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发展观

　　相对贫困：“一直在路上”的广东扶贫

　　要不要扶贫？这是一句极具特色的“广东之问”。毕竟，在世人眼中，广东是经济发达的代名词。广东是否存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度引发激烈辩论。数据显示，在鸣响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扶贫开发发令枪声中，改革红利注入的强劲加速度，让广东一马当先，将全国平均线迅速甩在身后。1997年底，广东58．3万绝对贫困人口解决温饱问题，提前3年实现了到上世纪末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2001年，广东确定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为新贫困线，高出当时的国定贫困线近一倍，至2008年，410万贫困人口纵身越过这道横杆，“绝对贫困”再次在广东成为历史词汇。然而，此后，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扶贫开发非但没有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心范围内隐退，相反却成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手握的一根重要登山杖。

　　无论是2009年第一轮扶贫“双到”所确定的年人均纯收入2500元的贫困线，还是2013年第二轮“双到”这条线涨至3300元，广东扶贫开发工作所着眼的已不是“无处不饱暖”等基本生存需求的满足，而是实现全面小康、产业转型升级更为宏大而高远的语境。

　　对于居住在粤西北深山中的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大古坳村村民来说，“穷广东还是富广东”似乎并不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2007年12月，当履新刚刚10天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第一次踏进这个石灰岩地区的普通村寨时，村民拿来“招待”他的，除了质朴的感情和热切的企盼，剩下的只有真实的而刺眼的贫困状况。“人们常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一贫如洗的生活状况，可在当时的大古坳村，还有的人还生活在破败的泥坯房中，部分墙体开裂、倾斜，连‘四壁’都难以凑齐。”广东省扶贫系统一位官员形象地告诉记者。而在与连南相邻的阳山县，汪洋揭开一户村民的锅盖，看到里面的主食只有番薯。这位村民告诉汪洋，他家每天只能吃上一顿大米饭，一个月才能吃一顿肉。

　　如果说在生存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大古坳村民面对省委书记流露出对富足的深深渴望，最终成为了广东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感性起点，那么2012年1月，当连南县三排镇连水村党支部书记潘泽辉等5位来自广东各地的贫困村支部书记在一场省委书记、省长“做东”的年夜饭上畅谈三年扶贫“双到”带给村庄的沧桑巨变时，广东人对于贫困问题与扶贫开发的认识和行动都已经获得了一次历史性的升华，“穷富”成为了一对无关面子问题的辩证概念。“过去的扶贫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今后将逐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扶贫也将长期进行。”汪洋说。

　　点评：

　　年人均纯收入3300元的现行“粤版”贫困标准，已经高出国定线整整1000元。如果说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还处于瞄着国定贫困标准“跳一跳，摘桃子”的阶段，那么广东已经在考虑桃子丰收后的深加工问题。扶贫标准浮动背后，不仅是水涨船高的发展思维，更有对区域协调于广东这艘经济巨轮破浪前行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相对贫困”概念的提出，于广东，是一种自我施压的勇气；于全国，是对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再认识。

　　“方法”发展观

　　进村入户：精准扶贫机制的探路者虽然一个“穷”字是贫困地区共同的身份标签，但穷有穷法，扶无定规。贫困的样态形形色色．扶贫道路同归殊途。在铺展于南粤大地的扶贫开发浩浩画卷中，总体框架虽然已经勾勒而跃然纸上，但是藏身其中的每一朵鲜花、每一株绿草、每一滴雨露，却只有依靠数万扶贫干部的智慧与心血，方能成就南粤扶贫万紫千红的传神风貌。

