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留学投身学运钟明，生于广东惠阳县一个中产家庭。父辈们对其抱有很大期望，要他报读香港大学，毕业后拟再送他到英国剑桥、牛津大学深造，将来主管家业。然而他拒绝了父辈的安排，逐步走上了为祖国和人民解放事业终生奋斗的人生道路。

　　他16岁时，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组织成立青年进步团体晨钟社，并任社长。吸收了一批学生、工人和社会青年为社员，开展体育、歌咏、读书、郊游和组织工人夜校等活动，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第二年他又秘密参加了以邹韬奋为首七君子组织的香港抗日救国会，后又组织秘密的香港学生救国会，任会长；同时参加了香港各界救国联合会任执委，在那里，他找到了共产党。1936年11月，由吴有恒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学生支部书记，负责开展青年运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发起组织香港学生赈济会（简称学赈会）。该会成立翌日，已任中共香港工委、市委青年部长的他作为课余社、少年之友等爱国组织的代表，主动参加学赈会的会议，与发起人李政耀紧密合作，并让团结在其周围的学生青年都参加了学赈会，同各校代表和积极分子一起，在发动全港学生宣传抗战、筹募捐款支援前线、组织青年回国服务团回国服务等各方面活动都作出很大成绩，获得很高声誉。学赈会是香港抗日救国学生的联合会，同时也成为团结非常广泛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组织。钟明是群众公认的学赈会创始人之一。

　　奔赴延安“七大”培育

　　1939年下半年，粤东南特委酝酿决定成立中共香港市委，通知钟明拟出任香港市委书记。11月，在韶关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出席中共“七大”香港区党的候补代表，并让他迅速做好准备北上。

　　由广东“七大”代表古大存、区梦觉、朱荣、方华、唐初和香港“七大”代表吴有恒、周小鼎、何潮、周才、钟明10人组成的广东代表团于1939年12月底从韶关出发，启程北上。后在安徽泾县又与浙江、广西、湖南、江西等9个地区的“七大”代表汇合组成由古大存任团长和书记的南方各省代表团，继续前往延安。他们巧渡长江、汶口突围，两过平汉铁路，连闯五道封锁线，一路上多次遭受敌伪袭击，跨越11个省，行程万里，整整走了一年，在新四军、八路军掩护下无一伤亡，于1940年12月26日下午全部安全到达延安。对于这段经历，他写到：“在这一年里，我们经过了许多游击区和老解放区，听到了陈毅、刘少奇、彭德怀等领导人的报告；经受住困难和危险的考验，扩大了我们的政治视野，特别是一路上看到各地区党的负责人实事求是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一切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好作风，艰苦奋斗排除万难的精神，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钟明先后在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高级党校一部学习，经常能听到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报告。投入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开荒挑水上山种瓜豆交公粮。他还回忆说：“我们几个‘老广’，用生产得来的钱买狗杀会餐改善生活，居然把我到延安后几年治不好的冻疮治好了！”

　　万里赴延安，参加“七大”，有几件事使他得到很大启发教育：在赴延途中听了和到延安后学习了刘少奇有关华北经验及白区群众工作的报告，解决了如何善于处理公开与秘密工作的问题，为他后来在指导地下党斗争时审时度势，采取有时放手进攻，有时坚决撤退等策略，提供了党的方针政策依据。

　　通过在赴延途中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及参加延安整风学习《论党内斗争》，又经过审干从“抢救运动”到甄别复查的实际斗争考验，解决了两大思想问题：一是每位党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的决定，不能自己认为不正确就不执行，但可以把意见向组织反映，或在执行中尽量减少损失。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革命利益的大方向，相信党是能够自身纠正错误的。这一认识，成为他处理党内矛盾斗争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为以后冷静对待历次运动有了思想准备。二是使他从一度背着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思想包袱重压下解放出来，增添了他通过革命实践、不断学习和加强自我修养，努力成为成熟的革命者的希望，建立了信心。

　　在赴延经沂蒙山区汶口突围中，他与卫生员为了取回药箱，离开了队伍，身陷敌包围，后经老乡帮助才脱险。他们安全归队，团里的同志都惊喜万分，团长充分肯定了他们的负责精神，同时又指出：“药物丢了可以买回，如半途牺牲，就不能完成身负党代表的重任，凡事要分清大小轻重，不能因小失大。”此事，使其认识到共产党员要懂得顾全大局，同时还亲身感受到抗日军民鱼水情，党一切依靠群众的好传统不能丢；也深深体会到革命队伍中同志间的战友情。

