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发生前常说：“你不把谷子撒在地上，怎望它长出芽来。”他的一生，正是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播撒于中华大地的一生。1996年的金秋时节，中国国家原主席杨尚昆在北京的寓所里会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他回顾过去峥嵘岁月，缅怀赴汤蹈火的先烈时，高度评价了邓发同志，并欣然题写了“播撒幸福的人——邓发”。
1906年3月7日，邓发出生在广东省云浮县（今云浮市）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邓发刚读完初小就由于家贫而被迫辍学。他告别父母，离开家乡到广州打工谋生。在广州邓发有幸认识了常常来往于省港两地的工人领袖苏兆征。在苏兆征的教育引导下，15岁的邓发对黑暗的社会开始有了一些认识。不久，他到香港，经苏兆征介绍加入了海员工会，从此与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2年1月，苏兆征等领导香港海员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员罢工。邓发就是这次罢工的活跃分子，第一次经受了有组织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25年6月，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爆发。邓发被选入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工人纠察队担任领导工作，开始显示他的领导才能。他以其出色的表现，成为海员工人队伍中“最光亮的楷模之一”。同年10月，邓发由苏兆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从此立下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的志向。
1926年，邓发积极参加支援北伐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邓发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兼第五区副指挥，身先士卒，带领工人与敌人浴血奋战。1928年，他转移到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经常来往于香港、广州两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努力恢复被敌人破坏的党和工会组织，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开展各种合法的、非法的斗争。
邓发在香港、广州领导党的地下斗争过程中，接受中央特科的指示，挑起建立香港特科的使命。在周恩来同志创建的中央特科领导下，邓发创造性地开展秘密斗争，不仅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也培养锻炼了他秘密斗争的技艺和本领。在险恶的环境下，他临危不惧，沉着应变，机智地与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为党收集情报、惩处叛徒、营救被捕同志、组织秘密会议、保卫党组织安全的许多任务。他曾经在光天化日下与反动派鹰犬决斗过；曾经在数重侦探的跟踪之下，将他们抛开，顺利脱身；曾经在帝国主义警察厅正对面的房子里，安心地开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发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利用自己学到的“炭画”技艺，带着画“炭相”的工具，带上一副平光眼镜，装成下乡给人画“炭相”的样子，赶回家乡。当敌人遇到邓发时，只见他手上拿着画笔，正静静地为一个小孩画像，还以为他真是一位画家，根本没想到他就是要追捕的邓发！
邓发出色地领导着香港秘密战线的斗争。敌人对他恨之入骨，曾悬赏花红5万大洋买他的人头。敌人的花招落空了，而邓发更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1931年7月，邓发从闽粤赣苏区来到赣南苏区的瑞金，接替王稼祥同志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朱德8人组成新的苏区中央局。11月，在瑞金叶坪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发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1日，毛泽东签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任命邓发为新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年仅25岁的他肩负起保卫和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及保卫党中央的重任。邓发从全面组建保卫机构入手，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保卫局下属各部门负责人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一氓、欧阳毅等，都是具有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或特科干部。他们很多人长期从事安全保卫工作，有的后来成为新中国公安安全部门的领导人和骨干。
邓发还运用多年领导白区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各种有效手段训练苏区机要、警卫干部，制定和部署反特防奸等各项安全保卫措施。他把机要、保卫、警卫工作称为内线作战，要求大家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对党对革命事业绝对忠诚，并且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来加以约束和保证。他机智、勇敢、精明、干练，为保卫党中央、苏维埃和红军的内部安全，忘我工作，贡献了聪明才智。
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协助周恩来开辟了从白区到中央苏区的两条秘密交通线：一条从上海到汕头再到瑞金，另一条从厦门到福州，然后进入瑞金。交通线各个站的站长，都是政治保卫局的同志。1932年红军东征取得漳州战役胜利，缴获了价值100万元的财宝。党中央决定将50万元交苏维埃国家银行，50万元存秘密金库。选择存放地点、保护这批财产的任务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派了两名政治保卫局人员在石城县和瑞金交界的地方，找到一个老百姓存放红薯的地窖。两人化装成群众，在那里开了个小作坊，负责看守保卫。从1932年5月直到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两人没有离开一步，保障了资金的安全。
邓发当年在闽粤赣苏区任边区特委书记和在中央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期间，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也曾发生过“左”的偏差和失误。但他能够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正确的总结经验教训，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诚坦荡的高尚品质。
