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大存1897年4月24日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优行村。十六七岁时就积极参加反对清朝所遗留的旧制运动，使他有更多机会和贫苦农民结合在一起。1920~1924年，他就读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积极参加党的活动，接受了一个月的短期培训，通过五华青年同志会、同乡会，对五华打石工人和五华农民开展宣传工作。不久，根据周恩来（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安排，受党的派遣，参加国民党东征军战地政治宣传队工作并担任队长，带领宣传队号召群众、组织群众支援东征军。尔后，奉党的指示，古大存回广州开展码头工会工作，不久又被派回五华搞农民运动。国民党第二次东征军到五华时，被派往东征军开展工作。10月下旬，第二次东征军在古大存率领的农军协助下，大胜陈炯明五华守军，俘敌五六千人，缴枪5000多支，大炮6门，敌军难再与我军对抗。

　　1925年七八月间，古大存在上山十约建立了90个乡农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击溃陈炯明叛军，击毙敌参谋长陈铭勋。当时五华几个大地主纠集全县地主成立“资本团”，囤积了大量粮食，却不在五华境内出售，企图用饥饿来威胁农民的斗争。古大存组织农民自卫军拦截运粮出口的船只。国民党派一个团到河口，想夺去被扣地主运粮船。双方隔岸对峙，剑拔弩张。在农会力量的震慑下，最后被截的800多船粮食，一半归农会没收，一半由县政府收买后转卖给农民。五华禁止粮食出口斗争取得的最后胜利，大大打击了地主的嚣张气焰，推动了减租斗争更顺利开展。1926年古大存协助国民党五华县党部改组，并任该党部的宣传委员。而此时，古大存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身份是中共五华特支组织委员、五华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长。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制造白色恐怖。五华国民党反动武装出动1000多人，突然包围正在横陂农会会所召开的农会代表会议。远近农民听到古大存被围，立即鸣锣吹号，一村传一村，数万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救援，对敌军形成了反包围。当时红旗满山，枪声四起，敌人见势不利，狼狈逃跑。这是东江人民在国民党反动派叛变后进行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以农民自卫军的胜利告终。1927年5月起，五华成立革命委员会，古大存先负责军事部工作，后任主席；继而任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广东工农革命军第七团队团队长。1928年初，古大存多次联络接应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转移到东江的部队，未联络上，但见到了彭湃，当面向他汇报了广东革命形势。古大存一直视彭湃为师为兄，彭湃送给古大存一把马刀，古大存当即赋诗一首：“殷殷刀上血，深深战友情。嘱托何凝重，敢不轻死生？”1928年5月起，因中共五华县委书记叛变，古大存任县委书记。国民党、地主反动武装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群众和农民武装力量进行疯狂、灭绝人性的报复。他们成立“灭古委员会”，“宁可枉杀一人，不可放过一人”，实行“烧、杀、抢”三光，掳掠奸淫，惨绝人寰。古大存带领60多位革命骨干，上八乡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组建党支部。同年7月就在九龙嶂成立了“五华、丰顺、梅县、兴宁、大埔五县暴动委员会”。在成立大会上，古大存被推选为书记。在古大存领导下，1928年7月成功组织领导了“畲坑暴动”。暴动成功后，根据东江特委的决定，在五县暴动委员会基础上，增加揭阳、潮安，组成“七县联委”，古大存任书记。彭湃壮烈牺牲后，古大存继续高举东江（粤东）农民运动、武装斗争的红旗。在1929年2月召开的中共五华县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古大存再次被选为县委书记。在同年6月召开的东江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古大存又被推选为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东江特委随后成立东江工农红军总指挥部，任命古大存为总指挥。1929年10月，古大存与毛泽东、朱德等七人联合发表了东江革命委员会《关于公布执行土地政纲的布告》。1929年10月朱德军长亲率红四军6000多人，从江西开进广东梅县、大埔一带，配合东江红军重创了国民党反动武装后，古大存在丰顺马图村会见了朱德军长。朱军长给东江特委留下一个连约150多人和120支枪，作为建立红军的骨干，并要求古大存将已有的农民武装整编为红军。根据中央和朱德的指示，东江特委决定组建红十一军，古大存任军长兼政委（后由吴炳泰任政委）。1930年5月1日，东江特委在八乡山滩下张屋坪召开东江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暨工农红军第十一军成立大会，会上宣布成立东江苏维埃政府。此时，东江地区已有15个县（另有资料称是19个县）建立了县苏维埃政府或县革命委员会，东江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周恩来、彭湃规划的革命目标“东江一片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阶段性的成功。