　　在赴延途经山西，有一次在驻地院子里，有的同志捡了成熟掉在地上的柿子吃，彭德怀老总把大家狠狠批评了一顿：“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立下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掉在地上的也是老百姓的东西么，为什么要拿来吃？”“吃了的就赔钱。”彭总给他上了一堂“共产党人必须时刻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活生生的政治课。

　　钟明在《党的七大教育我成长》文中写道：“回忆起当年参加七大，往事如潮，心涛澎湃，我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七大的教育在我一生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坚定了我的革命理想，增强了我的革命信心，锻炼了我的革命意志，使我在复杂的革命历程中经受住了对敌斗争的锻炼，党内斗争考验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权钱交易的诱惑，从一个很不成熟的革命者坚持作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

　　周密部署无一损失

　　1946年5月，根据党中央决定，他与吴有恒等4名广东代表经上海秘密返香港，为适应形势变化，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撤销广州市委，改设广州特派员（市委书记），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因吴有恒身份暴露撤回香港，改派钟明到广州任特派员，领导地下党对敌斗争。

　　1946年夏，蒋介石公开撕毁了停战协定，全面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7月他到任，即与中共广州组织陈翔南、李国霖、余美庆等同志研究，认为当前首先要千方百计粉碎敌人妄图对革命力量“杀尽灭绝”的阴谋，使组织免受破坏。为此，根据我党在蒋管区工作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具体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组织形式和斗争策略。他曾给家人讲过，当时他以其叔父的大华保险公司总经理的身份参加各种活动。有一次在晚宴上，国民党政府机关一官员对其大讲共产党近期活动的情况，却未想到地下党的领导人竟在他面前！

　　在党组织站稳了脚跟、赢得时间后，到了1947年，他便部署重新发展、组织对敌斗争：一是建立多种党的秘密外围组织。1947年3月成立了“爱国民主协会”，后改为“地下学联”，当广州学运站稳脚跟后，党又决定依靠“学联”到工农群众基层发展了“工协”、“教协”、“经协”、“妇联”、“解放军之友”等5个秘密组织，总共约2000多名成员，其中地下学联约1300人。这些秘密外围组织在革命斗争中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在群众中起到骨干核心作用，为党发展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有部分同志建国后成为省、市领导。二是依靠广大群众有理有利有节的指导斗争原则，胜利地领导了几次大规模公开合法的群众斗争、粉碎了敌人两次大逮捕阴谋，为配合解放军解放广州做了各方面的部署准备。

　　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地下党没有损失一位同志，党领导的核心组织没有混进一个坏人，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叛徒。

　　政历坎坷坦然无怨

　　建国后，钟明的政治经历曾“四落四起”：广州解放初，他已任广州市委副书记，1950年9月从苏联参观学习回来改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后，由于他对解放战争时期广州地下党组织的看法与当时中南局组织部个别负责人有严重分歧，1953年3月调任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56年3月重新安排任市委书记后兼监委书记；1957年冬在广州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受处分，被撤销市委书记、市监委书记职务，下放广州协同和机器厂任党委书记；1961年又调回市政府任常务副市长、党组副书记。1966年5月后“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成“走资派”；1968年2月出任市革委会常委，1972年后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1979年又在省委整风中受批判调离市委，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省人大常委会成立后，1980年任省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对坎坷的政历，他很坦然地说：“当时有些问题的处理，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不要太计较个人的名誉待遇，对党问心无愧就可以了。”在任何场合，他从没有因为受处分发“牢骚”埋怨组织；当家人提及当年对其实施审查降职、处分撤职的领导时，他亦没讲过怨恨之言，一样尊重。

　　2001年他被中央批准为正省长级。他说对这种待遇并不计较，在政治经历中，自己曾“四落四起”，1980年中央已对地方主义问题平反，现在给予这种待遇，是对自己的一生献身革命事业的肯定，对此实在很感谢党和人民。

　　在他快将离休时，画家关山月赠送了一幅“梅花图”给他，寓意其为党的事业，不惧挫折，不计名位；做人要有梅花那种“傲霜雪”、“不争春”、“丛中笑”之高尚品格。

　　务实立法依法办事

　　1980年钟明到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后，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坚真的委托，主持省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他作为主持日常工作又相对年轻的副主任，经常主动征求其他副主任的意见，善于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改进常委会工作。李坚真主任曾称赞他这位助手当得好，为她减轻了压力。

