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坝战役纪念园展厅展示的步枪。南方日报记者 肖雄 摄

　　站在大埔县笔枝尾山上的三河坝战役纪念园，放眼西眺，三江合流的壮观景致一览无余。

　　91年前，正是在这一通津要所，一场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战役打响，由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三昼夜，在完成掩护的战役目标后有序转移，保存了起义军有生力量，也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宝贵火种。

　　如今，硝烟不再、故土依旧。当年的地势一如从前，唯一不同的是，天堑变通途：奔腾的三江水上，横跨着三河坝大桥、中山大桥、朱德纪念大桥三座大桥，有如长虹卧波，串联出一座崛起的现代化新城。

　　烈士骸骨装满四大水缸

　　在三河坝打响共产党人建军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战并不是偶然。

　　南昌起义后，起义军计划南下广东。进入福建长汀后，中共前委作出分兵决定：起义军主力取潮汕，朱德率余部3000多人留守三河坝，牵制梅县方面的敌军。1927年9月下旬，朱德的部队进驻三河坝。此时，由钱大钧率领的国民党军约3万人，由梅江上游的梅县松口顺江南下，扑向三河坝。

　　地处梅江、汀江、韩江汇合口的三河坝，上通闽西赣南，下接潮汕平原，自古便是闽粤赣三省的水路要冲，也是兵家攻守的必争之地。1927年10月初，朱德等在察看地形后，果断决定将部队主力转移到东岸的笔枝尾山一带，凭借韩江天险居高临下布防。

　　今日站在笔枝尾山上鸟瞰，附近的山势水情依然一清二楚。三河坝战役纪念园所处的位置正是这场血战的旧址。

　　面对一场敌军数倍于己的恶战，朱德显示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滩头阵地上严阵以待的起义军待敌船到河中间时方才开火，“半渡而击”的战法不仅有效杀伤敌军，而且成功迟滞了敌军进攻步伐。

　　但饶是朱德指挥得力，在敌军一次次冲击下，起义军仍然损失惨重。25师参谋长游步瀛、74团团长孙树成、75团三营营长蔡晴川……他们为理想信念英勇捐躯之时，无一不是才20出头的青年才俊。建国后，工人从山头挖出的烈士骸骨，装了满满四大水缸，足见当时战况之激烈。

　　危急之中，朱德果断决策，采取“次第掩护、逐步撤退”的办法转移部队。大埔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甘海洋认为，在基本达到掩护主力的目的后，有序撤退并将损失控制到最小，也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宝贵火种。

　　朱德赠当地农军150支枪

　　起义军能够坚守三河坝，来自当地党组织、农军和民众的支援同样不可忽视。

　　大埔是东江流域最早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地区之一。据甘海洋介绍，1927年时，大埔当地有党支部20多个，基本形成了县部委—区委—支部的网络，党组织架构比较健全，这为开展群众运动提供了保障。

　　三河坝战役打响后，中共大埔县（部）委和工农革命政府组织宣传队、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为起义军送饭、送弹药，大埔农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配合起义军战斗。“在战斗进行中，有些农民还燃放鞭炮，帮助我们，迷惑敌人。”25师师长周士第回忆道。

　　起义军的到来，为大埔日后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埋下了伏笔。部队入城后，朱德特地看望了在城警卫的太宁农军，并赠送150支汉阳造步枪。大埔农运史研究者、大埔虎山中学教师饶超然介绍，起义军走后，为了保存实力，这批枪曾被埋藏起来，1928年6月，永定暴动前夕，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张鼎丞曾两次派人来太宁借枪。

　　“当时在军事指挥上，我们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没有游击战争的经验。”三河坝战役后，朱德的武装斗争着眼点开始由城市转向湘粤赣边界的农村，在他看来，三河坝战役后，“我们开始被迫上山，进行游击战争。”

