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开辟了从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到达瑞金的秘密交通线，这是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交通委员会主任周恩来亲自组织建立的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
经过潮安的这段秘密交通线包括40公里的潮汕铁路和100余公里的韩江水路。在这条线上从汕头到潮安县城（潮州城）每小时有一个班次的火车；潮安到大埔的青溪每日有轮船可坐或交通站派出的小船；潮安到福建汀州（现长汀县）沿韩江、汀江有商贸货船往来。从1930年底至1935年1月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潮安县党组织及其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与全县革命群众积极配合和完成中共中央、中央苏区、东江特委交给的交通线工作和任务。他们同心协力、血肉相连、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用智慧、鲜血、汗水连结成的被敌人侦不破、切不断、锁不住、打不掉的红色交通线，始终保持交通线的安全和顺畅，使潮安段的交通线成为人员和物资往来的安全走廊，谱写了潮安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特殊贡献的光辉篇章。
一、潮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为秘密交通线保驾护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潮安县处于潮汕地区国民党的统治中心，是敌军设重兵严密控制的重要区域，敌军常驻潮安的兵力达一师之众，粤军第三军军部就设在潮安县城。但是，潮安党组织在闽粤赣边区特委和东江特委的领导下，积极组建县、区、乡各级苏维埃政权，建立和壮大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辟革命根据地，使潮安逐步成为中央苏区的南方屏障和后防基地。
潮安具有坚实的革命基础。潮安人民革命斗争源远流长，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八一”南昌起义军进驻潮安，点燃了潮安武装斗争的烈火，开创了“潮州七日红”，潮安人民拼死策应和掩护南昌起义军，为朱毛红军井冈山胜利会师，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时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1925年两次东征，1926年主政东江，1927年率领南昌起义军挺进潮汕都先后指挥和领导了潮安；1931年他进入中央苏区途中经过潮安，因此对潮安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极度的关注。贺龙、叶挺、彭湃、刘伯承、郭沫若、周逸群、徐特立、粟裕、毛泽覃、杨至诚、古大存、方方、李明光、罗明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的革命活动，为潮安人民坚持土地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革命基础。
革命根据地遍布潮安全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潮安党组织在闽粤赣边区特委和东江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红色政权，各区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潮安党组织在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引下，先后开辟了归仁和登凤游击区，凤凰山苏区，桑浦山、秋溪根据地和平原游击区，使苏区和根据地遍布潮安大部分地区。秘密交通线潮汕铁路段所经过的潮安县庵埠、彩塘、金石、沙溪、东凤、龙湖、浮洋等地都是革命基础比较好的平原游击区和桑浦山革命根据地；韩江水路东侧数十公里则是凤凰山苏区和秋溪革命根据地。这此，都为红色交通线潮安路段的安全畅通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潮安建立起坚强的武装力量。在这一时期，潮安党组织不断充实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先后建立了红三连、红三大队、红二中队、特务大队等400多人枪的红军队伍，同时各区建有游击队，乡村建有赤卫队，共有2000多人枪的武装力量。1930－1935年期间，全县共组织大小战斗60余次，击毙敌人400余名，缴枪500多支，炸毁炮楼５座，牵制着国民党在广东与福建边界的重兵，有效地减轻了闽西南红军以至中央苏区的压力。1934年出版的《红色中华》，曾经三次报道过潮安党组织领导的军事斗争。潮安革命根据地是整个东江地区坚守到最后的一块根据地（至1935年9月），因此成为中央苏区坚不可破的南方屏障，有效地保障了通过潮安的这段秘密交通线的正常运转。
二、潮安军民为秘密交通线作出特殊的贡献
1931年初，当汕头交通站建立时，中共中央就作出指示，要和东江特委取得联系，得到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因此，从上海来的干部和物资经汕头交通站接头之后，由东江特委负责派出交通员护送到苏区。潮安党组织归属东江特委领导，所以始终承担着东江特委安排的秘密交通线的护送和运输任务。
潮安县城的地下交通站——交通旅社
建立交通中转站承担秘密任务。为了保障潮安段秘密交通线通过的人员和物资中转的畅通，党组织在潮安县城内的交通旅社建有地下交通站，从汕头而来通过潮安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大部分都在这交通旅社住宿或用餐，交通旅社成为这条秘密交通线上的重要中转点。沿途安插地下工作者人员往来安全。为了保证潮汕铁路和韩江上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安全，潮安党组织在潮汕铁路线建立了铁路总支部，沿线站区和每个车站都安插有自己的同志；在韩江上建立韩江电船支部，往返潮州至大埔之间的轮船老板和多数雇员是潮安人，而且党组织直接掌控着两艘电船，电船上打杂干活的“小公司”就有我们的地下交通员；潮安县城外韩江码头的管理人员和搬运工人中也有地下工作者，这些党组织和地下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着秘密交通线开展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潮安县城韩江码头
