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东江游击队驻地。

　　午夜时分，手摇机发出“呜呜呜”的响声，一位熟悉延安总部电台工作特点的机要人员戴上耳机，按动电键，试探着用原来在香港电台的呼号击起电键，发出“滴滴滴”有节奏的手语，开始和延安通报。东江英雄儿女在呼唤着自己的母亲：“延安，延安，我是东江！”

　　电波在长空缭绕，飞越万重关山，奔向祖国的北方。一晚、两晚、三晚过去了。大家焦急地期待着。“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这天，伴随着曙光，长空传来了回答。

　　“通了！通了！”“延安回答我们的呼号了！”“和延安联系上啦！”“和中央联系上啦！”

　　艰难创建

　　1938年10月，日军入侵广东，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逃。当时曾生、王作尧等一批共产党员，受命在惠（阳）东（莞）宝（安）地区组建“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很快发展到七八百人的武装队伍。这两支刚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惠东宝敌后前线，在日伪顽夹击下对敌作战。起初部队远离中共广东省委，如果有事向中央请示，只能由地下交通员通过敌人重重封锁，跋涉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把电文交由秘密电台发向延安。这种辗转联系，不仅不方便，而且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因而极大地影响着部队的发展。1939年秋，部队领导开始调员筹建电台，通过香港买来一部电台机器，又自行动手安装了一部，就在宝安坪山谷仓下村子里开始了电台业务的学习和筹备工作，但当时由于技术问题未能搞成。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战局非常严峻。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带领香港八路军办事处负责电台机要工作的康一民、刘澄清等撤退到东江游击区。张文彬布置他们帮助东江游击队建立电台。不久，电台器材零件亦先后经秘密交通从香港运到。大家在环境极其困难、器材又很缺乏的情况下，紧张地装配机器。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用买来的锡茶壶当焊锡，上山刮松香做焊油，用打仗缴获的零碎接线作导线。这样装装拆拆，反复多次，昼夜苦干。当1942年的春光来到岭南的时候，东江游击队的第一部土洋结合的电台终于诞生了，并开始收听和呼叫延安党中央电台。

　　成功连接延安和东江的电波，宣告部队的无线电通讯的开始。随着部队的电台正式成立，戴机任电台台长，杜襟南负责电台政委工作。

左起：康一民、刘澄清、戴机、杜襟南

　　烽火电波

　　同延安中央电台沟通后不久，陆续和中共南委、中共粤北省委也沟通了无线电联络。此后，有关东江地区党政军的重大问题都能及时通过电台向上级党组织和党中央、南方局请示报告，也能及时得到党中央、南方局给予的指示。

　　部队每天都按约定时间和延安通报。就是在行军当中，只要一停下，哪怕只有十分钟，也要抢时间与党中央联系。有时战斗激烈，电台不得不埋起来隐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也要和延安方面约定，请他们每天在固定时间等待较长些，这边一有可能就随时通报。“一次联系不上，就想得慌！”而一听到延安的呼唤，大家总是兴奋得莫可名状。延安的声音犹如春风，给战斗在敌后的游击健儿带来贴心的温暖和无限的生机。

电台工作人员在艰苦的行军作战中，充满乐观精神，不知疲倦地工作。他们创作了一支歌曲《通信兵颂》，作词戴机，谱曲韩继元。

　　电讯的及时传送，使东纵这支游击队能够天天与中共南方局和党中央通报，及时得到党中央和中央领导的指示，给广东领导抗日斗争指明方向。指挥员心中有全局，部队连连打胜仗。不到两年时间，部队和解放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让电台的同志特别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的一次来电。1942年，日、伪、顽勾结，大举“围剿”我抗日游击区。我部奋起反抗，集结了几个大队的主力，选择其右翼（东莞战线）狠狠回击，把顽军赶回了他们的金桔岭巢穴，接着又在红山等地连续打了几场胜仗。顽军头子眼见“围剿”被打破，便搞“和平谈判”的骗局，暗中却积极准备反扑。我游击队首长立即把这些情况通过电台向延安作了报告请示。周副主席立即复电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对你们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国民党顽固派存有幻想，要以积极的行动，针锋相对地同其展开斗争。”这一指示，有如一股清醒剂，使我部领导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针锋相对，坚决予以还击，从而保卫并发展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后，1942年初，根据周恩来同志的电令，在当时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的直接指挥下，一场针对滞港知名文化人士的营救行动秘密而紧张的展开。承担这次大营救任务的主要力量就是东江部队。

　　电台在收译新闻文件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抄收到的新华社电讯，除供领导机关使用外，还及时在《前进报》上刊登。1942年延安整风文件、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三风的重要文章，以及1945年党的“七大”全部文件，也都是从新闻文件台抄收，由《前进报》社印成册，及时在全区军民中传播。

东江游击队曾使用过的电台发报机、当年编印的情报通报

　　1942年五六月，中共粤北省委和南委机关相继遭敌特破坏，两机关电台停止了工作。不久，中央任命东江游击部队政委林平为中共广东临时省委书记，从此在南方广大地区只有东江纵队电台始终保持同延安党中央的联系。广东各地的敌后斗争局势和问题能通过它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对整个华南地区对敌斗争的指示也都是由东纵电台收译后，再由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转到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东纵电台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了纵队本身的范围，当时在华南地区起了很大作用。

　　正是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正是通过电台的及时传达，东江纵队如鱼得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1943年12月2日，经党中央批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成立。

　　结束使命

　　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发展和部队不断扩大的需要，到了1944年，经请示中央批准，东江纵队成立新华社东江分社，分社长饶彰风。除收抄新华社明码电讯外，还收抄新华社通播的一般密码文件，并与总社电台通报发密码新闻、战报等。1945年起，先后设立了第2个联络和情报台，戴机为总台长。

　　1946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派出代表团同广东国民党当局经过1个多月激烈的谈判斗争，达成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的协议。围绕各路北撤部队的集结与开进的安全问题，破坏与反破坏的斗争异常复杂尖锐。东江纵队司令部的电台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及各路北撤部队的电台保持了密切联络。1946年6月下旬，北撤部队集中在葵涌候船期间，为防止国民党军制造事端和突然袭击，纵队司令部电台原来与延安总台每日定时联络若干次而改为昼夜24小时不间断联络，随叫随应。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北撤部队登船，从此电台和机务人员一分为二，北撤的电台人员26人，电台7部；留下坚持南方斗争的有数十人。1946年7月5日，当北撤部队胜利抵达山东烟台时，东江纵队电台同时结束了党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1983年2月，东纵电台人员在广州举行座谈会，曾生、杨康华到会并做讲话。图为与会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