　　2007年，在大古坳村，汪洋第一次提出了“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登记造册，电脑管理”的扶贫工作新思路。2013年，在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将“到人、到户”总结为第一轮扶贫“双到”开发取得很大成绩的重要经验。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成为新时期广东扶贫开发工作中被始终绷紧的一根总弦；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成为每一位扶贫工作者始终遵循的醒目路标。通过对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登记造册、建档立卡、录入电脑实行动态管理，通过“一村一策、一户一法”制定内容各异的帮扶方案，扶贫资金摊大饼、广撒种的粗放型使用方式被画上休止符，扶贫干部拍脑袋、乱决策的武断式工作方式难以继续奏效。从市对市，到人对人，对口帮扶的立体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也使广东成为精准扶贫理念与机制的重要策源地。

　　“规划到户，解决‘扶谁的贫’的问题：责任到人，解决‘谁去扶贫’的问题：创新方式，解决‘如何去扶贫’的问题：整合资源，解决‘用什么去扶贫’的问题：健全队伍，解决‘扶贫工作的组织保障’问题。”广东省扶贫办主任莫定伟向记者梳理了扶贫“双到”的整体思路。

　　“我们把这一过程形象地总结为望、闻、问、切。”广东省扶贫办副主任李冠强告诉记者，望，就是目测贫困户的居住条件、家庭生活情况，初步确定其贫困程度及是否达到扶贫标准；闻，就是向镇村干部、左邻右舍从侧面了解贫困户的基本情况；问，就是详细询问贫困户的收入水平及致贫原因等；切，便是为贫困户把好脉，量身定制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帮扶方案。

　　点评：

　　权威研究表明，1996年以来，一些地方扶贫资金使用曾一度出现边际效益降低趋势。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也将关注重心放在了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上，提出“专项扶贫措施要与贫困识别结果相衔接，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广东在推进扶贫“双到”过程中，通过实施对口帮扶与责任到人相结合、将整村推进与辩证施治相结合，力争将每一分扶贫资金都用到刀刃上。通过工作重心的下沉、工作方案的细化和工作方式针对性的增强，靶向疗法有效减少了扶贫资金的低效和无效投放。正所谓“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毕竟，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实际成果才是展示和检验扶贫开发工作的唯一标尺。

　　“视野”发展观

　　点面结合：区域振兴与扶贫开发相统一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诉求下广东扶贫在推进过程中具有自觉而强烈的城乡统筹意识。无论是高寒地区贫困人口的异地搬迁安置，还是通过吸引贫困地区人口就近就业，新型城镇化的雏形已经摇曳在扶贫工作硕果累累的枝头。在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同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广东扶贫正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升华。

　　2013年1月，胡春华在韶关、清远等地调研时指出，粤北山区面临着很多问题，但发展不足是最大的问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加快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必须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

　　2014年4月，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汕尾市专题调研时也强调，扶贫开发“双到”要与粤东西北振兴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扶贫“双到”实施5年来，通过与珠三角产业转移、幸福广东建设、大项目促大发展、振兴粤东西北等重大战略结合起来，扶贫工作被深深嵌入广东科学发展的整体布局中一一既旨在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广东经济社会转型的阻滞作用，更成为落实“两个率先”目标必不可少的基础性工作。

　　如果说第一轮扶贫“双到”更加注重通过进村入户、差别帮扶方式解决点上的问题，那么当工作进入第二周期，以区域发展带动贫困村与贫困地区完成发展涅槃，便成为对“双到”内核另一个层面的解读和认识。2013年召开的广东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在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中，要重视整村推进、连片扶贫，重视提高扶贫对象的发展能力，重视发展县域经济，重视通过区域发展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贫困的问题。与第一轮扶贫“双到”相比，在重点帮扶2571个村、20．9万户、90．6万人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第二轮增加了21个重点帮扶县整体脱贫的任务。

　　点评：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同样是扶贫开发工作的硬道理。推动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地区实现不同层次的发展，是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落脚点；扶贫开发工作的扎实推进，同样是在对个体与群体、区域与总体、局部与全局发展程度的统筹与协调中，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孜孜前行中，踏下的一个又一个时代脚印。广东扶贫不仅以“双到”之精、之深、之实，让每一分扶贫资金都能落地生根、结出硕果，更在于深深认识到“贫困问题最终要通过发展解决”，扶贫开发工作只有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步调一致、有机融合，道路方能越走越宽。

