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田夫（1908.10～2002.4）四川广安人，1908年10月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4年10月，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之时，刘田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8月，他被任命为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同年12月，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拘捕，被判处5年徒刑。在铁窗监狱中，他经受了严峻考验，懂得了许多要革命道理。

　　1937年8月，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刘田夫伺机摆脱国民党的桎梏，恢复了组织关系，并由团员转为党员。他受党派遣，到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简称战队），开赴浦东前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上海沦陷后，刘田夫随战队辗转抵达浙江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金华。1938年4月，刘田夫被选为战队中共特别支部书记。日军进攻武汉前夕，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担架团任教导员。在鄂南阳新，刘田夫等人负责向群众征集船只，作为长江南岸防线数十万军队的运输工具。在武汉会战期间，他随军转战，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经受了炮火的洗礼。

　　1939年8月，刘田夫被任命为中共西江特委书记。针对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他坚决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各种关系进行掩护，领导地下党组织的工作。为了更好地掩护机关工作，他与特委派来的周敏玲做假夫妻。后来经省委书记张文彬批准，由假夫妻变成真夫妻。他将抗战初期半公开的群众运动工作方式，转入地下秘密的方式，撤离、转移比较暴露的干部，交流各县干部，把党员和青年抗日先锋队中比较进步的同志转移到农村去。这样，西江地区的党组织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基本保存了领导机关和主要骨干，积蓄了革命力量。

　　1940年8月，刘田夫调任中区特委书记。他布置当地党支部团结、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先后建立了一批由共产党员掌握的乡两区政权，建立和掌握了民众抗日自卫队；在刘田夫的布置、指导下，中区特委先后在国民党地方部队中建立了一批秘密武装小分队，为日后建立人民抗日武装打下基础。

　　1943年6月，刘田夫被中共广东省临委任命为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政治部主任。1944年初，刘田夫与林锵云等人率领部队对日伪军开展反“清乡”、反“扫荡”斗争。1月31日，刘田夫协助其他领导指挥部队，运用伏击战、麻雀战等战术，粉碎了日伪军8000多人向五桂山根据地发动的“十路围攻”。7月4日，又击退了1000多名日伪军分四路向五桂山区的进犯。

　　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以五岭为中心的湘粤桂边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44年1月，刘田夫到新会部署组建新（会）鹤（山）大队和发展人民武装，与当地负责人研究迎接珠江部队主力挺进粤中和各种组织准备工作。10月1日，中区纵队在内部宣布成立，他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和四个主力大队等，共计2700多人。10月20日，刘田夫与司令员林锵云、政委罗范群等率领纵队领导机关和主力大队500多人，从中山五桂山根据地出发，渡过西江，挺进中区，建立皂幕山、古兜山抗日根据地。

　　1945年1月20日，挺进粤中的部队与当地人民武装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员梁鸿钧、政委罗范群、参谋长谢立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田夫，部队发展到6个团、1400多人。在西江南岸10个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年4月25日晚，为了求得部队生存，刘田夫与谢立全率领部队700多人，从恩阳边区出发，远道奔袭阳春重镇春湾，缴获顽军枪支弹药一大批，没收银行存放的钞票、港币及金器等财物一批；同时打开粮仓，运走粮食，并组织群众前来分粮。这次胜利，部队重新焕发出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抗战胜利后，刘田夫被选为广东区党委委员。区党委还决定，把中区部队党委和中区地方党委合并成立中区临时特委，刘田夫为副书记兼部队政治部主任。

　　1946年6月30日，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议，刘田夫夫妇随东江纵队北撤部队共2583人，北撤到达山东烟台。

　　1947年8月1日，为了应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形势的需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华东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以曾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委，刘田夫为政治部副主任。

　　1948年六七月间，刘田夫协助曾生等人带领两广纵队参加豫东战役。历时50多天，行程1300多公里，先后参加了在柏县县城阻击敌区寿年兵团和敌邱清泉兵团，在睢县以东地区阻击和合围敌黄百韬兵团等战斗，胜利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9月，华东野战军进行攻打山东首府济南战役，两广纵队奉命加入攻城西集团。23日黄昏，攻城部队向济南发起总攻，全歼守敌10多万人，解放了济南。

　　1948年，淮海战役揭开序幕后，刘田夫协助曾生等人指挥两广纵队参加战斗，战果累累。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我军共歼敌50多万人；两广纵队在战役中共歼敌2023人。

　　1949年，刘田夫协助曾生等人率领两广纵队渡江南下，参加解放华中和华南的作战。10月20日，为了进军珠江三角洲和解放沿海岛屿，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和珠江三角洲地方部队组成珠江三角洲作战指挥部，曾生为司令员，林平为政委，刘田夫为政治部副主任。11月，刘田夫随部队机关和直属队进驻中山石峪。随后，他和严尚民带领一个步兵团解放了三灶岛。

　　1949年10月至1954年11月，刘田夫历任中共南路地委书记、高雷地委书记、中共粤西区委副书记、粤西区委书记、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并兼南路支前司令部政委、广东军区第八（南路）军分区政委及湛江市警备司令部政委、华南垦殖局高雷垦殖分局局长等职务。

　　为了支援10万名解放军将士渡海，解放海南岛，刘田夫领导南路支前司令部深入各地基层，发动群众，筹粮筹船筹款。共征集和装修帆船2666艘，动员船工、舵手1.2万人，民工110多万人，征集粮食7000万余斤，以及大批经费和其他物资器材，胜利地完成了支援渡海作战的任务。

