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彭湃（左二）与何香凝等合影
破指血书志救国
1896年10月，彭湃出生于广东省海丰县海城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1914年彭湃就读海丰中学。他喜欢阅读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刊，崇拜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朗读文天祥的爱国名篇《正气歌》。1916年在辛亥革命思想影响下，彭湃与进步同学组织“群进会”，经常议论国事。1917年春天，彭湃东渡日本留学，预科补习一年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就读于政治经济科。他曾对友人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将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早稻田大学教授中有许多著名的进步学者，是传播社会主义诸学说的阵地之一。在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彭湃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学说和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
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彭湃和留日学生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彭湃参与发起留日学生召开国耻纪念大会，日本警方武力镇压中国学生，彭湃被打伤。他悲愤交加，咬破手指写下血书“毋忘国耻”。隔海的彭湃将这四个血写的大字寄回海丰学生联合会，激励了家乡青年的爱国热情。
同年9月，彭湃参加了早稻田大学的进步教师、学生发起组织的“建设者同盟”。这一组织的宗旨，主要是开展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重点研究农民问题。彭湃参加了该组织支持农民反对地主、要求减租、保证农民耕种权利的一次法庭斗争；还参加了这一组织对一个县的佃农纠纷的实际调查等农民运动实践活动，加深了对农民的了解与同情。
1920年10月，彭湃等发起组织“赤心社”，还参加国际性的进步团体“可思母”俱乐部。在探讨和实践中，彭湃开始认识到：“人类之痛苦是由于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所谓富者良田万顷，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阶级之悬殊，使少数人享福而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因此，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背叛家庭建农会
1921年夏天，彭湃学成毕业。回国后，彭湃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盟会”，积极在报刊发表文章抨击私有财产制度的罪恶，主张破坏“现社会”和旧制度，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制度。1922年春，彭湃秘密组织了“赤心小组”，出版《赤心周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年，时任海丰教育局长的彭湃，因组织学生举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集会和游行，遭海丰豪绅地主的反对和告状，被反动县长撤职。为表达自己与旧世界决裂的决心，彭湃于6月2日在《赤心周刊》上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的文章。接着，又发表《告农民的话》，并指出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他写了一首题为《我》的小诗：“这里是帝王乡，谁敢高唱革命歌？哦，原来就是我。”从那时起，彭湃即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态度，积极融入苦难深重的农民中去。
1922年6月，彭湃到海丰县赤山约农村去宣传。起初，他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讲的是“斯文话”。农民一看，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于是对他避而不理，一连几天都如此。彭湃终于发现，自己的心虽然同农民连在一起，但从穿戴到语言却与他们格格不入。于是他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泞小路到村间和农民谈家常、交朋友，还到地里帮农民拔草、车水，或到农民家里帮助舂米，一边劳动，一边谈心，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他用海丰方言编了《田仔骂田公》的童谣，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罪恶，批判了“天命论”。彭湃还带着留声机到最多群众往来的海城天后庙前的大榕树下，播放唱片。当群众聚拢过来时，他就站起来演说。日夜奔忙，彭湃日渐消瘦了，皮肤变黑了，农民群众对彭湃却更亲近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和发动，彭湃发现有5位农友觉悟提高较快，遂邀请他们座谈，共同的理想把六颗火热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当即决定组织“六人农会”。由此开始，彭湃运用农会组织，领导农民向地主斗争，农会本身也调和了农民内部的矛盾。仅两个月时间，农会会员发展到500多户、2000多人，分布在赤山约的28个乡村。1922年10月21日，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彭湃起草了章程和宣言。