当年住在国家政治保卫局隔壁、曾任乡少共组织干事的谢奉山老人回忆：“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是个高个子，瘦瘦的，精明强干，办事雷厉风行。他很喜欢打篮球，投篮很准。常有派到白区的侦察员回来向他汇报工作。邓发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叶坪老村，向毛主席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那时候，政治保卫局很简陋，也很节俭，办公用的桌子、椅子、马灯都是向群众借的”。
在长征途中，邓发的职责和任务是既指挥部队行军打仗，又要严防敌人的袭击和破坏。由于党中央、军委及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机要保卫工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密的组织保证措施，所以尽管蒋介石屡屡派飞机侦察，派暗探刺探情报，欲破译红军的通讯密码，进行偷袭、暗杀等，但始终都没有得逞。
邓发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1936年4月，中央决定派邓发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苏联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以后的情况，以及中央的重大决策，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
6月初，邓发到达西安，与张学良进行了长时间的坦诚畅谈。张学良为他弄到甘肃省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委任其当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委任状。这样，邓发可以以合法身份进入甘肃省。往后再进入新疆，经迪化（今乌鲁木齐）赴莫斯科，就只能由邓发自己想办法了。6月12日，邓发以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身份到达敦煌。随后，党中央与他失去了联系。经多方寻找，直到9月才得到他的准确消息。原来，此时正值酷暑，戈壁沙漠气候十分恶劣，路途艰险，邓发孤身一人，时常风餐露宿，招致生病，又因缺医少药，行至甘肃边境，病情加重。
中央得知情况后，曾指示有关同志通知邓发返回西安。但邓发并没有返回西安。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此行他肩负的任务实在太重要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两年了，正急于了解红军长征以及到达陕北以后的情况。待身体略为好转，他又继续只身前行。
当时盛世才是新疆的“土皇帝”，不准一般汉族人进入新疆，共产党人进疆更是难上加难。邓发为了进疆，想了很多办法。他打听到，兰州有个戏班子应盛世才邀请，要去新疆演出。于是他化装成一个失业游民，恳求戏班子老板说，自己要到新疆去找亲戚，又没门路，希望能与戏班子一起进疆。他自荐能干活不怕累，会喂牲口能做饭，不要工钱，有饭吃就行。戏班老板一想，这是个不赔钱的事，就收留了他。
邓发牵着骆驼，一路跋涉。经凉州（武威市），过甘州（张掖市），到肃州（酒泉市），进入新疆，到达迪化（乌鲁木齐市）。两年后，他对妻子陈慧清讲述这段旅途时，只轻描淡写地说“很艰难”就过去了。那是怎样的“艰难”呢？当时那段路交通极为不便，沙漠戈壁相连，地广人稀，又值酷暑，白天头顶烈日，脚踩热土，如置身火海，焦渴难忍；入夜露宿山野，无以遮蔽，如卧冰毡，瑟缩难眠。他就这样跟随戏班子，从敦煌出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徒步走了近两个月才到达迪化。
邓发不知道迪化苏联总领事馆的地址，又不便打听。只好一条路、一条路地寻找，晚上就睡在公园里。终于在南梁找到了苏联总领事馆。他因没介绍信和任何证件，门卫不让他进去。此时一位在邓发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时见过他的同志从领事馆出来，认出了邓发，才得以相认。很快，邓发就乘飞机去莫斯科了。
邓发只身一人奇迹般地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及时、准确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艰巨任务，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从此，中共中央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他为党立了一大功劳。
在莫斯科，邓发工作之余，就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他在梁广的帮助下，还接受了莫斯科列宁大学的邀请去演讲。他向大学师生们介绍中国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情况，以及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还不时讲马列主义哲学。他的演讲，不仅理论阐释清晰、事例生动，且充满激情，赢得学生们的热烈掌声。这对他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邓发把演讲所得的报酬绝大部分送给了困难的同志和交了党费，自己买了一部照相机。这不仅是因为他热爱生活，更是因为他需要有一个工具，可以把自己接触过的战友、亲人、普通民众，用这部相机收聚起来，作为历史的见证留给后人。事实上，他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他生前短短几年所拍摄的大量照片，现在都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他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从苏联搞到几十万米的胶卷，送到延安，用它记录下中国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记录下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时期重大的历史活动。
1937年12月，邓发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月，成为中共中央七大筹备委员会的25名委员之一。
邓发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新疆。1937年9月，他从苏联回国，接替陈云同志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并负责领导原红军西路军总支队（新兵营）的工作。随着全国抗战的爆发，新疆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系和国际援助物资供应的主要通道之一。
为了保证这条通道的畅通，邓发按照党中央指示，积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利用当时新疆地方盛世才标榜实行联共、反帝、亲苏等“六大政策”的有利条件，坚持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他根据盛世才的请求，向党中央建议，从延安先后选派了13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各地工作。他安排共产党员担任《新疆日报》报社的社长和编辑，利用报纸书刊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
他选派黄火青同志到新疆各族民众反帝联合会担任秘书长，通过该会多次成功地发动和领导了新疆城乡的募捐活动。新疆各族人民曾经捐出几万件皮大衣和一大批药材运往延安。到1938年9月，共募捐现金24.1亿两（合大洋60多万元），并用此款购买了10架战斗机，送往抗日前线。
他还推荐共产党员林基路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派遣李云扬、朱旦华、张奋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新疆学院任教，为抗战和革命事业培养人才。