　　他主持省五届人大常委会日常工作期间，兼任了法制委员会主任。制定地方性法规是省人大常委会一个重要职责。1980年广东省又建立了深圳、珠海和汕头三个经济特区，急需法律法规来引导和规范特区建设。他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加快了经济特区立法。1981年省人大所通过的6项法规决议，有4项是特区的。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土地暂行规定》，在有人认为“这不成了解放前的租界？”的议论下，他和其他领导顶住压力，从实际出发，突破禁区，审议批准了这一法规，把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开来，实行土地有偿使用，这在全国是首创的；从而使外商消除了顾虑，纷至沓来在深圳投资设厂，推进了深圳特区建设。

　　担任省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他有一段时间分管选举工作。有个县选举县长时，不是按照全体代表过半数通过的规定，在只有到会代表过半数通过的情况下，即宣布县长当选有效。他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建议召开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讨论研究这一违法事件后，宣布该县选举的县长无效，要依法重新进行选举，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好评和支持。

　　艰苦从政正派谦和

　　钟明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以及处事为人，一直很注意发扬党艰苦奋斗、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努力按照党的要求，老实做事、正派做人。

　　他生活俭朴。家里所有的桌凳、书柜、沙发等基本上都是50年代所用的旧家具。有一次，他儿子原来所在的空调机厂的老同事为其安装空调，看到后很感慨地说：“省领导的家这么简朴，还不如厂里的司机家靓！”有人觉得他似有点“寒酸”，他却以俭朴为荣，怡然自得。儿子曾想为家重新装修，他不同意：“现在已很好，没有必要搞得那么华丽”。他穿的西装、皮鞋半新半旧，一穿就10多年。儿子在香港买了一些衣服、皮鞋给他，他就放起来，舍不得穿。他离休后，担任群众团体领导活动多，但他在余闲时间总是侍奉老伴，经常上街买菜，搞好家庭生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他工作、学习勤奋，很多工作都亲力亲为自己动手。他的讲话报告很多都亲自起草，在家几天几夜伏案写稿准备，很少要秘书代笔。直到晚年他仍然坚持“老有所学”，与时俱进。每天坚持阅读３～４份报纸、杂志，并认真剪报分题集贴；且经常看书学习，看电视新闻和剧集、ＤＶＤ新电影片。所以与其谈话讨论问题，仍常见解新颖，使人启发得益。近80岁时，他表示要学用电脑，以便可以上网更多了解信息和学习，并请人为其装好，后因癌症复发病重，未能如愿。

　　他为人正派。在与人的关系上，从来不搞“小圈子”、找“靠山”，保持正常的同志、战友、上下级关系。儿子曾与其议论起干部队伍“埋堆”、“跟人”的风气时，他讲“党的事业要靠五湖四海的人努力，不能只靠几个山头”。还引用诸葛亮的话说，做人要“不卑不亢，不骄不谄”。并告诫儿子“要靠自己的德才，来取得组织和群众信任”。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从不会出于私心，带着个人目的去整人；却为在反地方主义中受错误处理的方方、朱光等同志，在中央派人了解情况时讲实情，说公道话。

　　他谦虚谨慎。从不摆架子，很注意尊重人。在家里也不讲自己对革命有什么贡献之类的话。有的新科技问题，还主动向子孙请教。在他去世前一个月，秘书和他唠家常时流露出钦佩他的高尚品格，他却叮嘱秘书在他走了以后不要写文章赞扬他。

　　在他患癌症住院期间，曾有护士对探望他的儿子讲：“钟主任待人很好，很好相处，我们为他打吊针入针不好时，从来不骂人，也不叫痛，还和气地讲不要紧，让我们重新入针，真是难得！”

　　廉洁奉公律己守规

　　建国后，钟明大多数时间在广州市和广东省的领导岗位，都始终坚持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执政为民，克己奉公，清廉自律，遵纪循规。

　　他从不利用职权谋私利，也严格要求家属不能利用他的名义谋私利。大儿子小学毕业时，要报考广雅中学，他那时分管市文教工作，但明确对儿子讲：“我不会为你入校讲话、写条子，你要靠自己去考。”他从来没有为家人亲属谋官，利用其社会关系为家人亲属经商谋利。有的亲属埋怨其“不关照自己人”，他说：“封建官僚曾国藩尚能做到一不敛财，二不福荫子孙，难道共产党领导干部就不应该做到？”

　　他有两个儿子。“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初，大儿子应征入伍参军后，按规定可让小儿子不上山下乡，但他分管该项工作，以身作则，将小儿子送到海南岛农场务农。后小儿子得了精神病，才由组织调回广州，经多次进院治疗不愈，在住院10多年后于1998年2月病逝。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参与广州东方宾馆改造的某港商，曾是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在“学赈会”的战友，送了3台彩电给他，他自己一台都没有要，全部转送到市委会议室、教师进修学院等单位。