　　但是，后来“左”的“立三路线”严重损伤了东江革命武装力量。紧接着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恶劣的“王明路线”，更是断送了红十一军的命运。古大存被撤销军长、政委职并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还险些被杀害。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兵围剿打击，使八乡山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到1932年秋，大南山红军仅存80多人。古大存毅然顽强地高举起革命红旗，集合革命骨干成立东江红军第一路军，亲任总指挥，率领12名红军战士，突围到大北山的丰顺、梅县、揭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10月，东江红军发展到400多人。东江特委决定成立东江游击总队，由党中央派来的同志任总队长，古大存任政委。然而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集中18个师的力量围剿东江革命根据地。此时，东江特委书记的叛变，使这支刚刚喘过气来的革命队伍又遭到致命的打击。1935年3月，红军小分队经过浴血奋战，古大存率领17名战士杀出重围，离开丰顺转移到大埔县塘小里、陈坑、百侯、高陂一带。在群山莽莽的山区里，他们时时要钻木取火，挖野菜，住穴洞，过着野人般的生活。经过两年多不屈不挠的奋斗，这18名革命种子又发展、建立了13个地下党支部。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古大存一家先后有10人献出了生命，3次被烧毁住家。1935年是古大存参加革命后所面临的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身体健康也受到损害。正在这最危难的时刻，红军女战士曾史文毅然与古大存结为终身伴侣，为古大存分忧解难，给古大存增添了力量。

　　1939年11月，受省委委派，古大存作为广东省出席中共“七大”代表或候备代表，兼任两广、香港、湖南、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出席“七大”的代表共44人所组成的南方代表团团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率团步行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此行历时一年，于1940年12月16日全部安全抵达延安。古大存及时向党中央详尽地汇报了广东革命斗争的情况。1942年2月，古大存随高级学习组转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先是任一部学员党支部书记，后被任命为一部主任。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杨家岭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古大存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广东党在开展武装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古大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11月12日，古大存率领第三批赴东北工作的干部，从延安出发前往东北。因前进受阻，这批赴东北干部队伍，奉命在张家口待命。古大存抓紧时间与杨献珍一道，协助晋察冀中央局办起了党校。一直到翌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古大存带领干部队伍绕道内蒙古，继续往东北前进，于7月中旬抵达目的地齐齐哈尔。古大存被任命为中共西满分局常委兼秘书长，随后又任西满分局土改工作团团长，率队在肇州县搞土改试点。由于古大存坚定的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注意政策、区别对待、争取多数，因而土改试点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1947年9月，西满分局撤销。古大存调任东北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古大存领导组织部的工作人员把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使广大干部深深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东北行政委员会在沈阳成立，古大存被调任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长。在激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复杂困难情况下，他任劳任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东北地区的交通、邮电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根据叶剑英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古大存回广东工作。1949年9月，古大存以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任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华南代表组副组长。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古大存等为副主席。同时党中央任命古大存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副书记。11月8日，古大存从沈阳乘火车南下，12月3日下午到达广州赴任。

　　古大存协助叶帅主持省政府的日常工作。首先组建了各级基层政权机构和支前系统，抢修了粤北铁路，增辟了公路、航运，征集了大批运输工具，源源不绝的供应前方所必需的粮食、物资，保证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和沿海岛屿渡海作战的胜利。

　　在清匪反霸斗争中，他正确执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紧密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各地在反霸、退税、救灾中“检举土匪，打击恶霸”，“配合军队进剿”；还指示做好“说服教育土匪家属，争取土匪回来自新”，布置各级人民政府安置自新土匪的生活。经过8个多月的努力，消灭了广东境内匪特12.4万多人。

　　广东解放初期，全省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难民有100万人以上。为解救农村春荒，根据华南分局的决定，古大存组织发放救济粮3400多万斤，动员各级机关干部自觉节约口粮支援灾区；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减租减息、生产自救运动。在大、中城市则狠抓稳定物价，调整工商业，搞好圩镇工作等重要环节，促进了财政经济形势的好转。