经请示党中央同意，他将从延安去莫斯科治病路过新疆的毛泽民同志留在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经过毛泽民同志一年多的整顿治理，新疆财政经济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
他还组织西路军总支队广大指战员学习汽车、炮兵、装甲兵、无线电、空军等军事兵种技术，并领导建立了人民军队第一支航空队。邓发在新疆工作整两年，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我党与苏联联系的这条重要的国际通道一直畅通无阻，新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抗日后方基地。他在建设新疆、培养干部、积蓄力量、支援抗战等方面，都创立了显著的功勋。
邓发在对盛世才做好统战工作的同时，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其判断力、把握力十分准确。他认为盛世才是投机地利用共产党来巩固与扩展他个人的势力，绝非真的爱国和抗日。1939年夏，中共中央调邓发返回延安工作。临行前，邓发和接任的陈潭秋研究新疆工作时，他以其对敌斗争的敏锐触觉，果断地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短短三句话，穿透了盛世才的骨髓！后来盛世才果然叛变了革命，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同志，将支援新疆工作的100多位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小孩关押了五年之久。
邓发回到延安后，党中央委任他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一直到1943年。在党校工作期间，他忠于职守，认真负责，为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不论是教学工作，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后勤工作，他都亲自过问，仔细安排。他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学校的管理员或工友呢！当校长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工作很忙，但他还亲自负责为党校的学员讲授《党的建设》和《职工运动史》等课程。他结合自己青年时代从事工运工作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经验，理论联系实际，讲课内容深刻具体，材料丰富，事例生动，深入浅出，很受学员欢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他努力贯彻中央精神，使中央党校的教学与整风相适应。1942年2月，他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报告指出，理论与实践一致，克服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力求从实际出发，学习掌握理论方法，是党校教育的新方针。这条新方针和其他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对于党校的思想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1940年初，邓发兼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1943年3月起，兼任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书记。他坚决贯彻党的以生产为中心的工会工作方针，组织制定正确的劳动政策，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明确提出职工会应当成为民主政权的有力支柱。他关于新民主主义工业建设和工人运动的主张，对根据地开展工业建设和职工运动起了积极作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以埋头苦干，推动了边区大生产运动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会工作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支援了抗日前线。
1945年2月，邓发被推选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同年9月，他作为中国解放区80万名工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他以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的身份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介绍中国解放区工人的组织、生产、斗争、活动等情况，提出了战后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八项主张。令与会各国代表耳目一新，并得到他们的重视和热烈支持。他还提出解放区职工会加入中国劳动协会的要求，并被批准。他的发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加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从而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国际上的地位。由此，他当选为世界职工联合会理事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他又在国民党统制区的上海、重庆等地，为中国工会组织的统一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奔走忙碌。
1945年9月，中国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会代表团团长，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领导人朱学范。邓发作为解放区工会的唯一代表参加大会。过去，我们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统称“黄色工会”，我们解放区的工会称作“赤色工会”。邓发利用与朱学范在巴黎一起开会的机会，做朱学范的工作，使解放区的工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会统一起来，并把朱学范也争取过来了。1946年1月，邓发回国后，在上海、重庆等地向工人和各界人士介绍世界职工代表大会的情况，畅谈巴黎之行，畅谈中国工人运动的美好前景。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充满无限的希望，他为争取中国光明的未来而加紧工作。
然而，无情的灾祸却突然降临。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乘飞机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飞机在山西兴县境内的黑茶山遇浓雾撞山坠毁，机上人员不幸全部罹难。噩耗传到延安，犹如晴天霹雳在人们心头炸响，悲痛万分……
当时，中央领导为“四？八”烈士题词。毛泽东题“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周恩来题“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原载《父辈的足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