彭湃的行动受到家庭的激烈反对，家里人想尽办法对彭湃的行为进行阻挠。可一切都无济于事，最终，彭湃的大哥提出分家，他不能白白地养着一个“大逆不道”的弟弟，并眼睁睁看着他用家里的财产救济穷人，还组织农民反对自己。1922年11月，彭湃兄弟分家。时适彭家门口龙舌埔演戏，各乡农民多来看戏。彭湃早有准备，拿着自己分到的一捆田契走上戏台，高声宣布：“彭家的田不是彭家的，是农民兄弟劳动的成果！”说罢宣读每张田契的地点、亩数和佃户姓名，念毕当众烧毁。并庄严宣布：从今日起，他分家所得的那份田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台下的农民沸腾了，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地说：“彭湃出身大地主家庭，为革命能舍弃一切，我们农民为自己的解放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呢！”彭湃以自己的行动启发了农民，在农民心中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翌日，彭湃烧自家田契的义举传遍海陆丰，农民争先恐后加入农会。
从此，彭湃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成了家庭真正的叛逆者，他和妻子蔡素屏自食其力，过着俭朴的生活，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农民运动中。正因为如此，彭湃赢得了农民的无限热爱和信赖。
领导农运扭乾坤
彭湃采取农会的组织形式，在农村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
随着形势的发展，海丰县总农会于1923年元旦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彭湃起草的农会章程。他提出了总农会的奋斗纲领：“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总农会的任务是：“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大会还通过了彭湃设计的农会旗。到5月间，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任会长。7月，“惠州农民联合会”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为执行委员长。在彭湃的领导下，农会当时实际上形成了“农村政权的雏形”。
在彭湃的组织下，农会领导农民向剥削阶级展开了一系列的经济、政治斗争。在赤山约农会成立前后，彭湃领导农民进行了一些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斗争：对地主开展了“同盟非耕”，以反抗地主对农民任意实行“加租”、“易佃”；打击城市恶霸土豪的敲诈勒索，取消了无理的“粪船捐”、“码头捐”。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对农民提出“减租、取消‘三下盖’、取消‘伙头鸡’、‘伙头鸭’、取消‘伙头钱米’、不给陋规与警察”的口号，把矛头直接指向地主阶级及其工具——警察。1923年5月，农会领导农民反对地主串通法院扣押农民的斗争取得胜利；同年7月，针对海丰农村发生严重风灾水祸、农产品基本失收的状况，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提出“至多三成交租，如无租可还者只可免交”。这些斗争，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迫使其不得不对农民作出一些让步。此外，彭湃还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最高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运动不能仅停留在经济斗争上，还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海丰总农会成立后不久，彭湃就主张：“海丰农会所采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
在领导农民进行斗争的同时，彭湃也深刻认识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他以农会名义为农民群众办社会公益事业，为农民谋福利，在农村掀起了一场革除陋习的社会革命。在教育上，当时海丰全县的教育经费的80%取自农民，而全县农民中会写自己名字的却不到20%.农会便成立农民学校，办“农民教育”。农民教育即给农民以现实的教育：“专教农民会记数，不为地主所骗，会写信，会珠算，会写食料及农具的名字，会出来办农会”。农会负责请教师，指定校舍。学生读书不用钱，学校经费由建立农民学校的乡村指定相当耕地作为学田，由学校向地主批耕，种子肥料由农会出钱，农具、牛力、人工则由入学学生的父兄合理负担。所收粮食，除还地主田租外，其余的作为学校经费和先生的薪金。这方法实行后不到一个月，就成立了10多所农民学校，夜校也有数间，由农会教育部指挥和监督，“与教育绝缘的农村儿童，有500多人得入学校读书了”。在卫生工作上，海丰总农会办起了农民医药房。凡农会会员看病，无论门诊外诊，凭会员证不收诊费，药费仅收一半，其余半价由农会或其他捐助补充。此外，农会“养用马两匹，以备医生紧急之用而省病家的轿费”。农会还组建了仲裁部，为会员调解纠纷。农会的仲裁部勉励部员：“我辈应当牺牲私人的利益和健康，替弱者奋斗！这是我们义务之所当尽的！”“一切会员拿来的酬谢礼物，是我会的违禁品，极耻辱的东西！”于是，不论婚姻、命案等，远近农民一有争执，都愿到农会仲裁部要求解决。农会还成立了济丧会，为丧者办新式葬礼。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不仅席卷整个粤东地区，而且带动了广东全省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兴起，为1925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的胜利和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至诚至爱唤农友
