有数据，有例证，很受欢迎。

　　1997年底，罗克明夫妇到澳大利亚探亲旅游。在澳停留的一个多月期间，一尘不染的蓝天，花园式的城市，井井有条的市政建设和管理，以及当地人民的友善热情，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观赏异国风光，罗克明把这次出游当作一次社会调查的好机会。他参观了农场、牧场、港口和码头，走访了7户人家，参观过华人教堂的礼拜活动，到医院探望了一位因车祸受伤住院的亲戚，详细了解当地人们的收入、住房、医疗、税收、福利以及政府的移民政策等情况。他一直在思考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中有哪些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回国后，罗克明写了一篇旅澳见闻，着重从经济、文化和社会形态等方面对澳大利亚的情况作了介绍和分析，并将该文寄给几位老同志阅。曾与罗克明1940年在江苏省怀远县共事的老战友、建国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和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汪冰石同志阅该文后颇有感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我们走在大路上》一书中“怀念罗克明同志”一节里写道：“在我接触的离休老同志中，离休以后，仍然继续坚持钻研政治、经济形势问题和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无出乎其右者。人虽离休，但他的思想很活跃！……一个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利用出国旅游的机会，不忘记调查研究国外的情况，这种精神何等可贵！”

　　今天，在回顾罗克明的人生足迹的时候，我们感到欣慰，父辈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在起飞，人民生活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罗克明的榜样给我们启迪和力量，鼓舞着我们为实现炎黄子孙振兴中华的梦想继续奋斗。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