　　“平台”发展观

　　保障长效：市场思维构建扶贫大格局完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大扶贫开发格局，鼓励发展相关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进一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一一在民间资本活跃、社会组织繁荣、公民力量进发的广东，社会资源成为政府投入之外推动扶贫“双到”向大扶贫格局提升与拓展的重要支点。

　　2010年，在广东的政治日历上，多了一个新的时间节点。经国务院批准，每年6月30日被确定为“广东扶贫济困日”。每到这时，涌动于南粤大地的慈善浪潮便会掀起一个又一个波澜。无论是实力企业动辄上亿的阔绰手笔，还是普通民众几十数百的涓涓细流，最终会通过一个个规范、透明的受捐平台，汇聚成推动广东扶贫开发工作不竭喷涌的源头活水。仅2010年至2012年，社会各界便通过“广东扶贫济困日”活动共计认捐90亿元。

　　在广东社会扶贫这棵参天大树上，如果说政府的发动与号召是深根，那么扶贫社会组织便是枝干，正是由于打通了政策资源、社会力最、扶贫对象三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摇曳枝头的片片绿叶方能成就广东扶贫开发事业的繁盛之貌。在这方面，以广东省扶贫基金会、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为代表的扶贫社会组织以完善的组织体系、活跃的会务活动、灵活的工作机制，成为凝聚广东社会扶贫力量的重要粘合剂。以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为例，组织成立5年来，共组织实施扶贫济困项目5个，累计筹集扶贫资金物资达到6亿元，受益人群达到30万人次；实施开发扶贫项目6个，帮助引进扶贫企业300家，建立产业扶贫示范基地100个，直接或间接带动贫困村1000个，关联贫困农户20万户，户年均增收3750元；其他扶贫宣传调研、承接政府职能转移与购买服务、服务全省扶贫“双到”取得一批成果。

　　每到周三，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秘书长钟韶彬便会雷打不动地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等候客人的到来。这一天，是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会员企业接待日。“会员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想找什么样的扶贫项目，都可以向我们提出。”钟韶彬说，扶贫协会就是一个信息和资源的中转站和服务站，“缺信息的，我们帮助打通各种信息渠道：缺技术的，我们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缺资金的，我们可以联系银行部门给予贷款贴息或请求其他金融机构给予融资支持；缺政策的，我们请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给予政策措施和具体操作的权威解答。”

　　打开广东扶贫网，首页上，广东产业扶贫开发项目库的入口格外醒目。轻点鼠标，“产业扶贫项目招商登记”和“产业扶贫项目投资登记”两张表格便会展现在扶贫者与被扶贫者面前。而除了网上登记信息，相关扶贫组织还将适时组织召开产业扶贫项目对接会，促成产业对接，促进扶贫领域的交流与协作。

　　在广东，扶贫社会组织在扶贫项目认定、扶贫产品培育、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贷款贴息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仅2013年下半年，由相关扶贫社会组织办理的广东省级扶贫农业龙头企业贷款贴息项目贷款总额达89993万元，利息额6631．97万元，14个地市65家企业受惠。“很多企业参与扶贫事业，既是出于践行社会责任、树立社会形象的目的，也希望与贫困对象一起在扶贫过程中实现经济效益上的‘双赢’”。一家广东扶贫社会组织负责人说。

　　点评：

　　扶贫开发需要激发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活力。对于前者，更多要靠制度，通过扶贫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通过严格的考核、奖惩机制，调动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于后者，更多要靠市场。在扶贫“双到”工作中，广东用活了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利用“看得见的手”，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建章立制，为扶贫开发编织“制度笼子”；利用“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力量，推动全民扶贫，为扶贫开发提供“源头活水”。

　　（本文原载《广东扶贫》杂志2014年创刊期