　　土地改革期间，刘田夫深入电白县羊角和茂名县广潭等地搞土改试点，他坚决贯彻执行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结合广东实际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较好地完成了高雷地区的土改工作。他还领导南路人民开展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工作，为南路地区的社会安定，民主政权的巩固，以及顺利开展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有利条件。渔改开始后，刘田夫又深入电白县的博贺港和阳江县的闸坡港蹲点，组织渔业工会和渔民协会，废除封建压迫剥削制度，改善劳资关系，建立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劳资两利的新型关系。

　　刘田夫领导高雷地区10个县市建立10个橡胶垦殖所和154个垦殖场，全垦区人口（包括民工）近13万人。他组织粤西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垦荒种植橡胶活动，全区橡胶种植面积达119.2万亩，3686.4万株，为粤西地区橡胶种植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刘田夫还号召群众大量种植香茅、剑麻、糖蔗、黄红麻等作物，使粤西成为中国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生产基地。

　　1954年12月，刘田夫调任华南分局（后改组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并任分局（省委）委员。1956年调任省委工业部长。此后，历任广东省委常委、工业部长、副省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等职，分管和主管广东的经济工作。他废寝忘餐，呕心沥血，身体力行，深入生产第一线，为发展广东省的工业、交通、通信、能源和外经外贸等方面的事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当年广东在全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蔗糖工业、罐头食品工业、造纸工业、化肥生产工业等重点企业，都留下刘田夫的足迹，都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

　　1958年开始兴建的新丰江水电站是全省最大的水电站。刘田夫亲自做水库区12万名移民的搬迁安置工作。后来还多次主持会议，研究处理水库移民的一些突出的遗留问题。1959年3月18日，粤北暴雨成灾，洪水把新丰江水电站刚筑起来的围堰工程冲垮。刘田夫连夜驱车前往，动员干部群众鼓起勇气，树立信心，跟洪水搏斗。经过慰问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齐心合力，重新修筑围堰。水库蓄水发电后，1961年库区发生了6.1级强烈地震，河源县城不少房屋被震塌。由于大坝质量好，因此经受住这次强烈地震的严峻考验。地震时，刘田夫正在水库工地。他和地震专家一起观察现场，共同研究防范措施。大坝至今安然无恙。

　　“文化大革命”前期，刘田夫受到严重迫害，他被批斗100多次，还戴高帽游街示众，身心受到摧残。直到1969年10月才获得平反。平反后被任命为广东省交通战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尔后任主任。1970年，被任命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副组长。1972年12月，被任命为省委常委、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继续分管工业交通工作。

　　刘田夫是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广东拨乱反正，全面落实各项政策，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创办经济特区和经济体制改革，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刘田夫参与了广东改革开放早期的许多重大决策与实施。他与省委其他领导根据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一人文地缘优势，并且研究了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经验，大胆向中央提出建议，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在深圳、珠海、汕头创办贸易合作区，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中央政治局十分赞同和支持广东的大胆设想。邓小平更明确贸易合作区叫做特区，希望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中央工作组的帮助下，刘田夫与习仲勋等人倾注智慧和心血，起草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文件。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上报的《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即中共中央（1979）50号文］。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深圳、珠海、汕头3个出口特区（后改称经济特区）。

　　省委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很快成立了由刘田夫、王全国、吴南生组成的三人小组，并成立以刘田夫为首的省经济工作办公会议。8月27日，刘田夫迅速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当前任务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既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又无固定模式可以模仿的条件下，刘田夫和省委其他负责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打破了传统条条框框的束缚，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一系列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1981年2月底3月初，广东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广州召开，刘田夫被选为省长。省委分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负责省委全面工作，并分管农业；刘田夫负责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并分管省委的日常工作。

　　1982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田夫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3年4月，他卸去省长职务，退居二线工作。

　　不管在省委的领导岗位上，还是退居二线，刘田夫总是把党内同志的忧患冷暖、是非曲直挂在心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许多不幸的同志平反昭雪。

　　刘田夫对解决广东遗留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建国初期，广东曾在1952年和1957年两次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方方首当其冲，被批为“地方主义头子”而受到处分；其中第二次冲击中，省委书记冯伯驹、古大存被批判为“地方主义反党联盟”，全省两万多名干部被整肃，一时间人们谈“地”色变，心有余悸。1979年，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省委决定由省纪委对反“地方主义”斗争进行复查。刘田夫当时任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对这一复查积极支持，多次在会上谈了看法。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和复查，并向中央进行报告。1983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冯伯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广东一大批受牵连的地方干部也至此得到平反。之后，刘田夫又亲自出面推动为方方“地方主义”问题和谢育才历史问题的平反，向中央反映情况和上送报告。中央纪委经复议并报请党中央同意，于1994年4月作出撤销对方方处分的批复，恢复其政治名誉；1998年10月，作出恢复谢育才1926年至1945年一段党龄党籍的决定。对这几位老领导的平反，大得人心，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1984年春，刘田夫被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选派为广西整党联络员小组组长。他深入各地调查研究，紧紧依靠和团结当地广大党员和群众，处理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清理“三种人”，解放一大批领导干部，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1987年3月，刘田夫奉中央之命，率领一个考察组到贵州省去，除考察审查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外，还考察贵州省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情况，为换届选举做准备。事后写出专题报告，为中央选拔任用干部提供了切合实际的依据。

　　刘田夫晚年经常深入老区，积极帮助老区发展经济，筹款修筑道路、桥梁、改水工程、改造薄弱学校、支持兴办江门地区五邑大学等。

　　刘田夫于2002年4月21日在广州病逝，终年95岁。（原载《父辈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