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即1924年到1927年，党在潮汕嘉应一带的活动是周恩来同志负责的。那时的工作搞得很出色。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在起义军即将进入广东的浩大声势下，大埔的革命力量攻入县城，成立了大埔县革命委员会，由饶龙光任主席，饶寿田任秘书。起义军进入大埔后，直向潮汕挺进，留守一部分在三河坝阻击敌人，三河坝战役后，起义军留下一些同志组织地方革命武装。

　　我在1927年和张鼎丞（当时在宝灵寺教书），郑醒亚（长治公学教书）、邹作仁（青溪镰子墩教书）、谢快能（长教教书）一块筹办农民协会。1928年，革命转入地下活动，向土地革命发展。这一年张鼎丞同志回永定组织发动了“金沙暴动”，随即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这里与张鼎丞仍有联系，继“金沙暴动”后，1929年进行了埔北暴动。当时，大埔分埔北、埔东、埔南，埔西四区。在埔东工作的丘宗海、黄炎等同志来埔北联系邹作仁、谢快能、曾友元（大麻人）等同志，动员组织农会，会员集中到党坪江家祠开会，记得会议进行到第四天，便受到团匪包围。46团12连连长张国栋也到埔北，组织赤卫队保卫苏维埃政权。埔北区苏维埃政权主席最初是邹衍中（后逃走），秘书是一位姓邓的同志，在这期间我曾去埔东的上沐协助建立埔东区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不久，我就由埔东调回埔北工作，任埔北区赤卫队队长。

　　1930年春，我任长中乡苏维埃主席，邓翠雄任秘书，我由曾玉棠（伯公凹人，曾任埔北区苏维埃主席）、张发春（福建永定人）两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秋，卢伟良同志到我处秘密组织国际交通线，这是党中央开辟从上海——香港——汕头，然后通过大埔的青溪、伯公凹到永定，一直到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我那时在桃坑伯公凹，乡苏维埃政权及交通站均设在伯公凹，我便又成为一名红色交通员了。

　　1931年冬的一天傍晚，一位交通员（梅县人）带着一位同志来到我的面前。我招呼这位经过化装的同志，只见他穿着平民的粗布衣，身带纸伞一把，手提一只草藤箱，仪表朴素大方，和蔼可亲，我忙吩咐炊事美兰搞饭吃，那位同志说：“在多宝坑已吃了早夜”。我就叫美兰给同志弄水洗澡。那位同志取衣服准备洗澡时，便取出一张介绍信给我。我一看，草纸一张，交通员告诉我，见水分详，并说看后要烤干还给他。我把草纸放在面盆水里一看，直文写着两行字，右边一行三个字，左边一行四个字，右边那一行写着“上香汕”，左边一行写着“少山行区”，（上即上海中央交通局，香即香港交通站，汕即汕头交通站，少山即周恩来化名，行即行程，区即中央苏区。此是党中央给周恩来的秘密介绍信，内容是告诉上海中央交通局，香港、汕头等交通站，周恩来的行程是前往中央苏区。）我便明白，今天交通员护送的正是周恩来同志。

　　我把介绍信烤干后交还给周恩来同志，这时我心情非常激动，护送周恩来同志的交通员告诉我说：“他怎么问，你就随答。”

　　周恩来同志问：“这条路好不好走？”

　　我回答说：“有三、四华里不好走，是农民耕田、上山砍柴行的路，原想把路开好，但怕影响交通线的秘密”。

　　周恩来同志接着说：“不开好，对的。左右两旁有问题吗？”

　　我说：“左右两旁的一般坏分子早已肃清。”

　　“还有其他问题吗？”周恩来同志又问。

　　我说：“无其他问题，只是有三四里黄泥石路不好走。”

　　那天晚上，我们谈到八点多钟。周恩来同志提议说：“明早要赶路，大家休息好了”。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共一间休息，第二天，我们就步行到龙岗乡。我护送周恩来同志到西门交通站，便完成了任务，再由这个交通站的张春发同志护送下一段行程。

　　原载：梅州市《红色江山·绿色家园》之六·如火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