红场前的彭湃塑像。彭湃是一位出色的群众工作者和天才的演说家，语言极富煽动力和凝聚力。当时的海丰农民大部分没受过多少教育，往往把所受的压迫理解为“命中注定的”，不懂得要通过革命去获得解放的道理。彭湃就把这些革命道理用通俗的土话表达出来，以唤醒和教育农民。他讲的每一句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如他向农民讲解马克思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就这样说：“全世界约十五万万人，其中分为两种：一种发财人——资本家、地主，一种是穷苦人——工人、农民。这两种究竟哪一种多？……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但是无钱的人，不愿受他的欺负，起来反抗他，这就叫做阶级斗争。”彭湃还常用图画、诗歌、魔术、戏剧等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以革命的内容，教育不识字的农民。他把革命道理和农民的疾苦，用海丰方言编成歌谣教儿童们唱。如《农民兄弟真凄凉》：“山歌一唱闹嚷嚷，农民兄弟真凄凉！早晨食碗番薯粥，夜晚食碗番薯汤。半饥半饱饿断肠，住间厝仔无有梁。搭起两间草寮屋，七穿八漏透月光。”这些歌谣深刻揭露了地主阶级的罪恶，在海丰流传甚广，连乡村的小孩都会唱。
彭湃喜欢画画，他曾为《赤心周刊》画了一幅封面图案：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上。画面上端，书写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画面下端，挣断了的锁链一节节散落下来。这幅画号召人们团结起来砸烂旧世界的锁链，这是彭湃用画笔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精彩范例。彭湃同时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创作者和表演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曾组织和演出过反日话剧《朝鲜亡国恨》。从事农民运动后，在1923年3月3日海丰县新年同乐会上，彭湃出演了话剧《二斗租》的主角。他那充满感情的演出，使农民深受感动，就连上了年纪的老农看了，也忍不住流下眼泪。
彭湃“头脑永远像一个火炉”。他对工农像火一样充满热情，温暖着贫苦人民的心，照亮着他们前进的道路。为了激发农友的斗志和信心，他在讲演中勾勒出一幅未来美好的图画，使人无限向往。他说：“从此以后，我们若能把一切的反革命派杀得清清楚楚，把一切田契租簿烧掉，明年便可分配土地，后年便可从外国买大机器来耕，大后年便可于各乡村建设电灯、自来水、娱乐场、学校、图书馆！不过这种目的，能够达到达不到，全看我们工农兵团结的力量怎样办了！”不仅如此，他还善于用比喻的方法，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地诠释出来。有一次，彭湃给学生上《蝗虫与稻》一课，讲到蝗虫对水稻的危害时，比喻说：“蝗虫好比地主，水稻好比工农，水稻不能得到茂盛的生长，是遭蝗虫所害；工农生活如此困苦，则是遭地主剥削所致。农夫要使水稻生长茂盛，必须消灭蝗虫；工农群众要过幸福的生活，必须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消灭剥削制度。”
彭湃高超的讲演水平，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不但发动了农民，甚至连一些反动分子也深为感染。有一次，彭湃在香港西营盘一个广场发表演说，他向群众讲解组织农会的重要性及农会被解散的经过。听众均为报告所感动，他们虽收入低微，生活艰苦，也还是纷纷解囊捐款支持农民运动。甚至一位港英政府派来监视的暗差听后，竟对彭湃说：“早不知是彭先生来做演说，故我们来看看。以后彭先生要讲话，我们当为关照。”
开创农运新局面
1924年春，彭湃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后，国共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彭湃为农民部秘书。根据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为了发展工农运动，经共产党建议，国民党决定举办“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所由农民部主管，委派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设在广州越秀南路的惠州会馆，学员共38人，都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各地选派来的先进分子。彭湃亲自给学员讲课，分析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状况，介绍海陆丰的农运经验。此后，彭湃还担任过第五届农讲所主任。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在武汉开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是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重要成员。他向学员讲授《东江农民生活状况及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并根据切身体会，提出“要吃苦，忠诚勇敢，受党的指导”等十二条作为农民运动应注意之事。
彭湃经过数年的实践，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曾亲自为他审稿。周恩来为该书题写书名：《海丰农民运动》。该书是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专著，它的发表和出版，对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全国农民运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正如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丛刊》的序言中指出：彭湃同志这篇著作及其他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材料，“乃本书最精粹部分”，“它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它又使我们懂得中国农民运动的性质”，因而规定为农讲所学员的必读教材。