　　在土改工作中，古大存亲自带队组织到惠阳、汕头、兴梅三个地区共14个县，通过实地调查，解决问题，总结经验，纠正“左”的偏向，为分局提供了正确指导运动的依据。他在主持省人民政府日常工作中，十分强调机关工作必须为搞好土改服务；省政府各直属部门都要研究、制订和执行支援土改的计划，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从建国初期开始，古大存就一直着手抓教育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建设工作。他一手促成了建国初期一大批工农干部参加补习学校学习，及时为巩固新生政权输送了大批既有革命经验、又提高了文化素质的人才；古大存主持省政府日常工作期间，广东迅速恢复了经济，稳定社会，顺利展开支前、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重要工作。1957年亲自主持了第一届广交会开幕式。

　　古大存坚定维护党的统一战线，倾心关怀、保护那些曾经帮助过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人士。建国后，彭湃母亲周凤老太太到广州，古大存都让妈妈接待、陪同；并为她解决赡养费问题。周凤老太太赴京开会，就派省民政厅女科长叶彬陪同前往。广东土改时，有人斗争周凤老太太，说她是“地主婆”，引起古大存极大愤慨。他驱车几百公里，亲赴彭湃家乡，及时加以制止，并向周老太太表示慰问。他还派省民政厅长领导接周老太太到广州安度晚年。1957年海丰举行“纪念海陆丰苏维埃卅周年”活动时，古大存亲自参加并讲话。

　　土改时，有一些农民到省政府，想揪李章达先生回他家乡东莞接受斗争、退租退押。古大存亲自出面接待这些农民，耐心和蔼地向他们讲历史、讲道理。古大存的话使农民们口服心服，连声道歉，当即撤离返回。

　　莫雄先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广州解放前已移居香港。叶剑英亲自写信给他，请他回广州工作。在土改、镇反、反右运动中，总有人想惩办莫雄先生。古大存向省委主要领导力陈莫雄曾多次帮助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帮助中央红军得以突破重围开始长征，对我党我军可谓功不可没。因而，在有人已批准枪毙莫雄情形下，保住了莫雄的性命。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古大存不顾自身已陷反“地方主义”的迫害之中，依然挺身而出，向省委主要领导、向省委统战部为莫雄据理力争，使莫雄没有被划为“右派”。

　　建国后，广东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当属“冯白驹、古大存反党联盟”一案。此案从发生到平反，历时30年，全省受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1957年12月古大存被扣上一顶“支持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罪名，被撤销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

　　1958年2月，古大存因为给李富春写了一封信，谈及自己被批评的“错误”有不合事实，情节出入颇大的，相信总可以取得谅解等。这些内容却被诬指为不服处分，进而加重对他的处分，当年4月就撤销他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1962年5月古大存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又被加了二大罪名：趁着当前党和国家出现某些困难，省委在总结工作经验教训的机会，要求复查；把对他的处分比喻为王明路线统治时期的党内斗争。用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上报中央，在10月6日召开全省科以上（含行政17级）干部千人大会进行批判。1962年古大存在陪同田汉同志一起看广东汉剧“齐王求将”后，曾同时各作一首诗。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后，这首诗又被拿出来，在中南局的刊物《中南通讯》上进行批判。在经受多次凌辱、诬陷、打击，古大存的身体已难于承受超越极限的摧残与迫害，终于在1966年11月4日，在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连续打击下含冤辞世。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精神鼓舞下，特别是胡耀邦、陈云等中央领导亲自过问、领导广东平反“地方主义”冤案的决心，古大存夫人曾史文多次面见到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同志，希望他能伸张正义，领导省委平反“地方主义”冤案。习仲勋同志冲破重重阻力，为“地方主义”冤案平反迈出了第一步——报请中央同意复查所谓反“地方主义”问题。年近七旬的曾史文，向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现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接向党中央、中央纪委申诉。曾史文的努力，艰难而又逐步地取得进展。

　　中共中央1983年2月9日发文：“中央同意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问题审理意见的报告》，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撤销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原处分的决定，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都是我党的老党员，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武装斗争，对党对人民是有重要贡献的。”

　　古大存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党终有一天会了解我的”。

　　（原载《父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