　　他到基层调研视察时，基层干部有时赠送“土特产”，他都要求秘书按价付钱。有一次回南海西樵镇，镇干部知道他的夫人是西樵人，在临走时，要赠送西樵生产的丝蚊帐给他，他立即让秘书去付钱。西樵的同志说：“你是我们西樵的女婿，我们是送给大姐的。”但他坚持让秘书付了钱才开车离开。

　　1991年5月，他从省顾委副主任的岗位上一退下来，就请秘书帮他办理离休手续。秘书说：“那么快办干吗？不少省级干部退下来都没有办离休手续。”他说：“党员干部要自觉地执行中央关于离退休规定，从岗位上退下来了，就要办理离退休手续。”同年7月秘书便帮他办好了离休手续，他是广东省省级干部办理离退休手续较早的人之一。

　　思前想后老有所为

　　他离休后，有人曾询问他经常关心什么事时，他说：“我经常思前想后。”“思前想后”什么呢？原来“思前”，就是经常考虑当时领导地下党斗争时，特别是领导爱国民主运动时，至今还有什么需要解决、落实的遗留问题。在职时，他已积极促进解决了广州及梧州“地下学联”成员关于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问题。离休后，他参与广东省青运史研究会工作，领着一批同志千方百计搜集资料，编纂抗日时期香港救亡的史料；配合广州党史研究室提供广州地下党史资料，撰写回忆录。病发逝世前的那天上午，还与梁柯平作为青运史料谈其参加香港学运的经历。

　　“想后”，就是他非常关心在新时代、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把下一代青少年努力培养成党的事业可靠接班人的问题。他被推选为“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协会”会长后，亲自上门邀请鲁阳出任副会长。他首先关心和致力的是把“关协”和关工委的组织建立发展起来。原来80年代的关心青少年成长研究会只有少数团体和成员参加，他加紧领导大家把关协组织扩大到不仅有省直单位而且有广州市和省内的团体和个人参加。广为聘请省市老领导参加关协工作，带领一些同志到基层、到学校调查研究，作讲演；拟定工作计划，总结工作经验。从1995年到1998年，为了培养老区建设人才，他倡议在五华县扶助14名贫困大学生，每年扶助1000元直至毕业为止，作为试点，以点带面开展工作，带头并积极发动会员助学捐款。

　　为了让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得到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省广大老同志的关心和重视，在他领导的“关协”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获得省委的批准，终于在省“关协”的基础上，于2000年1月成立了广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由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若任主任，其任第二主任。从此，广东省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上得到全面的崭新发展。

　　在家里，他非常关心孙辈的成长。在他离休时，正值自己的一对孙女孙子入读华附初中。当发现孙子缺乏努力目标、沉迷于电脑游戏时，便写字句给他：“人是不能长久生活在空虚状态中的，如果他不能朝着某一方向成长的话，他并不仅仅是停滞不前，因为那长期禁锢的潜能将转化为病态与绝望，并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破坏性行为。”当孙女上大学学习数学科遇到困难时，写字句鼓励她“坚定信心，不卑不懈，再接再厉，完成学业。”在她将到英国留学读硕士之际，又写字句告诫她：“作为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要奋发学习，体现中国人的尊严和向上精神，又要不卑不亢，主动团结外国同学，广交朋友，将来学成回国，力促事业有成，回报祖国，服务人民，把个人价值体现于社会价值之中，做一个堂堂正正、有益于人民、无愧于国家的人。”

　　晚年，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把教育下一代作为我一生最后的革命事业，坚持到最后一息，使我在人生长河中不负初衷，终生无愧。”

　　离休前后，画家黄志坚送给他一幅“红棉图”画，题为《老树繁花》；书法家卢有光送他一帧杜牧《山行》字书，其诗中最后一句“霜叶红于二月花”，那都正是他晚年的写照！

　　2003年1月7日，钟明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在告别会上发放的《钟明同志生平》介绍中写道：“钟明同志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由一名进步学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领导干部。”这就是他走过的人生道路。

　　在他逝世后，罗彦群和刘军同志写了一幅悼念他的挽联：“与祖国共安危，与人民同甘苦，秉公办事，赤胆忠心留青史；为学运作领导，为青年树楷模，廉洁从政，两袖清风映山河”。该挽联是恰切地反映了他高风亮节的一生写照。钟明的一生，为党和祖国人民的事业作了无私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没有给儿孙留下多少物质遗产，却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