彭湃根据党的指示，1924年夏以中央农民部秘书的身份，多次到广宁、花县指导开展农民运动。当时，竹乡广宁被列为全省农民运动的第一个重点县，当地农民积极靠近农会组织，而反动的地主势力也十分顽固，他们仇视农民运动，寻机对农会进行武装袭击，致使广宁农运受到严重摧残。彭湃以特派员的身份到广宁，与广宁籍共产党员周其鉴等一起领导农民进行减租斗争。
由于反动势力在广宁一时甚嚣尘上，有些胆小的农民被地主的谣言吓住，不敢参加农会。彭湃一到广宁就去面见县长李济源，要求他为农会立案。谁知李济源根本不把中央农民部的特派员放在眼里，不理不睬，这反而更激起彭湃为广宁农会立案的决心。他借鉴海陆丰的经验，根据广宁农运面临的实际情况，提议农会继续下大力气开展宣传发动工作。彭湃在宣传工作方面有着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带头深入到群众中去，与农会人员一起翻山越岭、走村串巷，日夜不停地向农民进行演说，禾洞、荷木咀、石咀、江屯、潭布等地农民群众聚集的地方，随时可看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的声音。
彭湃的宣传总是一针见血。他宣传耕田亏本：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还不够还租填债，有人还要卖儿卖女用来顶债，以生动的事实引起农民经济斗争的观念；他宣传寡不能敌众：告诉农民不要因为穷而害怕富人，只要团结起来就不怕富人欺负，以此引发农民阶级斗争的观念；他宣传种种反抗地主劣绅的手段：提醒大家要经常在一起聚会讨论，共同商议斗争的办法。
广泛的宣传很快造就了声势，收到了效果，不到10天时间，农民们都自觉向农会靠拢，他们觉得农会反抗地主劣绅的宣传很有道理，大家决心团结起来，与地主豪绅进行减租斗争。两个星期后，广宁农会会员由4000多户增加到7000多户。同时，省署宣布免去李济源广宁县县长职务。
创建红色苏维埃
广宁减租斗争取得胜利后，彭湃赶赴东征前线，协助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彭湃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往于广州、汕头、海丰等地参加各种活动。1927年3月，彭湃和陈延年、苏兆征等一起前往武汉工作，他和毛泽东、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共同担负起领导全国农民运动的重任。由于彭湃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杰出成就，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刚刚形成的革命运动转入低潮，整个中华大地处在白色恐怖之中。8月1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前敌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彭湃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身任东江工农自卫军总指挥的彭湃带领起义军从潮汕撤退。流沙会议后，为保存革命力量，根据党的指示前往香港。
1927年4月、9月海丰农民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又于10月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终于夺取政权，党立即派遣彭湃回海丰领导筹建工农兵苏维埃。11月中旬，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建立。彭湃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他号召海陆丰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坚决镇压地主豪绅的反抗。随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开展了一系列巩固新生政权的工作，提出四条分配土地的标准，颁布“关于没收土地”的命令，收缴地主的田契、租簿，并集中加以焚烧。截至1928年2月底，据中共海丰、陆丰两县县委报告，海丰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完毕，陆丰没收、分配的土地也占全县土地总数的40%.在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这面旗帜的带领下，东江许多县都开展了土地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狠狠打击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得到最广大农民的拥护。
为了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彭湃着手建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大后方，并指示苏维埃政府节俭，把粮食、油料、物资、器械等等运到大后方去。还办了兵工厂、印刷厂、被服厂、红军医院和粮食仓库等。
1928年1月底，彭湃率红四师向陆丰县东面挺进。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陆丰全县的反动武装被消灭。接着，彭湃率领红四师继续向惠来、普宁、潮阳挺进，开辟了大南山红色区域，与海陆惠紫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海陆丰苏维埃的存在和发展引起国民党军阀的极大恐慌，他们纠集反动力量对新生的苏维埃进行围剿。最终因敌强我弱，坚持了4个月斗争的苏维埃政权失败了。苏维埃政权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影响及意义却十分深远。海陆丰土地革命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彭湃是广东几千万农民的领袖。他曾领导海陆丰几万农民，开始中国农民反抗地主剥削的革命斗争，他曾指导着全广东几千万农民不断地反抗一切地主阶级残酷的榨压；他曾亲身领导东江海陆丰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创立苏维埃政权。他并参加南昌暴动。他早已深入全国广大劳苦群众的心中，成为广大群众最爱护的领袖。谁不知广东有彭湃；谁不知彭湃是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一切反革命派污蔑他是杀人放火的凶犯，但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尤其是几万万农民群众却深深知道他是他们最好的领袖，是土地革命的忠实领导者！”这段刊登在1929年9月第四十三期《红旗》上的话，是当时党中央领导人之一、也是彭湃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撰写的，对彭湃光辉而战斗的一生给予了最好总结，也是对彭湃伟大人格的最好评价。