据时任秘密交通线永定大站站长的李沛群回忆：“汕头当时的水陆交通都很便利，护送干部来往一般可以不在汕头停留。……上岸后即可坐人力车到火车站去搭乘往潮安的火车（那时汕头去潮安有火车，相隔一个钟头左右便有一趟），再从潮州搭船上大埔，很方便，在汕头停留反而不安全。”李沛群根据肖桂昌1931年护送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的汇报称：“他们（周恩来、肖桂昌等人）在潮安吃过午饭，乘下午二时开往大埔的电船，他们买的是电船尾的小厢房票，上船后就关上房门休息。”
输送急需物资保障中央苏区供给。中央苏区在开创和发展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物资条件非常艰苦。潮安是闽粤边界的货物集散地，潮安党组织利用了社会人文环境和境内水陆运输的便利条件，采取了多种方法，积极为中央苏区输送军需及民用物资。一是转运从上海、香港、汕头等地采办的物资，如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等；二是直接在潮安采购大量的普通物资后运出，如盐、水产品、电池、药材、布匹、火柴等生活用品；三是协助中央苏区对外贸易局通过商业运作来采购和运送物资。潮安党组织还组织和引导潮州商人在韩江、汀江沿线做生意，用布匹、食盐、煤油等商品向苏区交换粮食、竹器、木材、木炭、茶叶等土特产。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寻乌调查》称：“盐分潮盐、惠盐。潮盐好，但贵，……潮盐色青黑，清洁能防腐。寻乌的盐，历来是潮盐多，惠盐少。……都是在咸鱼类，一概从潮汕来。……以上盖市到天青铺各种都是海菜，从潮汕来。”此文足以说明潮安人民对中央苏区的特殊贡献。
保守交通线秘密舍生忘死。在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潮安各级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及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与国民政府军警、土匪、奸商、叛徒等斗智斗勇，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用智慧、鲜血和生命架起了这条“红色之路”。如共产党员潮城交通员张姆（马西姆），1934年1月她祖孙三代人被捕，她面对酷刑，毫不动摇，视死如归。县委交通员林炳春，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天寒地冻或烈日暴雨，他都勇往直前，日行一二百里，出色完成交通任务，被称为交通线上“千里马”。潮汕铁路总支书记张炳琴等人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12月被捕，他们受尽酷刑，英勇就义，始终保守着交通线的秘密。潮安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无名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地守护着这一交通线，因此，从未出现过安全问题。
三、潮安全境是秘密交通线的安全走廊
途经潮安的这段秘密交通线在潮安党组织、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始终畅通无阻。李沛群《在中央交通局工作》中称：“这条交通线是自饶和埔线，梅县、蕉岭、平远线和南雄水口交通线被敌人破坏后唯一没有被敌人破坏的交通线，因此显得更为重要，是党内同志入苏区的唯一交通线。”
在传递情报方面。从1930年底到1933年１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苏区之前，从潮安经过的交通线沟通了上海中共中央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系，保证了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成为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
潮汕铁路上的火车（1913年）
护送干部方面。1930年至1934年，潮安各级党组织配合交通站的工作人员，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冒着生命危险先后护送的有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云、博古、任弼时、聂荣臻、刘伯承、左权、李富春、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张闻天、王稼祥、李维汉、邓颖超、蔡畅、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瞿秋白、李德等党、政、军领导以及国际人士共200余人；还有两次参加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全国各地的大部分代表；并有一大批电讯技术人员、文艺工作者和进步青年，他们都是途经潮安安全进入中央苏区的。
输送物资方面。从1930至1934年底的几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300万军民每年需要900万元的食盐、600万元的布匹和其它紧缺物质300多吨，大部分是在潮安转运或就地采购后运出的。
韩江边上的潮汕铁路潮安意溪火车站
送出钱款方面，中央苏区从敌军和地主土豪那里缴获的黄金、白银、珠宝、现金，大部分都是经过潮安送到上海、香港等地，作为各级党组织的活动经费，或通过采购点换成钞票银元，用来购买苏区所需货物。
综上所述，途经潮安通往中央苏区的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中共中央交通局所确定的华南四条交通线中开辟线路最早、使用频率最高、存在时间最长、所受破坏最小、人员及物资往来最多最安全的一条。潮安革命根据地境内畅通无阻的秘密交通线，为中央苏区军民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为中国革命作岀了重大的特殊贡献，因此成为通往中央苏区的安全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