　　《建军大业》带热纪念园

　　虽然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场战役已经成为大埔百姓心中永恒的记忆。1961年起碑建园时，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当时建碑的石材当地没有，只能从遥远的老虎岩取石，依靠梅潭河水运下来，当时通航条件不好，只能沿江征调小船分次搬运，建造的时候专门从五华请能工巧匠，没有用水泥浆石，都是用手硬生生砌出来的。”甘海洋说。

　　近年来，按照国家4A级景区标准，当地先后投入4000多万元，实施三河坝战役纪念园升级改造一、二期工程，建设了景区生态游步行道、停车场、游客中心、中央苏区展馆装修布展、体验式战壕、八一广场雕塑、瞭望观景台和将军书法碑廊等项目。如今的纪念园已经成为当地人漫步休闲、教育学习的好去处。

　　去年热映的电影《建军大业》对三河坝战役进行了浓墨重彩的刻画描绘，这让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三河坝，前来参观瞻仰。据三河坝烈士纪念园管理保护所所长刘南海介绍，去年纪念园接待参观团体超过1100批次，参观人数突破7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许多海外华侨都慕名自发前来。”

　　丰富的红色资源也将成为老区振兴发展的助推器。作为当年的中央苏区县，大埔全境拥有革命史迹80余处，正在全力打造以三河坝战役纪念园为龙头，青溪红色交通线、枫朗南方工委旧址、闽粤赣边纵党委旧址等为配套的红色旅游线路，以红色文化引领全域旅游发展。

　　■讲述

　　孙树成烈士外孙女张桂兰追忆母亲寻姥爷之路：

　　拿到烈士证明那一刻她哭了

　　在距离纪念碑地基不到10米远的地方，有一方不属于烈士的墓碑安静地矗立着。墓碑的主人是孙淑珍，她的父亲正是三河坝战役牺牲烈士、74团团长孙树成。三河坝战役后，部队与孙树成失去联系，一直以为他下落不明，当时孙淑珍年仅2岁。建国后，孙淑珍踏上了寻父之路，1983年，她终于拿到父亲的烈士证明书。1997年去世后，按照老人家生前最后的愿望，她长眠于三河坝父亲的身边。

　　近日，孙树成的外孙女、孙淑珍的二女儿张桂兰向南方日报记者追忆起母亲艰辛的寻父之路。

　　南方日报：母亲平常怎么跟你们描述姥爷的？

　　张桂兰：在我母亲还没记事的时候姥爷就离开了她，所以她对姥爷没有很清晰的印象。但在我还只有七八岁的时候，她就跟我提起过姥爷，在她的口中，姥爷长得很高大，家境还好，很早就南下参加革命了。

　　南方日报：找寻姥爷下落的过程很艰辛吧？

　　张桂兰：解放后，我妈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我姥爷。她总说“我爸上哪儿了？为啥不跟我联系呢？”事情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姥爷当年的书记官王志之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回忆姥爷牺牲经过的文章，我妈就拿着这篇报道四处走访姥爷当年的战友，想让他们证明。印象最深的是李逸民将军，当年他已重病在身，在301医院的病榻上，看到我后一下就抱住了我，他说我跟我姥爷长得太像了，看到我就像看到了老首长。

　　南方日报：李逸民将军是怎么回忆你姥爷的？

　　张桂兰：他说他记得，老首长在世的时候曾跟他提到过，有个女儿在北方，很想她，仗打完以后想把她接到身边来一起过。

　　南方日报：烈士证明发下来的一刻母亲什么反应？

　　张桂兰：拿到烈士证明那一刻，她哇的哭出了声。

　　南方日报：母亲什么时候跟你们提出过世后要葬在三河坝？

　　张桂兰：1993年清明来三河坝扫墓的时候，她第一次提出死后要葬在三河坝。此后她反反复复说过好多次，说明她心里想了很久。她说：“我与父亲虽然生前没有见过一面，没有尽到儿女的本份，至少死后要埋在父亲身旁，可以尽点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