浩然正气荡浦江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湃因事没有参加大会，但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秋冬，彭湃奉党中央指示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从珠江到长江，又到黄浦江，彭湃把农运的火种播撒在大江南北。1929年8月24日下午，彭湃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由于叛徒告密，被帝国主义工部局巡捕逮捕。
彭湃被捕的当晚，周恩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设法营救。但营救未遂。彭湃等人被关押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审讯前，敌人派一认得彭湃的叛徒出场指认。彭湃见身份已暴露，便决定进行公开的斗争。他把敌人的法庭当作讲坛，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慷慨陈词讲述自己投身革命的经历，批驳敌人对他的种种污蔑，法庭成了控诉敌人罪行的讲坛。审讯进行了四五个小时，敌人毫无所获，只好收场。
虽然身陷囹圄，彭湃却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狱中难友作宣传，向看守做争取教育工作。在彭湃的感召下，一些敌卫兵终于成了彭湃与监外联系的“交通员”。8月30日清晨，他与难友杨殷向党中央写了第一封信，向党组织汇报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以及对策。敌人对彭湃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用铁杠把彭湃两个膝盖压得血肉模糊，血流满地，不能行走，被抬回牢房。任凭敌人百般摧残，彭湃坚如磐石，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彭湃受尽酷刑，浑身是伤，可他没有忘记坚持革命宣传，常高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鼓舞难友们的斗志。守狱的敌人士兵无不为之感叹。
蒋介石下令要立即杀害彭湃的消息传出，难友们悲痛欲绝，他却安慰难友们说：“这是意料中的事，你们要坚持斗争到底，让共产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彭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怀着无限忠诚，给党中央写了最后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冠生（周恩来的代号）暨家中老少：我等此次被白（叛徒白鑫，作者注）害，已是无法挽救。……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表示了自己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和奋斗到底的坚强信念，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8月30日下午，监狱的大门被打开，彭湃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国民党士兵作了最后的演说，他与战友们高唱着《国际歌》，呼喊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引得一般士兵及狱犯都痛哭失声，甚至看守所员工都为之掩面。
彭湃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了，年仅33岁。8月31日，中共中央为彭湃等同志的英勇牺牲发出《告人民书》，对彭湃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彭湃遇难的消息传到海陆丰，当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彭湃等人遇害后，周恩来亲自下令中央特科：一定要严惩出卖彭湃的叛徒白鑫。经过缜密侦察，11月11日傍晚，在叛徒白鑫准备动身逃离上海之时，被我人员击毙。第二天，上海各家报纸都详细登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这一消息轰动了整个上海滩。这次行动为死难的烈士报了仇，也狠刹了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
彭湃在革命生涯中一直植根于农村，唤醒、组织农民去抗争，为着农民的阶级利益而奋斗，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导师和朋友。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他身上那些闪烁着光芒的人格魅力和伟大精神。
（原载《父辈的足迹》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编 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6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