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多年前人类历史上伟大壮举的红军长征中，有一批与男红军一样浴血奋战、艰苦跋涉的红军女战士。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柔韧与苦难进行着殊死抗争，谱下长征史上光辉的一页。据有关史料记载，在红一方面军的32名女红军中，广东的有6名。她们是：李坚真（丰顺）、陈慧清（番禺）、萧月华（大埔）、廖似光（惠阳）、谢飞（文昌，今属海南省）、谢小梅（大埔。按梅州市《红军长征梅州人物志》列入）。

　　李坚真（1907—1992），广东丰顺人，自幼被卖给人家作童养媳。1926年夏接受工农革命的宣传教育，见到彭湃，积极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以自己的执著和坚韧，追随着革命队伍，从村干部、乡干部到长汀县委书记，再到中央局妇女部部长，逐步成长为一个女革命干部。

战争年代的李坚真

　　红军开始长征时，女红军们组成了一支妇女队，在中央纵队工作团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的带领下，与中央纵队卫生部一起行动。在贵州黎平，这些女红军又被整编为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连指导员李坚真。

　　在这之前李坚真在中央直属机关司令部任民运科长，负责找粮食、找向导、运输伤员和做群众工作。她做事风风火火，说话快言快语。女红军们有些“个人问题”无法向男领导说，李坚真一上任，就成了她们的贴心人，总是想方设法去解决，在行军和住宿时尽可能让大家舒心。连队遇上什么麻烦事，她就去找在苏区工作时熟悉的蔡畅，很快就反映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那里，这样，棘手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

　　为了保证休养连的战士能跟上部队行军，李坚真和女红军沿途四处寻找担架员，有时碰到敌机轰炸，伤病员增加，她就和几位身体好的女战士用担架抬伤员，遇有复杂的地势，她们就干脆背着伤员前进。红军在过泸定桥时，李坚真用自己柔弱的肩头，一个肩头扛药箱，一个肩头抬伤员，护送红军战士过泸定桥。当毛主席看到这一情景后，对她称赞道：“你呀，巾帼不让须眉！”

　　李坚真在长征途中经常唱山歌，被称为“长征路上的百灵鸟”。当时，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激励和鼓舞战士们向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李坚真(左一)等红军老大姐们在一起。左二起：帅孟奇、钱瑛、邓颖超、蔡畅、区梦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陈慧清（1909.12——1983.4），广东番禺人。1925年参加省港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广州起义。1930年后任中共闽粤赣省委妇委书记。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粮食部仓库主任、粮食调剂局主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省总工会副主席等职。

陈慧清

1945年，陈慧清邓发夫妇在延安。

　　1935年3月，中央红军正快速通过贵州境内的一处山口。这时，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夫人陈慧清要分娩了。抬着她的担架只得闪出了队伍。路边有一间破旧的草屋。

　　一干人陪着陈慧清等待分娩。这是难产，没有药物，无法手术，只有等待。26岁的陈慧清捂着肚子疼得不停翻滚。边哭边大骂丈夫邓发，希望以此减轻痛苦。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长征开始后不久，他曾建议妻子留在地方，陈慧清没有答应。没有革命群众基础，语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追兵在枪声中越来越近，婴儿却迟迟无法出生。

　　负责断后保卫的是第五军团，陈慧清所在的休养连党总支书记董必武派人找到军团长董振堂，让他务必顶住敌人的进攻。“因为什么？就因为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

　　“孩子多长时间生出来就顶多长时间！”董振堂把这一命令传达给三十九团。

　　战斗在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打响。枪声炮火中，一个个成年生命在用死亡争取时间，等待一个婴儿的新生。

　　羊水、血水和汗水把陈慧清折磨得筋疲力尽，两个多小时后，孩子终于出生了。但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和母亲分离。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却又要立刻抛弃，这样的喜悦和痛苦，在一瞬间袭来。命运在这一刻也如此矛盾而复杂。

　　空气里还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被放在路边。

　　萧月华（1911—1983），广东大埔县人。1924年到海丰制袜厂做童工时参加夜校读书，逐渐成为工厂青年运动的积极分子。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青团。先后任中共大埔县妇女部长，饶和埔少共（共青团）中心县委巡视员，“少共”中央文书等职。

萧月华

　　长征开始时，在妇女队做宣传工作，及后随中央总卫生部，担任看护工作。进贵州后，被编入干部休养连；过草地后分配到干部团政治部工作。1935年12月，红军到达瓦窑堡，调入中央秘书处工作。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之前在瑞金时，由组织安排，奉命同“洋顾问”李德结婚。长征到陕北后离婚。

老战友们在一起。右二萧月华，右三廖似光。

　　1949年随军进入张家口市工作，后南下到湖南省公路局、交通厅工作。1960年被调回部队离职休养，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按正师级授予大校军衔。1982年调为副军级安置离休。

　　谢飞（1913.2—2013.2），广东文昌（今海南省文昌市）人。11岁时考取海南公学，在学校接触了革命思想。1926年考入湖南省立师范学院，开始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时，谢飞却丝毫不惧，在1927年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昌县妇委书记。

谢飞

　　1934年2月秘密到达苏区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机要秘书。红军长征途中，谢飞等大多数女干部在休养连担负照顾老弱伤病干部和沿途筹粮、筹款、宣传群众等项工作。谢飞经常在队伍两头来回跑。面对繁重的工作和恶劣的环境，她咬着牙坚持了下来。1935年7月，部队准备出发穿过草地前，由于休养连需要携带伤病员的口粮和运输各种物资，任务十分繁重。于是，谢飞和几个女战士一同来到中央主管筹粮和后勤的刘少奇的住地。她代表大家直率地对刘少奇说，希望上级批准给休养连增加一个民夫。得到答应。

　　1935年10月，谢飞和刘少奇举行了简朴的新婚仪式。

1948年长征战友谢飞、贺子珍、廖似光(从左到右)摄于哈尔滨。

　　抗日战争中，谢飞战斗在安徽、苏南、浙东等华中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教育家。1991年9月，获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章。

　　她是最后一位逝世的长征女红军。

　　廖似光（1911.4—2004.7），广东惠阳人，幼时因家贫，被卖给他人做童养媳。1928年加入村里共产党人组织的识字班，次年成为村里第一批共青团员。1931年调往香港，担负掩护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后任团中央政治交通员。1933年转为中共党员，调往中央苏区，在少共机关工作。

廖似光

　　长征开始时，廖似光已怀孕，被编到干部休养连。部队进入贵州边界地区时，为了通过敌人封锁线和摆脱敌人，常常急行军。廖似光到了宿营地就肚子绞痛，诞下仅7个月大的男孩。帮助医生接产的邓颖超很高兴，跟医生商量把婴儿带走，到了有群众的地方再寄养。当时情况紧急，廖似光想自己一路来已经给组织上添了不少麻烦，再带上婴儿，拖累不堪设想。为了不给部队增添负累，她自己动手用一条毛巾把婴儿包裹好，写上“是红军路过留下来的男孩，出生年、月、日、时，希望收养成人”的字条，放下来就上路了。

　　这是在艰苦岁月里，廖似光为了革命不幸失去的第二个孩子。

　　之前的1933年冬，她刚生下第一个女儿不久，就要随任少共书记的丈夫凯丰调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从上海到瑞金，要通过敌人重重的封锁线。为了保证安全，廖似光忍痛把女儿交给了当时的交通员。后来据说这名交通员又把孩子送到了国际红十字医院，从此便杳无音信。

康克清(左)与廖似光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重工业厅厅长、厅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谢小梅（1913—2006），福建龙岩人。15岁参加革命，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厦门中共福建省委秘书处担任秘书、苏区中央党校教务处工作。1931年1月初，由曾志介绍，在闽粤赣边区特委工作的谢小梅与大埔籍的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结为夫妻。

谢小梅

　　1934年10月，长征出发前一天，谢小梅还在医院，怀里抱着尚未满月的女儿。这位初为人母的女红军，忍痛将骨肉送给了瑞金附近的一个红军家属，踏上了漫漫长征路。长征开始时，被安排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休养连，刚生完孩子，她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到底，凭自己的双脚跟上队伍。疲劳得实在走不动时，她就拉着马的尾巴走。

　　1935年1月，贵州“遵义会议”后，在战斗中受伤的罗明与妻子谢小梅，受命留在贵州市交区开展农民运动。后因出了叛徒，他们与组织失去联系，几经周折，1936年春，谢小梅随罗明返回家乡大埔百侯镇，任学校教员，做些抗战救亡的宣传发动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做好对学生的启育、宣传工作。

1992年谢小梅回到瑞金留影。

　　新中国成立后，谢小梅在各个岗位上始终是一名普通干部。一直到1980年，丈夫罗明才被正式恢复党籍，次年，广州市委批准恢复了谢小梅被停止了近半个世纪的党籍，承认她是“老红军”。

　　2006年6月底，在医院病榻上的谢小梅对子女说，今年是建党85周年，又是长征胜利70周年，要好好庆祝一下。7月2日，这位92岁的红军女战士与世长辞，在弥留之际拉着女儿的手，说为了信念，她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